徐兆寿：向西，遇见古中国

 

徐兆寿：向西，遇见古中国

 

小时候，冬天的早晨，我和二弟从被窝里爬起，便哈着热气跑到院门前看日出。仿佛太阳在召唤我们，我们都应命而起，而出。——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小时候的习惯真可谓天人合一，但后来我们被城市殖民，远离大地，远离自然，甚至远离太阳。不分昼夜地作息，每天在头痛中醒来，眩晕，恶心，伴随着隐隐的愤怒。我父亲至今还保持着我们小时候那样的习惯，很少有过头痛。他睡醒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地上转悠一圈，去看看他的庄稼，去看看四野的变化，然后回来吃早饭，开始新的一天。现在每次回老家，我都要睡个自然醒，但也正好是日出的时间，醒来时头脑清醒，从未痛过。所以我常常对父亲说，那院房子就一直放着吧，等我退休后再住，重返大地，重返自然。我还想应太阳的命令起床，去像小时候那样哈着气等着它的伟大面世。

记忆中，二弟总是飞速地冲进厨房，在水缸里扳上一块冰放到嘴里，一看祖母在厨房里做饭，便往外跑，祖母追出来，要他吐掉冰，怕伤了身体，他箭一样飞到了院门外。好像祖母被什么劝止住一样，并未追出来。

我们便看到火红的太阳从神秘的东方迅速跳到大地上，整个凉州大地被一片绯红的色彩掠过，然后就暖和了起来。

这时，一队骆驼从北方缓缓走来，穿过巨大的太阳轮廓，向着凉州城缓缓走去，形成记忆中的剪影，也与无数的摄影作品在漫长的记忆中复制、粘合，重新勾勒，永远变动不居。

下午的时候，那个驼队会从凉州城出发，再经过我家远处的那条路，往北荡去，消失不见了。那个时候，骆驼走过的那条道还是土路。几年后就开始铺石子，又过几年，便成了柏油马路。在铺石子的时候，驼队突然间就好像没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代替它们的是一辆辆卡车。很多青年看见卡车过来，就跑去扒车，因此丢了性命。大人们总是成群结队去围观丢了性命的人，回来描述人的身体如何被卡车辗过后的惨状，但就是不让我们小孩子们前去。愈是这样，我们就愈是要冒险。小时候，我们队里的小孩子都曾跳上过卡车，但还活着。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条驼队走过的路是从凉州城出发，穿过民勤周围的沙漠，是往阿拉善右旗汇入阿拉善戈壁的那条隐秘的古丝绸之路的一条小道。我曾穿过那条古道一直到额济纳旗。一路上，除了戈壁，还是戈壁。

也是在民勤和阿拉善，我吃到了当地人的美食：驼掌。当我吃着吃着便想起了童年的骆驼，温暖的骆驼，古老的骆驼，丝绸之路的骆驼，带着某种神迹的骆驼。原来都是被人们吃了。我在喝着那带着酸辣味的驼掌汤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们是吃着自己的童年长大并老于世故的。我们只能如此。生态的延续并不以我们的情感为纽带，这就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天理。我父亲养的羊长大后，他看着那肥大的身材赞叹说，呵，这个羊吃起来一定很香。他的赞叹是由衷的，我甚至能听到他的胃也高兴了一下。但我的女儿，他的孙女就有些听不下去了，说，爷爷，你怎么能舍得吃自己养大的小羊呢？父亲诧异地问她，养它就是为了吃啊。那只小羊是父亲的牺牲，也是天地的牺牲，女儿不明白。但我明白。父亲代表的古老的自然的律令，而女儿动用的是人的情感法则。我无法解释，只能各自去体会。

在青土湖畔，我看见广袤的沙漠将大地淹没，一条新修的公路通向陌生的北方。我问朋友，这条路通向何方。朋友说，阿拉善右旗。我的目光消失在遥远的北方，心里喃喃自语，阿拉善，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到底是个什么模样呢？

也许是因为这好奇，也许是因为这念想，那年秋天，我就去了阿拉善。一个笔会给予了我这个机缘。从阿拉善左旗出发，我们一行十几人顺着一条原始古道往阿拉善右旗奔去，然后又到额济纳旗，一天之内我们跑了六百多公里。一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很长时间才能碰到一辆车相向而行。额济纳旗据说是匈奴和西夏民族最早的首都。若从匈奴和西夏人的生活场域来看，这条荒道倒是他们无障碍的天然通道。当我站在中蒙边境策克口岸遥望外蒙那茫茫荒野时，我便想起古中国那些策马扬鞭的往事。

那是一条很少有人提及的古道。原来它就并列在河西走廊绿洲的北边戈壁上。不为人知，古老而蛮荒。我童年时看到的那些骆驼都是从这条古道上走来的，我们并不知道。直到去阿拉善之前，我一直以为丝绸之路是从我家凉州城穿过的那条大道，另一条小道便是沿着黄河与草原的一条通道，人们称其草原丝绸之路，但是，它们从景泰开始仍然要回到凉州这个大通道上。我们从不知道在戈壁深处还有一条生命的通道。

但是，阿拉善人和蒙古人知道这条道，我的先祖们知道这条道。他们曾在这条荒道上谋过命。由此我明白，丝绸之路绝非一条官办的线性之路，而是由无数条民间支流构成的带状之路。

河西走廊的西端有一条河叫弱水。第一次听说时，就感叹于古人命名的诗意。大概的意思是它流得很弱，不能载舟，然而又绵绵不断。它们从祁连山中生发，一路柔软地漂流过来，喘着息，似乎要断气，然而又活过来，终究在下游积成一片湖泊，一片令人惊叹的生命。人们叫它居延海。

我在居延海上泛舟时，你绝对不会担心东海会突然蒸发，你只会担心东海会侵犯大地，会淹死人类。它有时令人恐惧。但是，当你站在这片叫海的水上，你时刻会担心它突然间蒸发，只剩下死寂的沙漠。这靠祁连山上的积雪融化成的水域因而显得无比珍贵。仿佛祁连的鲜血，只是它没有鲜红的颜色而已。

它的四周仍旧是沙漠、戈壁，全是亘古的敌人，从来都是孤立无援，从来都是单枪匹马、孤身犯险，然而又那样情愿，一意孤行，故而它也是沙漠、戈壁的美丽新娘。在对抗中联姻，在握手时相搏。所以，平等，自在。

你不得不相信，额济纳旗成为匈奴发家时的首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在整个河西走廊绿洲以北，确实也只有这里有如此广阔的水域。上世纪在这里出土的汉简，像是专门从地下站出来证明这里曾是繁华的要冲。

我在那片叫海的地方，曾深深地遥望着它的北方，很久，很久，我不知道那一无所有的茫茫北方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景。历史上，有关它的故事骇人听闻又苍茫无助。

后来，我便去了那里，坐着车到伊犁河流域的昭苏草原上辽望。那么辽阔的草原，那么多低头吃草的马，像是中世纪的遗民，不知有现代文明，仍然慢条斯理地过着游牧的生活。在那里，我们见到早已绝种的汗血马，我才知道整个中国的北方是一片亘古以来的草场，只是地质的变化使一部分地区形成了戈壁、荒漠。

在张承志动情而举义般书写过的夏台，我又一次看见一条古老的丝绸之路通道。只是，那是一条冰大坂，是北疆通往南疆的重要通道。于是我根据我所知道的少有的知识，画出了一条古代异常广阔的草原之路。我不知道它的东部在哪里，但我猜想它的西部一直到了东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边缘。

回来在地图上查看，在历史中摸索，便知道这就是古代欧亚草原，也可粗略地称之为古亚欧大陆。二世纪的古亚欧大陆的地图东端是汉帝国，西端是古罗马帝国，中间便是迢迢古大陆。

古大陆上飘着一条华丽的丝绸，它来自中国。

我在复旦读博士的时候，非常关注人的主题。我以为中国自现代以来，就进入一个人学的主题，神学随着孔家店的打倒和科学观的确立而覆没，然而没有了神学的背景，人学的主题也一再地进入虚无主义、物质主义或欲望主义的泥淖。人们没有任何信仰，道德的大厦无从建立。文学也一样，文字所指皆为欲望或虚无。人被终结了。人成了一个空洞的符号。

但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希望我研究西部文学。那些年，包括到今天，他对西部文学的关注在中国仍然是众所瞩目的事。他说，中国的西部，地域辽阔，容易产生悲壮之情，精神在那里容易生发，文学有大气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那里是中国文学的希望之一。我便把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西部文学。

老实说，因为盲审的原因，也因为当下论文写作体例的要求，我只好将我大量的想法暂时搁置，而把那些人人皆知的东西搬到纸上。整个博士论文的写作是令人颓唐的，沮丧的。然而，我还是有所收获。

在我再一次梳理西部文学时，我也很清楚，它同时也是清理我自身的思想场域，确立我自己的精神维度。我清晰地看到了一种当下中国文学很少去提及的现象，那便是在整个的西部，恰恰由于经济落后、山川阻隔，古老的原生态文明还历历在目。中国的西北是旅游大开发最后一片风景。浩瀚的沙漠，无边的戈壁，空旷的中国。我看见现代性思维从东南沿海登陆，像光晕一样一圈圈向中国中部荡去，又向西部扩张，但到西北的时候被当地的原生态文化有力地回击着，构成了对话关系。

那是从民间生发出来的一种回声。我以为，那就是古老中华文明的传统回音。儒家文明、道家文化、佛教信仰以及伊斯兰文明的书写，成了西部文学一片独有的情怀，而这正是中国社会所呼吁的传统信仰和精神维度。

它保存了中国文化的元气。可以说，西部是今天中华文化最后的栖息地，原生态的文明还散发着它纯正的袅袅炊烟。

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托命之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作家自愿认领这样的使命。孔子乃周代文明的托命之人，不是哪一个人给过他权杖或什么戒指，也不是像耶稣一样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救世主，而是他精神的自觉。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秉承上天的旨意，在形而上的探索中自觉地承担了大任，一如孟子所说的那样，即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最后仍然不改初心，所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此种托意，也许只有文学才能显征地表现出来。如果说路遥的作品是现代性思维发出的城市中心主义对乡村压迫的痛苦表现，那么，贾平凹就是道家发出的求索之声，而陈忠实则是儒家对时代的反抗。陕西的文学仍然很模糊，它与中原文学捱得太近。但到了西北偏西之处，在昌耀、杨显惠、张承志那里，我们仿佛看见中国文学被撕裂的伤口。他们把蒙在西北社会现实之上的那层纸捅开了，为我们呈现出一个突兀的西北部，一个黝黑得几乎很难让人接受的西北部。但就是这样的西北部，你只要真正地确立了，你就是昆仑，你就是天山。

在甘南草原上有一个女人叫恩贝，她的丈夫被杀害，杀人者按现代的法律规定被关进监狱里，很多年之后又被放了出来。恩贝不认同这样的法律，她认同的是古老的律例。于是，她让三个儿子在长大后去了集市，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仇人杀了。儿子进了监狱，她一点都不后悔。别人问她为何搭上儿子的未来，她反问别人：难道你们忘了古老的律例？杀人必须偿命！

这是杨显惠笔下的甘南。恩贝信的是藏传佛教，她有她的信仰。这篇小说让我想到梅里美的一个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主人公因为其独子不守信义向官方把土匪出卖了，便毫不犹豫地把独子枪毙了。

那枪声一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我的心跳还在加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写？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对这个道德丧尽的社会充满了批判。所以，那枪声，那刺杀的行动，也是向着这个不义的时代的。梅里美所生活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初期，与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共同的特征——人们把道德都踩在脚下，而视利益为上帝。

然而，这些书写仍然在现代性的步伐下徘徊，它仍然拘囿于中国的现实与地理。张承志却不是。他是中国第一个把目光从大西北向中亚、西亚、东亚、欧洲、非洲投放的作家。他也是第一个站出来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进行对抗的作家。他由此而确立，但他也同时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那些知识分子是靠现代性的单只乳房哺育的。

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太多了，一说到西方就犹如找到了主子，而一旦说起中国的传统就恨不能在过去的毁庙行为之上再烧一把火，彻底地将其燃烧殆尽。他们对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嗤之以鼻，而对上帝膜拜不已，仿佛一说到孔子、老子，就是不要平等、民主、自由，又要回到专制社会似的。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

然而，我也没有见过几个作家敢于站出来说传统是好的，几乎一个都没有。有那么多作家梦想超越《红楼梦》、《金瓶梅》，他们的梦里面只有技巧，却毫无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子。

张承志是一个异数。顺着他，我看到了从中国西北开始向西方不断延伸的古丝绸之路。先是中亚，越过帕米尔高原，然后向着伊朗高原，向着黑海，然后伸入整个欧洲和非洲。

一条中国的古道就这样在尘封中被打开了。

中国人的元气、自信乃至古老的血性全都在那里一一闪烁，发出奇异的光彩。但有多少人认识那光焰呢？

黄河以西，便是祁连山脉。古代匈奴人也把它叫天山。它的南麓是青海北部，北麓则是甘肃西部的河西走廊，而整个的河西走廊，又牵制着宁夏和内蒙的部分地区。这些广大的地区在中国古代几乎统属于一个大的范畴：凉州。整个五凉时代，这些地区的人们你争我抢，不断地描绘着这片变换不定的地图。如今，那些王侯将相在哪里？他们的子孙又在哪里？

谁知道呢？

我就是从凉州开始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十八岁那年，第一次出门，就往西去，顺着古丝绸之路，去看天马，去看古道的辙痕。无边的忧愁便吹进了我的胸膛。那一年我写下不少的诗。然后往东，去看现代性支配下的当代中国。再后来，我不断地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看遍了中国。

我在中国的边缘向着中心不断地徘徊着，就像卡夫卡《城堡》里的那个主人公一样，终究进不了中心。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的原因，我开始迈首向西。

在废弃的古中国最大的马场上，在被风雨冲蚀得快要消失了的汉长城旁边，在凝固的天马前，在恍如隔世的彩陶前，我曾黯然神伤。它们的声音微弱，甚至沉默着。有那么一刻，我天真地想唤醒它们。

那尊被确立为中国旅游标志的天马，就是在离我家几公里的地方发掘的，是我出生的第二年发生的奇事，但我直到十五岁那年才知道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它不曾对我的家乡产生过什么作用。即使在今天，它也未曾真正地在精神上启示过那里的人们。

它飞翔在古老的中国，但它凝固在今天的西北。在这个以经济来衡量一切的势利时代，落后的凉州能带领中国飞翔吗？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提问。

我曾久久地坐在山丹军马场那个废弃的军营里，试图想在精神上遭遇一些什么奇迹。但我失望了。后来，我躺在那无边的荒凉中，想像小时候那样再看一次雄鹰的翱翔，竟然也失望了。汗血马早已成为传说，难道连我小时候常常跑着追的雄鹰也忽然间藏到天空的深处？我在那里写下一首颓唐的诗，回到兰州。

兰州自命为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可谁认你这个中心？它仍然是北京眼里的边地，是上海人心中的荒地，是广州人心中的沙漠。直到2010年的时候，我在上海仍然碰到有人这样问我：你们那儿有电吗？我忍住些许的愤怒说，没有，我们还点着煤油灯。他又问，你们还骑着骆驼上班和上学吗？我就笑着说，不是，我们骑着猪，骑着豹子。他更好奇地问，真的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你们是不是还是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我无言了。

白岩松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时说，中国人是拿着放大镜看美国的，但美国人看中国时把放大镜拿反了。天下的道理是一样的。在同一个中国，在同样的政治背景下和媒体影响下，西部人看东部是拿着放大镜，而东部的人们看西部是反着的。

世界从来都是如此，这就是势。抱怨和愤怒是无效的。你必须重新寻找新的支点，从而确立你自己的世界观。你不能被别人的世界观所覆盖。由是我明白了张承志为何那样愤怒，明白了为什么他要以西海固为自己世界的中心，而不是以北京、上海或是纽约、巴黎为中心。

在河西走廊的中部，在祁连山北麓的草场上，徜徉着一个稀有少数民族，裕固族。这个只有一万四千多人的少数民族像一朵鲜花绽放在干涸的河西走廊上，过着与河西土著民完全不一样的游牧生活。随着教育的同质化、旅游的全球化，这个民族充满了表演的色彩，但其内里正在消散。散文作家铁穆尔是那个民族的文化旗手。我在他的散文中看到一个弱小民族在全球化步伐下行将消亡时的无奈、伤痛，乃至悲愤。最近我们开会又住到一起，他送给我一本台湾出版的裕固族人当代生活的口述史。这本书暂时还没来得及看，但我对他近来的工作却极感兴趣，他从河西走廊出发，去寻找裕固族族人的故乡阿勒泰，从那里他又寻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先祖空间：阿尔泰语系和欧亚草原。他给我介绍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这一次，我清楚地知道了在我们的北方，其实有一条自古以来就有的文明运河，它与中国从古至今一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接触，但我们很少去认识它。我是在新疆的几次考察中隐约认识到它的巨大存在，但因为自现代以来世界的中心在欧美，是从海上抵达那里的，所以我们总是会不自觉地把目光匆匆收回，越过大洋，往彼岸看去。

去年春天，我邀请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携他新出版的《华夏上古神系》来西北，就他的这部新作与甘肃的学者们进行了一次对话。在朱大可先生看来，整个人类的神话与人种一样，也是从非洲走出来的。它分第一神系和第二神系。第一神系在走向全球的过程中衰减，与当地的文化结合形成第二神系。在亚洲便产生了属于亚洲的第二神系。他认为中国人的神话是从河西走廊这个端口走向中国的。

他的这个观点令研究先秦文学、文化见长的甘肃学者颇为惊讶，我个人也颇受启发。我倒觉得大可先生的观点我们不一定完全去认可，但他将中国文化引入世界文化的这样一个思路启发了我。

我和他后来有一个对话，我认为我们要打破过去关于中国古文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要把中国文明对世界文明史的再造作用找出来，参与世界文明的创造，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将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有两个观点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我们中国的文明是自给自足的，它诞生时就自在地产生，存在时也自在地融合着各种文化，像大海一样绵延不断，不会干涸，所以当古代四大文明中其它文明都消失或中断了的时候，只有我们的文明始终延续；另一个观点是我们从地理上来说与世隔绝，所以始终拒绝文明西来说，但也从未说我们的文明影响过除东亚、南亚、中亚之外的世界。这与我们保守的、力求发展的弱势文化心态和与西方对峙的意识形态有关。它阻碍了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从而也妨碍了中国人的文化创造。有趣的是，被认为最具全球视野观的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巨著《全球通史》中也是如此认同的。

2006年，我在给学生上西方文化史时，曾经打开过若干本关于世界文明史的书籍，几乎没有一本是中国人写的，而且写得最好最通俗的书是欧美作家或学者写的。有一本全球文明简史是英国一位作家写的，我在里面几乎看不到多少中国文明的叙述，似乎那位作家偶尔抬头时，想到今日之中国，便从虚空里把中国拉进来说一下，完全言不由衷。我较喜欢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他与雅斯贝尔斯一样，是真正想放开欧洲中心主义（但实际上在骨子里仍然是），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对整个世界进行新的叙述。

他的这个叙述最重要的倾斜在于，过去西方人看世界是以东欧为中心，再向全球演化的，而他的叙述抓住了一个重要的地理位置，即欧亚大陆。尤其是公元1500年之前的历史就是以这个地区为中心而展开。通过他的叙述，整个世界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中国。

他说，那时的世界一端是中国，另一端是罗马或另一些不断崛起的帝国。但中国这头是稳定的，像是风筝的线头，另一端便是不断在飘荡的西方帝国。

他对中国自周以来至明时的文明也了如指掌，且给予充分地肯定，他说的话与我们中国历史学者说的话似乎没有多大的出入，然而，我最终发现他对中国其实一无所知。我说的一无所知指的是他对我们的文化基本没有切肤般的了解，但我们正浸淫在他们的文明中而不自知，因此我们敢于说我们对他们的文明是了解的，体验着的，而他没有。他也从未来到过中国，所以，他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属于纸上谈兵，隔靴搔痒。

他一方面想说明，中国在汉以后参与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再造，尤其是三大发明（他们不承认我们的造纸术是第四大发明，但承认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对世界的影响简直就像阿里巴巴的钥匙，打开了近代历史的大门。但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中国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导致中国与世界运动的相对脱节。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无力驳倒这样的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观，但是我又每每感到不情愿。这不愿多少有些非理性，也充满了无奈。

在这个时候，之所以有那么多人不愿承认文明西来说，是因为内心中的民族自尊心在起反作用。当然，也有那么多留学回来的人支持文明西来说，是想从他们认为的全球史的角度来解释中国，是另一颗中国心在起作用。只是这另一颗心的跳动与过去欧洲中心主义是一致的，若能与斯塔夫里阿诺斯一致就已经非常好了。

这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道心槛。

2006年，我去临洮考察老子飞身之地，在当地听到很多关于老子的传说。当我站在临洮县城附近的岳麓山上时，我就在想，老子为什么要往西走？他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他果真是在这里终了的吗？

《太平广记》上说，他涉流沙，要去安息国，为什么要去那里？

去年我听朱大可先生说，他认为老子与释迦牟尼是卵生兄弟，有诸多论据。无论他的观点是否能立得住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人们都在寻找老子与西域的诸多关系。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在寻找中国学术与整个世界学术的关系。他还认为，墨子是从波斯来的。也是同理。现在的学者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候，西域就是中国人参与世界文明的地带。就像今天，我们必须要与欧美打交道一样。

按朱大可先生的推测，老子要么是要回到故乡，要么是按雅利安人创造的婆罗门教的方式去隐居，等待死神的到来。那么，他也有可能隐居到当时还属于西秦的西戎之地来。至于老子化胡说，现在看来，纯属道家学者臆造。

那么，老子是真的终了于临洮吗？也不见得。这也仍然属于民间传说。

那一次我参观了在临洮的马家窑彩陶。那些至今仍然闪闪发亮的釉彩和先民画下的符号震撼了我。我专门去马家窑村看了一下那里的遗址。除了无边的风和远处的山岚，一切都消失了。这里曾经在5800年至4100年间产生过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彩陶。今天我们将其称为艺术，事实上在先民时代，它们就是先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在中原文明向西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了世界文明向东的发展，于是，在临洮的马家窑附近产生了世界文明的一个中心？

但我没发现有这样的论点，因为学者们都否定文明西来说，所以一致强调马家窑彩陶是中原的仰韶文明向西发展的一个突变。但谁能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异彩？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每一种新的文化的产生或者发展，都是与异质文化交汇的结果，那么除了中原文化向西发展的这个脉络，来自西方的文明又是什么？

事实上，在5000年左右，临洮这个西北偏西的地方到底属于哪个国度，我们现在很难确定。那么，原有的小不点的中国难道不是在向四方扩展吗？难道她不是在参与谁也不知道的全球文化运动吗？我们为什么要否认历史？

从今天来看，很多人都说彩陶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仍然是欧洲中心主义之论。因为美索不达米亚不但是西方文化“两希文明”的一支——希伯莱文明的发源地，而且是自亚历山大以来一直被希腊化的地方。原有的文明就这样被消灭了，今天我们只能看到那文明的残骸：楔形文字、古老的史诗、最早的法典等等，但是是不是要把人类最古老的智慧全都集中于《圣经》诞生的地方呢？这至少应当被强烈地质疑。

在过去，历史学家不大重视欧亚大陆的演变，所以对古老文明的研究便都集中于美索不达米亚这里，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那片大陆也正是亚洲文明与欧洲、非洲文明交汇所在。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的文明在那里得到交汇、交流并发展。那里确实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然而，我们也不要忘了在整个的古中国，在这片大陆上，在亚洲的东部，这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它也是全球文明交汇的另一片大陆，只不过它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要大得多，而且它的四周确实是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所以，这片平原上的文明再造便显得过于简单，而且过早地显示了它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全球化运动在历史学家那里被忘记了，或者说被今天的现实而遮蔽了。

或者是否可以说，历史学家们过于把战争放大，将战争的符号当成历史了呢？难道中国文明过早的统一是历史的灾难？也许对于文化再造来看，文明常常需要动荡和冲突，但对于人类的追求来看，和平才是永恒的主题，难道它是历史学家的敌人？或者说历史学家不太重视人类的内在追求，而只是片面地描述历史的势力？

这也许是我一个作家的天真疑问，会被历史学家嘲笑，但我总觉得历史学家就是因为重视历史的势力而常常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因此便看不到生命的真实和宇宙的真谛。历史若是这样，它便是非正义的。这样的历史，我以为必须反抗。

沿着马家窑彩陶，我们很容易看到另一片文化的原始之地，即天水伏羲文化区，再从它出发再往前摸，便看到了大地湾文化。在那里，我们还是会看到彩陶。考古学者认为，这里至少有6个文化层，第1至3文化层形成于距今6万年至2万年，他们在地层中发现石英砸击技术产品，如石英石片、碎片等。洪荒岁月，我们真的难以想象。第4文化层距今2万年至1万3千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陶片。按人们的估计，那时仍然属于愚昧的母系文化时期，性崇拜正当其时，文明的曙光还在黑暗中荡漾。第5文化层距今1万3千至7千年，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陶片；第6文化层距今7千年至约5千年，主要文化遗物为半坡和仰韶晚期陶片。这时候，我们的先祖已经开始有了伦理的创造，但仍然要等待一个叫伏羲的男人和一个叫女娲的女人出现。

如果我们从这些发现出发，就可以断定，这里的先民至少在距今1万3千年前就开始制作陶器，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万年之前。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设想这里是最早开始制作陶器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两万年前使用陶器的考古发现。哪一个地方都不敢轻易说是陶器的第一个发明者，同时也毫无意义，但是，一个问题便产生了——为什么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这样的“革命”？

它充分说明，在我们自以为是地球上的中央帝国的时候，世界其它的地方，尤其是从我们的西端一直到美索不达米亚，再到克里特岛上，正在发生着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全球化运动。

在大地湾遗址上，我抬头便看到一条早于丝绸之路之前的古大道，那是先民们在古欧亚大陆上行走的古道。事实上，从《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等记载来看，早在丝绸之路被汉武帝开凿之前的一千年前，周穆王就在开凿玉石之路。那时，玉石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是神圣的祭祀圣品。周穆王在西域会见了西王母。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文字记载。那么，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呢？难道不可以言说吗？

在玉石之路开凿之前的几千年前，在中国与整个西域乃至中东，是否存在一条浩浩荡荡但无比艰难的彩陶之路呢？人们将食物装在陶器里，运送到遥远的东方或西方，于是，不仅仅是彩陶技术远播世界，而且粮食的种植技术以及粮食的种子也远至海内外。就像风将一些植物的种子送至世界各地一样，人类曾经一定经历过将粮食的种子、植物的种子运送人迹罕至的地方。生命就是如此流转并得以繁衍。

考古在这个时候是无效的，且是盲人摸象，南辕北辙，离题万里。想象在这个时候显得无比重要，且为人类带来一个诗意的过去。

但有一种想象极不美好。那便是以欧美中心主义的方式去想象遥远的还没有被认清的中国。

我过去读好几个版本的全球史时，每当看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斯巴达300勇士的故事时，我就深深地为中国鸣不平。在那些史书里，穆天子会见西王母、黄帝和炎帝的阪泉大战固然很难有考古证明而写入历史，但是，春秋时期的那么多战役以及陈胜武广起义、刘邦项羽大战等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具有历程碑意义的战争都未写进全球历史。好吧，如果说这些战争只是中原王朝争夺王权的斗争的话，那么，汉武帝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说是世界性的吧，我们也很难看到几笔，更不要提少年英雄霍去病了。

意识形态的对抗充分地体现在文化的对抗上。想象在这里显得极为荒唐。纯粹的学者是不存在的，都被政治裹挟。或者说，是学者们自造了一种意识形态，政治家不过是利用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中国需要世界史，而是世界史需要中国。从雅斯贝尔斯和《大哲学家》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试想想，如果从《大哲学家》中把孔子、老子取掉，世界会是一个怎样不平衡的世界？再想想，如果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不描述中国，那么他的这部巨著将无法完成，因为它的一半的历史在与中国发生关联时产生的。

然而，世界就是如此地不平衡。它是坍塌的，它的沦陷就在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质量看上去要远远大于秦汉帝国的质量。它的沦陷还在于连我们中国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哲学、文学、神话都从幼儿时期就进行着全面的教育，而我们自己的历史则被简单地处理。在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已经没有自己的故事陪伴孩子入睡了。当我在讲亚当、夏娃、普罗米修斯时，我拼命地想搜索女娲、盘古一类的故事，可是我发现孩子在幼儿园里接受了西方的神话，所以她对亚当、夏娃的兴趣明显高于女娲、盘古。她们玩的游戏也多是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内容，她们看的动画片或动漫书则是日本的，而她们崇拜的明星又是韩国的。等到她们大一些可以看电影时，他们当然地选择了美国大片。整整一代人在集体性地接受西方文化，而有选择地集体遗忘中华文化。

是的，我说的就是这种全面的沦陷。所以，当西方的历史学家将中国的历史置若罔闻时，我未曾听见几个中国的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历史鸣不平，恰恰相反，我听见很多学者对我们的四大发明充满了质疑，对古中国曾经在世界上与古罗马等帝国遥相对应地存在嗤之以鼻。最近，就有一位历史学家在大谈丝绸之路。他说，中国从来都没有主动地开发过丝绸之路。难道他不知道丝绸之路之前有一条玉石之路吗？那不就是周穆王西征而打开的一道通向西域的道路吗？汉武帝打击匈奴，夺取西域天马，中国与西域通商之路自然洞开。他说中国从未跟西域进行过经贸活动，没有通商港口或海关。那也许与我们中国当时的国策有关，但是难道官方如此，民间就没有通商吗？他也许应该去重新看看敦煌的文献，重新去看看敦煌附近的悬泉置——那虽是一个驿站，但它简直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古代图书馆。在那里，他会重新思索古代中国的一切。他就不会以今天的思维去要求古人了。在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在转发他这篇文章，我看到文章统篇都是对中华文明充满了不信任的诋毁，而对西方文明又那样亲近。我想，这可能就是当今很多中国学者的立场。

是的，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谈陆路丝绸之路可能埋藏着我们民族复兴的梦想时，我听见了嘲笑声。不止一声，是一片。来自沿海，来自现代性，来自工业。那些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学者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着他们对西部的认识，仍然拿着从西方学来的那些东西向西部布道时，我看见他们的眼光从未越过天山、从未看见那块巨大的欧亚大陆，我就知道，他们毫无资格去谈丝绸之路，然而他们却自以为是文化中心的代言人。

尤其是，当他们把西部仅仅作为一种景观和符号大加赞赏的时候，我知道他们的心里是多么地高高在上。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旅游考察，我发现很多地方的旅游规划都是北京、深圳的专家们来做，他们匆匆在当地观赏两三天，回去后就将西部规划了，而那些规划大都死于行政长官的更替中。即使有修建的，也是不伦不类，与地方文化多有脱节。我还参加过很多文学、影视方面的会议，那些从北京、上海来的专家学者想当然地要对西部的作家们进行扶贫时，我都默默地退出了会场。他们滔滔不绝，一谈就是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从不给西部作家、学者充分发言的机会。是的，他们是来布道的，不是对话的。我深知这一点。但是，有两次我可以发言，便莫名地冲动、动情地为西部而辩护。然而每一次辩护的结果都使我觉得无比孤独，总是疑心自己可能是错的。

在时间的弥合中，信心重汇，激情重聚。我可能又要为西部而辩护。

在此，我要告诉曾经与我激烈争辩的朋友们，我不是与你们为敌，而是与你和我心中都曾有或正在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而斗争。有人问为什么，我说，为古中国的尊严，为我们自己的尊严。我在黄河以西的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十年，我也曾经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对传统进行过批判，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们并未得到自由，并未得到我们想象中的信仰，相反是虚无，是怨恨，是无边的孤独。是命运让我重新踏上古中国的路程，向西，去寻找儒家、道家向西的脚步，向西，又迎接从西方来的佛教。我知道，我们也应该像汉唐时期迎接佛教一样去迎接欧美的文化，然后将它与中国原有文化融为新的世界文化，那正是世界文化的未来，但是，汉唐时期人们并没有贬低自己的文明，现在我们是要彻底地将它遗忘了。还有什么融合？作为子孙，这是最大的不孝，也是最大的背叛。我以为，我们应当明白，当我们开放国门最大可能地迎接世界的时候，我们还应当反身向古，试着去重新理解我们的传统。我们应当对世界说不，也应当对所谓的欧美世界说，我们所在的地方，也是世界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重新去构建新的世界文明史，而不是我们必须去欧美那里，站在远处看中国和整个世界。

我们为什么不能站在中国看世界？

2011年冬天，我坐着飞机从上海飞往兰州。由于劳累，在窗户边一坐下便睡着了，根本来不及察看天上到底有没有神仙。快到兰州时，我醒了。就听有人看着下面说，怎么没有一点草啊，光秃秃的，好荒凉啊，立刻有人附和着说西北有多么不适宜人居。

我却莫名地热泪盈眶。出去一年多时间，回来时竟然如此地想念我荒凉的山川。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诗人第一次去青海，当车子在无边的戈壁上奔跑时，他突然对师傅说，请停一下。他下了车后，立刻跪倒在戈壁上，然后，他深深地亲吻着戈壁，久久未曾起来。当他上车时，眼里都是泪水。有人就笑他，你真的太性情了。他说，我从未见过如此的大美。我相信那位诗人是真诚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我对荒凉竟然有这样深入骨髓的爱。、

年龄是非常微妙的。四十岁以后，我就不再那么陶醉于青山绿水了，而是倾心于荒漠。我看见大漠、戈壁、沙漠以及那些光秃秃的山梁时，便格外亲切。我再也不认为青山绿水是生态，而荒漠就不是生态。荒漠是另一种生态。世界上信仰多是诞生于荒漠与半荒漠地带。犹太教如是，伊斯兰教如是，佛教如是。海拔越高的地方，和荒漠化程度越大的地方，信仰就一定更坚定。

故而我认定，在中国，唯有西北这样辽阔而苍茫的地理才能产生伟大的精神。恰恰是，也只有在西北，在丝绸之路上，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从西向东传来，而儒家文明、道教又从东往西而去。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在河西走廊以及以西的地方汇聚，重新生长。在五凉时期，河西走廊不仅是中国儒家文明最昌盛的地方，而且是佛教翻译中心之一。从敦煌文献可以看出，在汉唐时代，中国与整个世界的来往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

 

我家的门前就是它的一条斜岔古道。我一直觉得在九十年代之前，凉州人还过着魏晋隋唐时代的生活。如果1968年不把凉州大地上的那么多寺庙拆了的话，那么，你会疑心来到了古代。即使到了今天，凉州人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一个酒场从前一天相约，第二天十点就坐到一起，然后边喝边吃，喝到下午五点，然后再要吃的继续喝，直到夜里四五点，不把每个人喝倒似乎是不能离场的。“葡萄美酒夜光杯”“胡人半解弹琵琶”。美酒是有，但开放的美人已经不在。美人早已被儒家礼教拽到厨房里了。但后来我发现，凉州的女人还是比其它地方的女人都能喝。若是男人不行，女人就会上场。女人一旦能喝酒，喝醉一桌子男人也不在话下。我每次回家都怕喝酒，但好在大家都知道我不胜酒力，所以常常是看客。

我一直在想，从秦岭以西，尤其是黄河以西，就早已是西域的地盘了。整个河西其实与西域的关系更加密切。它是整个欧亚草原以南最为富庶的地方，所以，历史上所有强悍的西北民族一定要首先将这快地方打下来，才能问鼎中原。匈奴如是，西夏如是。我们家乡的风俗一半是汉文明，另一半则是西域文明。我们家乡的人从古至今一直在西域盘桓，很少去东部的，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我老家村子里的小伙子、姑娘们都愿意坐着火车去新疆打工，却不愿意坐着汽车来很近的兰州。因为在新疆，他们总是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每次回老家，总会遇到我那些没有好好读书的侄子们。我问他们在哪里打工，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新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兰州、西安或北京、上海、广州？他们沉默一下，然后笑着说，那边我们不熟，新疆熟了，再说那边武威人也很多。于是，我便知道，他们是依着古道在行走。我在新疆昭苏去考察天马的时候，发现那里生活的人们两千多年前是生活在凉州和整个河西走廊的。也就是说，河西走廊与整个的新疆是一个民族大迁徙的场域。这种迁徒几千年未曾中断过。我的曾祖父们就一同坐着古代的那种大马车去了新疆，在古道上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等着我去辨认。我爷爷一个人留在了凉州。我父亲总有一种冲动，想去新疆寻找那些亲人们，所以每年都有去新疆的打算。我唯一的姑妈就去了新疆伊犁的巩留县。父亲的这种冲动也似乎遗传给了我。我曾经根据老人们的记忆和一些家谱的印象在网上寻找过那些亲人，但都未有信息。我父亲曾经在五十多岁去看过一次他的姐姐，在那里待了一周，回来说原来新疆的土地比我们这里要多得多。那话音仿佛是后悔当年未曾与姑妈一起去新疆。我母亲也说，七零年那年，我二弟刚生下不久，凉州又一次闹饥荒。那时我父亲和母亲总是吵架，父亲总是打母亲，母亲便有一种冲动，想抱着二弟领着我去新疆。可是她怕未到新疆就把我和二弟饿死了，未遂。

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是向着东方，向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更远一些说，是向着大洋彼岸的欧美。这种向度是在北宋之后就有的，进京赶考，去遥远的中原或江浙做官，是我们这里读书人的理想，但是自北宋之后，长安以西就基本上不出文人了。我的家乡凉州算是甘肃出状元、进士或文人最多的地方了，但比起江浙一带来讲，就是九牛一毛了。有人统计过，到了清代，整个甘肃的进士不如江浙有些地方的一个村子。但我们还是不断地向着北京、上海的方向在读书，在行进。

准确地说，应当是在三十六岁之前，我的目光一直在向着东方，但三十六岁之后，我就开始不自觉地把头转向了西方，那个我的先人们自觉迁徙的旧大路上。那是我开始研究丝绸之路旅游的时间。

十多年来，只要有机会，我就莫名其妙地想去更西的地方看看，所以常常到新疆去寻找什么。我在前面说过，在我长期生活的兰州，是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它的西边是中国三分之二的版图，可是，在北京、上海人的心里，它已经是边疆了，仿佛我们走几步就到了外国。这种感受从来没有被我们认真地对待和分析过。

事实上，假如从这种感觉出发，我们就应该相信，我们常常说的中国其实就是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而黄河以西始终是中国与世界再造的版图。河西走廊以及新疆、西藏、内蒙是那个古中国版图中时有时无的地区。在这里，恰恰是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不断聚居和迁徙的地区。尤其是新疆，它是整个世界在东方的交汇地。为什么我们总是把美索不达米亚讲成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而不把黄河以西的另半个中国当成世界文明的交汇之地呢？当我们说讲述希腊与美索不达米亚之前的诸多战争甚至在讲希腊岛上的诸多战争时，就认为是在讲述世界，而我们在讲述中国的诸多战争时就被认为只在讲述中国而不是世界呢？

一大半的中国人从未踏上过兰州以西的土地，所以，他们根本无法体验中国之大与中国就是东方的世界，所以大多数中国人的世界观就是中国之外的世界，而把中国这样一个广大的疆域缩小为连古希腊半岛都不如的小地方。如果斯塔夫里阿诺斯能踏上古丝绸之路的半个中国，他对世界的感受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如果我们把中国也当成一个世界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有另一种世界观赫然树立。那么，我们就会承认，中国在与北方的大漠、草原，与西方的欧亚大陆从古至今发生着深刻的交流。世界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片大陆，而中国也通过丝绸之路或北方草原参与到每一次的全球化运动之中。比如，中国对匈奴的战争，成吉思汗对欧亚草原与大陆的征服，都是全球性的战争。它们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进程。还有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等等。同样，整个世界也在不断地再造着中国。从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来看，北方欧亚草原从西周时就开始影响中国，然后历经汉时的匈奴、南北朝时的北方诸族、隋唐时的突厥、五胡乱华、西夏、辽国、金国，再到蒙古、满清，甚至近代的日本、俄罗斯等，这些民族和国家都在不断地通过欧亚草原侵袭中国，然后多与中国的文明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明共同体的一分子。

而这片东方世界的历史从来没有被欧美历史学家看作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中国文明当成另一个中心来看待，他们仍然是将中国看作是欧美中心的一个还没有被认识的边缘地带。即使是近些年来影响很大的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概念中，他也没有把中国纳入进这个文化概念中。他的东方仍然是中东与印度。这是因为他生活在美国，他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点来划分世界的。

我一直觉得，在汉唐时代，世界是有两仪存在的，一仪在西方，即古罗马帝国，它由遥远的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徒而来的犹太教演变而成的基督教为信仰，以古希腊哲学为理性，加上斯巴达和古罗马的野蛮血性而缔造为一个强大的帝国。

另一仪在东方，即汉唐帝国。它由从西域传播而来的佛教以本土逐渐兴起的道教为信仰，以儒家精神为理性，加上秦帝国的野蛮血性和源源不断从北方草原民族借来的原始本性而缔结成为另一个强大的帝国。它们的中间不断地有一些帝国出现，但都未曾将世界的这样一种平衡打破。即使是到了伊斯兰世界的崛起，基督教文明仍然与中国文明横亘在东西方，而中间地带是伊斯兰文明，世界仍然是平衡的。从印度生发的佛教很快在印度消亡，但在中国兴盛。它的命运犹如犹太教和基督教，总是在遥远的国度产生永恒的魅力。

在那些时代，无论是基督教文明世界，还是伊斯兰文明世界与中国，各自都有着强烈的文化自信。然而，自现代以来，世界慢慢地向着欧洲倾斜，伊斯兰文明世界与基督教文明世界形成对立并居于衰落状态，中国则被列强瓜分，古代文明被西方文明渐渐取代。整个世界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伊斯兰世界与中国都失去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尤其是中国。

这是可怕的，对古中国文明也是不公平的，对整个世界也是不负责任的。因此，我始终在想，我们还能不能寻找到世界的另一仪，从而保持世界的平衡。而那另一仪，必然是对古中国的重新思索、评估，重新叙述和抒情。

这样做的结果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担心的我们不要自由、平等、民主等这些人类的普遍价值。那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结果。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在这些价值的基础上，重新改造我们的古代文化。

而这一切的开始，就是从重新认识古欧亚大陆或欧亚草原开始。

（此文发表于《人民文学》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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