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由于生活动荡，居无定所，一直不敢买《鲁迅全集》，不好放，只好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去买鲁迅著作的精选本，为的是不断地靠近这个伟大的心灵，如同一个寒冷的人不断地靠近火炉。当我心情阴暗，悲观，甚至绝望时，鲁迅总能给我坚韧的力量和勇气；当我内心过于乐观，对一些黑暗的事物缺乏必要的警惕时，重读鲁迅，将使我变得沉重，锐利，如同悬崖勒马，再次找回对自身生存的敏感。——这就是鲁迅，总是恰当地出现在需要他的人身边。后来读到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的文字，都谈到类似的感觉，在一些特殊的时刻，鲁迅精神得以大规模地闯入他们的内心，他们由此开始写作与鲁迅有关的著作。比如，林贤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人间鲁迅》，正好是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他在广州挨批；而王晓明写《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数十年来，鲁迅用这种方式，不知援助了多少贫困、闭抑的心灵。我个人是喜欢接受鲁迅的提醒和援助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脆弱，失败，不可靠，道德上不经意的松懈就更不用说了。我喜欢活在清醒的痛苦中的鲁迅。我喜欢清醒。
鲁迅只属于少数对自身所处的境遇有特殊敏感的人。一些热爱鲁迅的人，时刻想把鲁迅强加给所有的中国人，给整个民族，容不得别人对鲁迅的任何批评，这是对鲁迅最大的难为。鲁迅生前何曾奢望别人的理解？他又何曾惧怕过敌人的批评？“文革”期间的鲁迅会被人严重地利用和误读，不正是因为他的著作成了钦定的经典所致么？该庆幸的是，鲁迅从来就是一个清醒的个人，并且自省。“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后面》）“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实验，不敢邀请别人。”（《两地书》）鲁迅似乎早有防备，他不需要别人往他脸上贴金，也不怕别人在他脸上抹黑。许多人都在哀叹，这个时代的人正在远离鲁迅，好像鲁迅一旦被公众弃绝，他的价值就会随之贬低——岂不知，真正贬低鲁迅的，恰恰是有这种想法的人；事实上，鲁迅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在他与这个时代之间的断裂和错位上：只有在反对他的地方，鲁迅的价值才得以彰显；反对得越厉害，他的价值就显得越充分。正如小偷是不会喜欢警察的，我想，一个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是不会喜欢鲁迅的文字的。鲁迅的文字像大光，可以清晰地照见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那些相貌丑陋又想遮羞的人，当然恨不得早日铲除他，消灭之。对此，郁达夫在鲁迅死后不久曾说过一段精辟的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为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谈论鲁迅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几乎绝迹，与鲁迅对话的语境也日渐丧失——理解鲁迅的途中明显的已经险象丛生。我想起前些时候，有那么多的人在激烈地批评鲁迅，把鲁迅视为障碍和敌人，我原以为这种批评的空气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地认识鲁迅（鲁迅一生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批判和战斗），没想到，事实却让我们绝望：那些对鲁迅口诛笔伐的人，何曾有过真正对鲁迅的了解！看来，鲁迅虽一生爱护青年，且乐于被青年所利用，但他们之间的隔膜终究是难以打破的。“文革”时，有人把鲁迅供奉为政治神灵，以他的“骨头”和“脊梁”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一些人就此推断，鲁迅该为那场浩劫负一定的责任。说这话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供奉和膜拜并没有给鲁迅的脸上增光，反而对他是一次最为粗暴的践踏；他们也一定没有想过，在“文革”那个横扫一切知识的年代，如果没有一套《鲁迅全集》可读，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是不是会更加贫乏？
鲁迅生前的确是主张革命与复仇的，却并非一贯激进，他是始终站在弱势者的一边的，他说，“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此外，鲁迅还有关于革命“混有污秽和血”、“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两地书》）、要作“韧战”准备的忠告，可是，有谁听过鲁迅的忠告？鲁迅的革命思想什么时候被真正实践过？
要鲁迅对类似“文革”式的暴力和激进革命负责，无异于要《圣经》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杀害无数真基督徒之事负责一样荒诞。因为对《圣经》的误读，导致罗马天主教的一些人把杀人看作是侍奉神；也因为对鲁迅的误读，使鲁迅一度成了中国大地上一条打人的棍子。但鲁迅是清白的。他早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书信·致王冶秋》），他慨叹“现在的中国，总是阴柔人物得胜”（《两地书》），他批评青年“没有历练，不深沉”（《两地书》），“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书信·致曹靖华》）。鲁迅甚至还作出了“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的结论：“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热风·暴君的臣民》）
鲁迅对中国的了解实在是太深了。他是那个时代真正的先见。
林贤治在一次谈话中说，有几种人恐怕很难真正读懂鲁迅：三十岁以下，没有一定人生阅历的；身居高位的；在人生道路上没有经过痛苦、挫折的。我觉得有道理。我回想起自己，开始热切地爱上鲁迅，是在一九九六年，此前虽然也读鲁迅的文字，却谈不上在心灵上与他有什么响应。一九九六年就不同了，当时，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人的看法一度十分灰暗，即便是身边一些我所熟悉的人和事，陡然间也变得让人大吃一惊起来。我在一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房子里，零星地阅读鲁迅的文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鲁迅和《圣经》，给了我反抗绝望、抵御自身精神腐败的勇气。鲁迅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坟·杂忆》）“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而《圣经·马太福音》也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很清楚，这些话里面，都提倡一种精神上的战斗，但不是肉搏。现在的许多人，之所以不能从深处与鲁迅交流，原因在于，交流的语境丧失了——不能理解鲁迅所处的生存环境，就永远也无法理解鲁迅为何会那么愤激和孤绝：这个人只活了五十六岁，只写作了十八年，可那个“无声的中国”什么时候接受过他、宽恕过他？他至死也没有被解除通缉令，永远是一个“过客”，“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书信·致赵其文》）
所以，鲁迅的存在像一个燃烧的火球，靠近他的人，若没有对火的经验，那必定是会被灼伤的。他不属于闲适，逍遥一类，惟独用心生活，用血抗争的一族，才会视鲁迅为导师和盟友。鲁迅一生不是做着反奴性的事业吗？我所担心的是，这个尊崇鲁迅的国度，奴性是有增无减了，没了鲁迅式的大声呐喊，没了他那充满“生与爱”的文字，我们一不小心真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又哪里敢像鲁迅那样，背着通缉令生活，写作，斗争呢？鲁迅的骨气，在今天已经是一个谜了。不说其他，就是现在的中小学生，也早已习惯老师严厉的眼神，刁钻的试题，整齐划一的答案，完全没了哭，笑，闹，反对，愤怒，悲哀的自由和权利，更别说斗争了，这样，“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即便长成了青年，倘若用鲁迅所说的“秕谷”来养，也决不会壮大。我是当过一小段时间中学老师的，知道我们现在的教育供应给孩子们的是一些什么东西，虽说中学课文也选了鲁迅的不少篇目，可都是背诵，填空，肢解，把鲁迅变成死的字句以应付考试，这岂不是跟鲁迅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按鲁迅的性格，他是极其厌恶这些的，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曾引用过契诃夫的一句话：“被昏蛋所赞美，不如战死在他手里。”——这才是鲁迅的真性格，甘心做“奴隶”的人当然是害怕他的。
鲁迅与新一代人的断裂，从此开始：安于现状，还是奋勇斗争；为奴，还是自主；苟活，还是独战多数——这在鲁迅是一个必须的选择，可在新一代人眼里，却成了不知趣，以卵碰石，甚至被认为是癫狂。我无话可说。鲁迅生前用过“铁屋”、“碰壁”等比喻，可见他的内心有多么孤独，悲痛，闭抑。一个闭抑的人，活在一个闭抑的时代，还不让他说出真心话，或者说了也没人听，其惨烈是可想而知的。鲁迅何尝不知道自己有时过于偏激，可相对于他所看到的黑暗事实的深厚，这点偏激又算得了什么！他只不过是用了矫枉过正的办法而已：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鲁迅可谓把话都说透了，说绝了，可他与多数人的隔膜依旧存在，我思之许久，终于明白，这种隔膜，不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差距，而是人与人的心灵质量之间有差距，是万难抹平的。如此一想，许多年轻作家会曲解鲁迅，贬损鲁迅，也就不足为怪了，大可不必为此生气，倘若鲁迅还活着，必定也是不生气的，他曾说过，“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即使因为我罪孽深重，革命文学的第一步，必须拿我来开刀，我也敢于咬着牙忍受。杀不掉，我就退进野草里，自己舔尽了伤口的血痕，决不烦别人傅药。”（《南腔北调集·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令我感到费解的是，在一个有着更强大的敌人需要反抗的时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把批判的力气耗尽在鲁迅身上，这未免叫人痛心。批判者的确找错了敌人。我开始怀疑当下这些攻击鲁迅者，恐怕并没有鲁迅所说的那么高尚的理由（“为了远大的目的”之类），倒像是在应验鲁迅说的另一句话：“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书信·致萧军、萧红》）
我不敢再往下想。
鲁迅当然是有缺陷的，人无完人，这是一个常识，谁不清楚？鲁迅的知识结构主要由魏晋时期的叛道文化、自日本传入的苏俄理论以及尼采的哲学所构成，与胡适、梁实秋、林语堂等人比起来，他明显的缺乏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素养。但今天我们并不是要维护一个没有缺点的鲁迅，而是要追问一个问题：鲁迅所认识的中国，是不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中国？鲁迅所反对的一切，今天是不是还应该进一步反对？鲁迅那种直面惨淡人生的的勇气，是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这几十年来最需要的？他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战斗一定有倾向。”鲁迅的倾向就是支持弱者，同情被损害和被凌辱的，反对专制，奴性，麻木，暴力，提倡“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他彷徨，他呐喊，他也斗争（“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他用憎的方式来表达爱，他以绝望的反抗来陈明希望，他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别人更有尊严的生，他不顾一切利害奋勇前行，并说“真正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可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唤起民众的精神警觉，仍不能改变中国的闭抑和黑暗，设若他换一种温和，文雅，“今天天气哈哈哈”式的腔调说话，中国会更有希望么？
所有的幸与不幸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了：我们对自己为奴的境遇是否自知？——这是认识鲁迅的起点。鲁迅不是一个只囿于外部战斗的人，他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转回，转回自己的内心，从而注意到自己所站立的位置，所遭遇的苦楚，并作出有尊严的抉择。鲁迅渴望觉悟的心灵对他的回应，否则，他宁愿选择沉默。那些自觉生活过得美满幸福的人，是不需要鲁迅的；惟独悟自身之为奴的人，才是鲁迅的同道。其实，只要你看到当下的中国，奴隶哲学还是大有市场，尼采所说的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一个跑马场，任别人的思想的马匹蹂躏一通的状况还非常普遍，你第一个想到的战士必定会是鲁迅。你别无选择。
鲁迅不是什么万能的膏药，他只适合于不愿做“奴隶”的人聚集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那鲁迅就真可以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到一边歇一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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