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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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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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里的太监，北平，中国，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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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为让-保罗·萨特为布勒松拍摄的《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画册撰写的序​

我们关于亚洲的知识最早来自生气的传教士和士兵们。后来，旅行者们到了——商人和游客——他们是被冷却的军人，掠夺被称作“购物”，侵犯在专销店中有偿地进行着。然而根本态度并未改变，对当地人的屠杀减少了，对他们的鄙视却很深 ，这是屠杀的文明形式，历数这些不同使人们领略到了贵族式的乐趣。“我剪发，他梳发辫；我用叉子，他用小棍儿；我用鹅毛笔书写，他用毛笔画方块字；我的想法是直的，他的却是弯的。你是否注意到他讨厌直线运动，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才高兴。”这叫找出异常点的游戏，如果您找到一个以上，如果您发现了新的弄不懂的理由，您就会在您的国家得到一份敏感奖。那些象拼接绝不相同的插片那样重组他们的同类的人接着会想：这中国人怎么做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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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曾是生动别致的受害者：有人极尽所能把中国人描述得骇人听闻。有人曾对我谈到变质的鸡蛋——他们是一些朋友——谈到在两块木板之间被锯开的人，谈到柔弱、不协和的音乐。在我周围的世界里，曾有一些人们称为特别中国化的东西和动物，它们瘦小而可怕，从指间飞过，从背后袭击，突然发出古怪离奇的喧闹，象鱼缸里的鱼群游动的影子，熄灭的灯笼，无关紧要的难以置信的精细，精巧的肉刑，叮当作响的帽子。还有人对我谈到深不可测的中国人的灵魂。“东方人，你瞧……”我不曾担心黑奴：有人曾告诉我那是些好狗，跟他们在一起，是呆在哺乳动物中间。而亚洲曾使我害怕，象水田里的螃蟹在两条犁沟之间逃窜，象大草原上铺天盖地的蝗虫摧毁一切。我们是鱼中之王，狮中之王，鼠中之王，猴中之王，中国人是最高级的节肢动物，他统治着一切节肢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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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米寿（Miichaux ）来了，他第一个描绘出既无灵魂也无躯壳的中国人和既无莲花也无烤肉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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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卡蒂埃•布勒松的画册终于澄清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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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摄影师因为创作文学而在战争中成长起来。他们在寻找一个比其他人更具有中国神态的中国人，他们终于找到了。然后让这个人作出一副典型的中国姿态，再用中国的古玩将他包围。他们在底片上凝固了什么？一个中国人吗？不是，哪是中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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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蒂埃•布勒松的照片从不说什么。它们不是观念，而是给我们观念，却并非故意这么做。他的中国人使人困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具有典型的中国神态。风趣的旅游者在琢磨中国人是怎样相互认出对方的。而在我翻过画册之后却在想，我们怎么能够混淆他们，而把他们归为同一类呢。中国观念遥远而苍白，它仅仅是一个随意的称呼，作为人类而相象的人依然存在。活的、肉体的存在还没有获得它们准确的称呼。必须感谢卡蒂埃•布勒松为它命名，生动别致躲在字里行间。如果我用文字向你们介绍这位老太监，多有异国情调啊！他和其他太监一起住在寺院里。在一个大口瓷瓶里他珍藏着他的“珍宝”，当慈禧女皇还只是个姘妇的时候，一些晚上，他脱光她的衣服，用一块紫色披巾把她包起来，抱在怀里送至皇帝的床上。裸体女皇、姘妇、紫色披巾，这些词汇之间燃烧着火焰，所缺少的只是真实，是可以展示给人看的东西。现在打开画册，您首先看到的是什么？一种破落的生活，一个老人。这不是阉割的结果，而是普遍的衰老给了他布满皱纹、蜡黄的脸，不是中国而是衰老揉皱了他的皮肤。他像女人吗？也许。然而性别的不同逐渐被年龄抹去。他虚伪、阴郁，双目低垂，伸手在接一位满脸笑容却麻木厌倦的演奏者递过来的票。朝廷的辉煌在哪里？夕日的后妃们在哪里？我庆幸他作太监，假如他不是太监，在这个年纪又能作什么呢？生动别致消失了，欧洲的诗意永别了，留下的是物质的真实，是已衰败的制度下的年迈寄生者的不幸和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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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农民在吃午饭，他来城里卖自己地里的产品，此时他正在狼吞虎咽的吃粥，在这里，在一些并不认识他的市民中间，饥饿、疲惫、孤独。他有兄弟，此刻在全世界所有农业国的都市里，从雅典街头放羊的希腊人到流浪马拉喀什街头的山里人。这里是另外一些农民，饥饿已把他们彻底压垮，他们滞留在北京，在一个没有任何工业的都市，在手工艺需要长时间学艺的情况下他们又能作什么呢？只能拉车。我们只需要看一眼，就觉得这些车似曾相识，在被占领期间我们也有这样的车，不过，没有那么肮脏倒是真的，那是因为我们的肮脏在别处。苦难是世上最易分享的东西，我们也不缺少苦难，我们确实已经丢掉了给他们套车拉富人的习惯，但他们因此而停止当牛作马了吗？他们被套上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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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是什么人？是些体面的先生们，戴礼帽、穿长衫，有的甚至在旧书摊儿上翻书，享受着阅读的乐趣。你笑他们的长衫吗？好吧，先笑我们的神甫吧。你笑他们的礼帽吗？那就笑你自己吧。他们的最佳制服是毡帽和长衫，我们的是西服套装。不管怎样，他们的和我们的引人发笑之处，正是这些能读会算，背着优越印记的出类拔萃的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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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影像物质化了，就能使人更接近。就是说当影像由起点开始的时候，由肉体，由需要，由劳动。变质的鸡蛋和鱼翅很遥远，您不是说这些都是异国食物，因为四千万法国人几乎都不知其味吗？那这些食物在中国就更是异国风味，因四亿（大约）中国人从未尝过他们。四亿中国人象意大利的农工一样挨饿，象法国农民一样在劳动中耗尽自己，象四分之三的欧洲人受到资本主义的大封建主剥削一样受到蒋介石家族的剥削。当然了，我们不讲他们的语言，也没有他们的习俗，但总会有谈论不同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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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我们走过来一个人，你应该马上知道你是否要首先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德国人，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或者首先看到一个人。然后你会在决定他的存在的同时决定你自己的存在。如果把这个苦力当成一只中国蚂蚱，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只法国青蛙。把你的模特摆久了，你就会给他时间变成别的什么，不同于你，不同于人类，不同于他自己。“摆布”产生了杰出者和贱民，将军和巴布亚人，具有布列塔尼习俗的布列塔尼人，具有中国习俗的中国人和慈善事业的女施主们。卡蒂埃•布勒松以高速瞬间捕捉一个人，不给他留下浅显的时间。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之下，我们都是相同的，都处在人类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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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巨大的农业帝国里，共产主义者是乡村的主人。然而，每张照片都向我们揭示了落后经济的弊病：手工业，人口过剩，贫困。米寿（Miichaux ）说：“中国人是天生的手工艺人……所有的人都能找来修修弄弄的活计。”真的，你看这些商人，狡黠而耐心的面容，再看他们的手，灵活敏捷从不闲着，转动着两只核桃，好象希腊人数琥珀念珠。这些手就是为了修修补补和偷窃而造的，在中国，诡计与罪恶绝无联系，而与其他一切都有联系，美德，就是精心策划。大家都有手段，当然大家就都是工匠、艺匠、狡猾的人。但是如果你认为他们的狡诈来自他们的肤色，来自他们大脑的形状或来自他们的饮食习惯，我就会问你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那不勒斯人谁更有创造才能，谁更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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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街头商贩那里买烟，天知道你抽的是什么。可是你看这位卖烟的商人，在一个蒋介石和两个孙中山的保护之下 ，目光凝重，嘴唇下垂，他傻得有些诚实，可是他摆出的所有盒子都敞开着，他取出烟卷儿里的烟丝，然后掺进些碎末，再把两头伪装好。由于没有工业而掌握技巧的人们把时间都花在修理、维护、装填、捆绑上面，他们补洞，防止墙壁和屋顶坍塌，然后，在两次洪水之间，坐在路边，守候着富人，好从他们那里挣几个小钱。他们的灵巧和透着温厚的不诚实，是苦难和机器缺乏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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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人群应该感谢卡蒂埃•布勒松没描绘他们的拥挤不堪。因为这些人群并不拥挤，或者极少拥挤，它们井然有序。当然它们侵袭一切，摧毁一切，这些迈着小步、卑躬行礼、面带微笑朝前走的老太太都是老佣人，她们中的一位怯生生地走进一幢富人的房子，去探望一个女佣，她的侄女或者表妹一下子所有人都莫名其妙地跟着进去，挤在一起，这所房子挤这么多人显得太小了，墙壁要挤塌了。这些数不清的访问者特别让美国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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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谁也无权把这样的集结跟蝗虫的侵害混为一谈。中国的人群是有秩序的，人群占据了人行道，又涌到马路中间，可是每个人都马上排好自己的位置并且承认相邻者的位置。你看这些理发师，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谁也不想为此向他们提出异议。这些象链环一样的人群在束紧的时候流血了。在上海，政府在市场上出售黄金，买黄金的人排起长队，大批人流聚集在一起，结果死亡七人，多人骨折。在中国，人群中的人与人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闻名于世的中国礼仪首先就是一种防止窒息的措施。卡蒂埃•布勒松到处让我们猜到这被分割成细小星座的幽灵般的聚集和不引人注目，而又无处不在的死亡威胁。对于我这个喜欢海一样的人群的人，这些中国百姓既不可怕也不陌生。弄死了人却把死者抱在怀里喝他们的血，就象吸墨纸吸墨那样，未见未闻。我们则更刺激，更残忍，这就是结论。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把死者丢在身后，留下被血染红的人行道，这是唯一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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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身污垢，美妙肮脏，这些仍然是在苦难打击之下人们的状况。有人抱怨吗？饥饿和寒冷决定了那么多可笑的发明和古怪的发现，而且穷人都是保管员，他们保存着旧家具、旧衣服、旧工具，因为他们没能力换新的。有人曾去他们又脏又乱的小屋寻找古代中国的传统。我们变化很大吗？我们不再去家里访问穷人，甚至有人说我们在躲避他们。是他们夸大其词了，很久以来，他们妨碍了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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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巴海（Barres）在北京的情景。我们回到1908，年，他慢步从一个收容所返回，忽然他停住脚步，看到脚下有一个布包。你想象一下，在中国，如果一个孩子死了，就用一块红布裹起来，夜里把他扔到街角里，早晨，垃圾场的车子会把他拉到一处公共坟场。巴海深为感动，他怎么不同情这美妙的习俗呢？这些鲜红色的小山给暗淡的黎明画上了鲜艳、明亮的一笔，他凝视着这些小山，他得到的是一种多么纯粹的艺术家的快乐啊。在那布包旁边放着一只死猫，一只死猫、一个死孩子，两朵小小生命浪花儿。巴海让他们分享了同一段悼词，然后进一步作了更高雅的对比，与此同时，也许有人正把一个裹在紫红色绸缎中的妃子那温暖美丽的身体抬上皇帝的床铺。一个小巧温暖的身体，一个瘦小冰冷的身体，在两者身上有着同样的血迹。我们找到了血、肉欲、死亡。幸运的巴海轮到他死了，他把良心的秘密带进了坟墓。我们其他人呢，我们看到了儿童在轰炸之下或在纳粹的集中营里象老鼠一样死去，在一片红土原野和棕榈树的背景之下，当有人让我们看到一群苍蝇正在吮食新生儿的眼睛的时候，我们转过头去，我们感到愧疚。要把这事解释一下吗？一天，在那不勒斯的一个小街里，马厩的门开着，朝向一个阴暗的洞口，在一个巨大的婚床上，一个六个月的婴儿躺着，小小的皱褶的脸象一块破布，好象化过妆，他和上星期在圣•皮埃尔作弥撒的九十岁的红衣主教相像得能让人搞错。他死了。这个那不勒斯被遗弃的死者，我看到一次就足够了。我感动无法恰如其分地评价这些贫困的中国小孩身上那充满诗意的裹尸布，我的目光穿透了它，看到一张布满皱纹的脸，幼小得甚至不能叫他儿童。必须相信，我们已经变得无动于衷了，回忆美丽的慈禧的绸缎披巾、丝一般的肌肤的念头已不再有。我们只想一件事，必须防止这些孩子死亡，在这个被害死的小孩面前，我们庆贺八路军的胜利。这本画册是一个通告，它宣布了浏览观光的结束，它以婉转和不带丝毫无益的感伤的方式告诉我们：苦难已经失去，并将永远失去它的生动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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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穷困的都市里，穷人都带着一个包。他们的包从不离身，当他们坐下的时候，把包放在身边看着。包里装的是什么？什么都有，偷偷从公园捡的木头，碎馒头片儿，捆栅栏的铁丝，破布头儿，如果包装得太沉了，他们就拖着走，或者用独轮车和手拉车。苦难似乎总是偷偷地搬家，在北京、上海、南京，大家都在推呀、拉呀，这些人正努力向前推着一辆大车，他们正在一座桥上，路面在升高，必须加倍用力，闲逛的顽童总想帮一把，好得点施舍。就象《两分钱的希望》里的失业者守候在山坡中间，抓住马笼头身上拉驾辕的马。背景上的大厦，是个灯塔，灯塔的顶端，是西方的眼睛，它转动的目光扫射着中国，最高的三层是专门留给外国记者的，他们太高了，高得看不见地面上发生的事情，他们带妻子和情妇在天上跳舞。与此同时，在地面上搬运夫在推车，蒋介石正被共产党的军队打败。美国人既看不到中国的古旧平房，看不到武装起来的农民，也看不到搬运夫，而搬运夫只有仰起头才能看到美国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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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穷困的都市里，穷人都在搜寻。他们找遍地面和地下，他们聚焦在垃圾箱周围，他们钻进瓦砾堆中，“别人不要的是我的，别人没用的我有用”。在靠近北京的一块空地上，垃圾堆积如山，这些都是穷人的废弃物，他们全都筛选过了，他们已经搜遍了自己扔下的垃圾，他们遗憾地扔掉了仅仅是那些不能吃的、不能用的、叫不出名的、污秽不堪的东西。然而，畜群在那儿。四个爪子。每天从早找到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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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穷困的都市里，都有偷窃。这是偷窃吗？不，而是捡拾。这些包裹刚刚卸下，只要在码头上放一个多小时，就消失了。刚刚放下的时候，人们就冲过来把它们团团围住，每人都想抢一把棉花，日复一日，捡来的棉花就能做一件衣服。这些女人的目光我很熟悉，我在马赛、阿尔及尔、伦敦和柏林街头都见过，这目光严峻、快速、捕捉力强，惊慌中带着贪婪。必须在被抓住之前得手，这些包裹装上车之后，小孩子们就会跟在车厢后面奔跑，双手朝前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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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穷人都在挖，在找，在捡。每天，工匠们在重复着习惯的动作。每天黎明时分，当古老的幽灵沿着宫殿滑过，军人在紫禁城的花园里操练。每天早晨，北京重组它昨日的、上周的、上一个千年的面容。在我们这里，工业炸开了所有框框，而在那儿，人们为什么改变呢？卡蒂埃•布勒松拍摄了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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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永恒，这是一首永远重复的乐曲，要让它停止，必须把唱片打碎。对，会把它打碎。历史就在城市门口，在稻田里，在山冈上，在平原上，天天都在发生。日复一日，终会结束，这张旧唱片将会碎片横飞。这些超越时间的抓拍照片已被精确地注明了日期，它们永远凝固在永恒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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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中国循环往复的时间和新中国不可逆转时间之间，存在一个中间阶段，一个既远离历史又远离重复的凝结期，这就是等待。城市解开了捆在一起的几百万个日常动作，没人再锉，再剪，再刮，再切，再瞄，再擦。放弃了他们狭小的生存空间、仪式、邻居，人们开始聚集，大群大群地毫无秩序，在车站，在码头。房屋、作坊、市场空无一人。在一些偏僻地区，民众在聚集，在凝固，他们精巧的结构被碾碎。紧随着旧北京空气轻松的照片，一些沉重、密集的图像出现了。等待。当民众不承担历史的时候，他们正经历着重大的时刻和无尽的等待。北京和上海的民众不制造历史，他们承受历史，如同监视他们的警察一样承受历史，如同从他们中间经过，又从前线回来，不断从前线回来并且不再去的士兵，如同飞走的官员，如同逃走的将军们。制造历史的人们从未见过帝王的大城市，他们只了解山岗和田野，在那里中国的命运已经被决定了。都市第一次期盼乡村的好意，历史将以农民队伍的形式出现。市民把乡村看成是一个毫无生气的空间，它连接着各个城市，军队经过这里，洗劫这里，直到人们决定在城市实现和平。然而，它突然被发现了，这是肌肉中的感觉的肌肉，城市就象尿素粒被装进容器里。可是这些民众并没有害怕，在高处，美国的眼睛慌了，转来转去。但地面上的人们早就知道共产党胜利了。富人们象咒骂毛泽东那样咒骂蒋介石，农民想返回家乡，既然一切都在共产党手中，在村里也象城市里一样能找到他们。工人和穷人开始希望，重复时代的数千个独特的期待接近、溶化为一个共同的希望。其余的居民排成队列为和平祈祷，为任何一种和平。这是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在拜佛和烧香之前，人们抓住机会，处理个人的事情，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抚摸偶像的鼻子，不孕的女人用自己的肚子贴塑像的肚子。仪式之后，大家在寺庙旁边的大药房买些能使萎靡不振的丈夫们恢复活力和给妻子们暖脚的干药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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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当局还在它的位置上，百姓就会受压迫。警察包围、阻止着百姓，但他们跟我们的警察有区别，他们很少打人，他们很克制，因为百姓太逼近他们了。他抬起腿，他想踢人吗？不，他把鞋底踢进一个水洼，溅起泥水，人们会向后退。国民党的先生们没有坚守岗位，他们走了，还剩下一千人，还剩下一百人，很快就会一个不剩。走不了的先生们，黄种人和白种人，都被吓绿了。在国家元首空位期，下等人的卑劣本能就会发作，他们会抢劫、强奸、杀人。忽然，上海的资产阶级发自内心地呼唤共产党，无论任何秩序都胜过民众的疯狂。这一次，结束了，显贵们走了，最后的警察消失了，只有资产阶级和下等人留在城市里。抢劫，不抢劫？令人赞美的民众，当他们感觉不到曾经压垮他们的重负时，他们犹豫了片刻，然后慢慢地减压，这些大块固体变回气态。你看这些照片，所有人都在奔跑。他们去哪儿？抢劫？不！他们进入被放弃的豪宅找东西，好像就在昨天，他们还在垃圾堆里找东西。他们拿了什么？几乎什么都没有，地板上的木板条，用来烧火。一切都很平静，北方的农民来了，他们会发现一个有秩序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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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1940年6月那些坐着卡车和坦克冲过巴黎沙漠的阴郁的巨人吗？那真是生动别致，没有快乐却有很多炸弹、鲜血和死亡。德国人想要一次辉煌的胜利，他们得到了，漂亮的s s 站在带有伪装的汽车上，象神甫，象刽子手，象殉道者，象火星人，象一切，就是不象人。现在，你打开画册，孩子们和青年人聚集在胜利者的通道上，他们开心、好奇、平静，他们交叉双臂正在观看，胜利在哪儿？恐怖在哪儿？这是自内战爆发后在上海看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士兵，这是个小个子男人，长着漂亮而忧郁的脸庞，用一根棍子挑着他的装备，象我们的老兵从战场上回来一样。这个小个子男人筋疲力尽了，这些年轻的观众会以为自己站在赛跑的终点处。翻过这页，从背后看着他们，这些八路军的战士，在他们的小阳伞下面，消失在上海的一条大街上。是这些农民夺取了城市还是城市要夺取他们？他们坐下了，在马路上，在人行道上，在昨天还曾有一群人坐着等待他们的相同的地方。这群人重新站了起来，朝他们挤过来，这群人的个头超过他们，看着他们。通常，胜利者会藏起来休息，可是这些人呢，有人说他们不想引起恐慌。然而，就是他们击败了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他们围困了日本军队。他们好象被周围的高楼大厦压垮了，战争结束了，必须赢得和平。这些照片极好地表达了身处这坐美丽而腐朽的城市中的农民的孤独和不安，在百叶窗后面，先生们鼓起勇气“我们要牵着他们的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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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很久就让这些先生们改变了主意。但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卡蒂埃•布勒松没有给我们讲这个故事。我们感谢他懂得向我们展示一次最人道的胜利，唯一一次人们可以无保留地爱的胜利。​

 

 

坐在屋檐下喝粥吃馍的汉子，北平，中国，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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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中国，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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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军队，北平，中国，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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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中国，1949年

 

上海，中国，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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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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