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文学曾改变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

俄国文学曾改变中国读者的审美情趣

在我们的北方近邻俄罗斯那一片广袤无垠、优美如画的土地上诞生和发展的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神奇现象。早在公元12世纪，古代罗斯的长篇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就在欧洲中世纪文坛熠熠生辉，但在此之后，俄罗斯文学却似乎沉寂500余年。

　　18世纪初彼得大帝厉行改革，大大推动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坛上开始出现一批有建树的诗人和作家，不过在整个这一世纪中，俄罗斯仍未能产生出足以和同时期西欧文学的突出成就相媲美的作品。

　　直到19世纪初，情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俄罗斯文学仿佛从沉睡中一跃而起，以诗人普希金为先导，形成了一个名家辈出、群星灿烂的局面，迅速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之一，且一发而不可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不是在西欧各国文学走向衰落的背景下，而恰恰是在整个欧洲文学的黄金时代出现的。

　　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俄罗斯文学的独特魅力来自它那特有的厚重感，以及渗透其中的忧患意识。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文学不是产生于令人愉悦的创造力的丰盈，而是产生于个人和人民的痛苦而多灾多难的命运，产生于对拯救全人类的探索。”家国不幸诗人幸，民族的苦难与摆脱这种苦难的追求，积淀为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由其所孕育的俄罗斯文学便具有了深厚的人道主义内涵、“为人生”的主导意向、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沉郁与苍凉的底色。俄罗斯作家的怀疑精神、叛逆性格和批判眼光，使他们往往难以避免被捕、监禁、流放和苦役的命运。正如赫尔岑所说：“我们的全部文学史，就是一部殉道者的史册，放逐者的列传。”

　　回望20世纪中外文学交往史，人们不难发现，俄罗斯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种关系的形成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中俄两国在地理上是近邻，国情彼此相近，两大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进入20世纪，都有一批志士仁人在为民族的命运而思虑，都欲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推动本民族走向现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新文学在吸取外来文学的养分、建构自身之初，便认定“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鲁迅语)，特别注重摄取俄罗斯文学。于是，中国新文学中便清晰地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渗透与滋养，呈现出与俄罗斯文学相似或相近的精神、基调和特色。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和这个民族所提供的同样出色的戏剧、电影、绘画、音乐、芭蕾舞作品一样，在中国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经典。

　　俄罗斯文学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

　　俄罗斯文学不仅直接影响中国新文学的格局与进程，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情趣，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读者。

　　站立在这一最具影响力的俄罗斯作家行列之首的，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这位大诗人第一个以罕见的艺术精确性描写了俄罗斯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俄罗斯人的思想、情感和气质，其作品充分显示出俄罗斯的风格、气派和情调。作为讴歌自由的歌手，普希金的诗歌表现了一代人的豪情，他的抒情诗《致凯恩》《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爱过您》等，更是脍炙人口，令人一读不忘。批评家别林斯基就说得好：“阅读他的作品，是培养人性的最好方法，特别有益于男女青年。”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则被称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无数中国读者热爱、崇敬普希金，坐落于上海的普希金铜像是我们国内唯一一尊外国诗人的纪念像，这种现象绝非偶然。

　　果戈理和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双璧。果戈理在小说方面所完成的开创性工作，恰如普希金在诗歌领域的奠基性贡献。普希金也写过《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多篇小说，但他的主要成就无疑是在诗歌方面，而果戈理在小说艺术发展上的贡献尤其显著。由于果戈理的开拓，小说才开始在俄罗斯文学中取得支配地位。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创始人，那么果戈理则是“俄罗斯小说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语)。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和《外套》、喜剧《钦差大臣》、长篇小说《死魂灵》等，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鲁迅先生就是《死魂灵》的最早汉译者。别林斯基曾以“含泪的笑”概括果戈理的艺术风格，鲁迅则称其作品“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也是在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下创作的。果戈理去世已有百余年，但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却还活着。至今，我们还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作家以其天才的手笔描写过的一幕幕“几乎无事的悲剧”，还可以看到冒充“钦差大臣”的花花公子赫列斯达科夫、擅长投机钻营的乞乞科夫、洋场恶少式的人物罗士特莱夫们的活动身影。我们的现实还在呼唤着果戈理式的作家。

　　相对于普希金与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开始得更早。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的这三位作家，创造了堪称一流的佳作，如屠格涅夫“用诗写成的对农奴制的控诉书”《猎人笔记》，以及从《罗亭》到《处女地》等六部构成19世纪40~ 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的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欺凌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等作品，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这些作品从20世纪初期起就被陆续翻译到我国来，对包括叶圣陶、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等在内的中国作家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三位作家艺术风格各具特色，屠格涅夫以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以抒情笔触表达对生活的热爱与依恋，其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怅惘、柔弱的色调，一种淡淡的忧伤；托尔斯泰具有思想家的宽阔视野与胸怀，既能把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全景尽收眼底，又能捕捉人物心灵的细微颤动；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注重人性内在本质的发掘，也即鲁迅所说的运用“精神苦刑法”来“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度”。三位作家的卓越成就和鲜明个性，既使我国读者看到俄罗斯文学的丰富多样，也分别培养具有不同审美取向的读者群。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深远

　　20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同样深远。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描述一个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的儿童在苦难中崛起的经历，影响了无数出身贫寒、不甘沉沦的中国青少年。在当代中国广大读者中，仍然可以感受到高尔基作品的巨大影响力。笔者的一位朋友谈到《在人间》时说“高尔基在苦难中锻造自己的英勇与悲怆，震撼着我灵魂深处的卑微与平庸，驱散了浮躁与阴霾，使我仿佛领受了某种神谕，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的一个学生说，《我的大学》“是我生命夜空上的一颗明亮的星辰”，它“伴我度过了无数迷茫失望的日夜”。任何一位读者，只要不局限于某些文学史教材和评论的人为曲解，而是直接走进高尔基的作品，就必然会有和这些读者相同的阅读感受。

　　20世纪俄罗斯的另一伟大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步入文坛，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作品才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接受视野。不过，这一迟缓的接受并未妨碍他迅速成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俄罗斯作家之一。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历尽沧桑的遭遇，他的《日瓦戈医生》等作品所触及的世纪性主题和深邃意蕴，他对自己及其所属的那一代人与时代的复杂联系、对他们的共同命运的独特言说方式，都使中国读者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当充满苦难、奋进、困惑和沉思的20世纪走完自己漫长的行程，当人们开始以上一个世纪“过来人”的眼光回望历史时，他们似乎突然感到，帕斯捷尔纳克其实早已在用他那诗意盎然的笔触书写20世纪知识分子的命运，吟咏他们的追求与失望、幸福与苦难、迷惘与梦想，发出了对时代的叩问。人们似乎在这位诗人那些“零散的抒情日记”中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

　　毋庸讳言，时至今日，中国当代作家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注意吸收各国作家的艺术经验。正如作家王蒙曾说：时至上世纪80年代，“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影响，呈急剧衰落的趋势。”这并非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遗憾之处在于，由于当下学界和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缺乏关注和热爱，妨碍我国当代文学以足够的耐心再度面对并重新审视自80年代后期起日益显示出完整面貌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不知是一个接受俄罗斯文学的最佳历史机遇已然过去，还是一个更合适的接受氛围尚未到来。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日渐频密，只要俄罗斯文学本身依然是一种具有价值和特色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它就必将继续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继续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意蕴充实与滋润我国读者的心灵。

作者汪介之，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理事等职。其围绕20世纪俄罗斯文学研究方向，已出版了《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等四部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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