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诺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

马尔克斯诺奖演说：拉丁美洲的孤独

1982年12月8日 瑞典 斯德哥尔摩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

斯 德哥尔摩音乐厅。小说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六名科学家——肯尼斯·威尔逊（物理学奖），阿龙·尤卢格（化学奖），苏恩·伯格斯特龙、本格特·萨 米尔松和约翰·R·范恩（医学奖），乔治·J·斯蒂格勒（经济学奖）——从瑞典国王卡洛斯十六·古斯塔沃和王后西尔维娅手中接过著名的诺贝尔奖章。颁奖典礼上，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为焦点人物，没有穿庄重的燕尾服，而是身穿地道的加勒比西装，打破了诺贝尔奖的颁奖习俗。​

演说词：​

随麦哲伦一道进行首次环球航行的佛罗伦萨水手安东尼奥·皮加菲塔，途经南美时如实记下的所见所闻，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历险记。他说见过肚脐长在背上的猪， 雌鸟伏在雄鸟背上负担的无爪鸟，以及形似鹈鹕、勺形喙的无舌鸟。他说见过骡头、骡耳、骆驼身、鹿脚、马嘶的怪物，还说曾给在巴塔哥尼亚遇上的第一个土著照 镜子，那大个子土著一激灵，被镜子里的自己吓得魂飞魄散。

在这本篇幅不长、引人入胜的小书里，甚至已能窥见现代小说的萌芽，但它还远非当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岛的史学家们留下了更惊人的书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黄金国，本是虚构的产物，却长年出现在不少地图上，位置形状随绘图员的臆想千差万 别。为了寻找永葆青春泉，传奇人物阿尔瓦尔·努涅斯·卡维萨·德巴卡耗时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远征队员痴念成疯，同类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还。还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谜，如一万一千头各驮一百磅黄金的骡子，从库斯科出发去赎还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可一头也没到达目的地。后来，殖民时期，卡塔赫纳出售过一批 在冲积土上饲养的母鸡，鸡胗里发现了金粒。我们那些开国者的黄金热，直到不久前还阴魂不散。上世纪，有个德国代表团研究在巴拿马地峡建造跨洋铁路的可能 性，下结论说这地方铁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们摆脱了西班牙人的统治，却没有摆脱疯狂。安东尼奥·洛佩斯·德圣安纳将军三任墨西哥独裁者，曾为自己在“糕点战争”中失去的右腿举办隆重的葬礼；加夫列尔·加西亚·莫雷诺将军如专制君主般统治了厄瓜多尔十六年，死后身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端坐在总统宝座上供人吊唁；马克西米利亚诺·埃尔南德斯·马丁内斯将军，萨尔瓦多的暴君，神智学者，曾惨无人道地一次性屠杀了三万农民，还发明了检测食物是否有毒的 钟摆，下令用红纸罩住路灯，以防猩红热；特古西加尔巴中心广场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将军像，其实根本是奈伊将军像，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二手货。

五 次战争，十七次军事政变，还冒出一个恶魔似的独裁者，打着上帝的旗号率先开展了拉丁美洲当代的种族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两千万拉美儿童不满两岁夭折，超过 一九七〇年以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镇压与迫害造成的失踪人口近十二万，好比乌普萨拉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难以计数的孕妇被捕后，在阿根廷监狱分娩，婴儿 被军政府秘密送养或送进孤儿院，至今下落不明。为了让此类事件不再发生，约二十万拉美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万丧身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 拉这三个中美洲恣意妄为的小国。若以相同比例换算至美国，相当于四年内横死了一百六十万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国，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万人亡命天涯。乌拉圭是个两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在拉美国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却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萨尔瓦多内战几乎每二十分钟就制造一名难民。拉美各国的流亡者与难民，加起来比挪威总人口还多。

我斗胆认为，是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仅仅是其文学的表现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学院的极大关注。现实并非纸上之物，它就在我们身边，每天左右无数生死，同时也滋养着永不枯竭、充满了美好与不幸的创作源泉，我这个四处漂泊、思乡心切的哥伦比亚人只是蒙幸运女神的眷顾。现实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论诗人或乞丐，战士或歹徒，都无需太多想象力，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

如果连我们自己也被难倒，那么，生活在地球这边、理性至上、沉醉于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无法明白我们了。不难理解他们会坚持用衡量自身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忘记了生活的苦难因人而异、自我追寻的路上荆棘丛生、鲜血淋漓，他们走过，我们在走、用他人的标准解释我们的现实，只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拘束，越来越孤独。可敬的欧洲如果想想他们的过去，再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记起伦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墙，又花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罗马迷失了两千年，才由一位伊鲁里亚国王确立其历史地位；如今爱好和平，出产有孔奶酪、精密钟表的瑞士，十六世纪还在以雇佣兵的身份血洗欧洲；即使在文艺复兴顶峰，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中的一万两千名德国雇佣兵也曾对罗马烧杀抢掠，刺死八千罗马人——也许会更理解我们一些。

托尼奥·克勒格尔的梦想是将纯洁的北方与热情的南方融为一体，五十三年前，托马斯·曼曾在此地对此大加赞赏。今天，我无意再次扮演这书中人的角色，但我相信，头脑清楚的欧洲人，只要彻底修正看待我们的方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好的帮助。对于梦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一席之地的人民来说，如果支持仅限于声援，没有落实成合法的行动，我们的孤独感是丝毫不会因之减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愿、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人摆布的棋子，此外也不会去幻想西方国家能打心眼里支持我们独立、独特的发展计划。航海技术的进步缩短了美洲与欧洲的地理距离，却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离。为什么文学上的独立性可以被全盘接受，却对我们独立自主、举步维艰的社会变革疑虑重重、全盘否决呢？为什么认为欧洲发达国 家在本国推行的社会公正无法在不同条件下，以不同方式成为拉美国家的奋斗目标？不，历史上众多的战乱与伤痛，源于世世代代的不公和无休止的苦难，而非千里之外的诡计阴谋。可许多的欧洲领导人、思想家偏不信。他们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轻狂、锐意进取，幼稚地以为不听两个超级大国的摆布，只会走投无路。朋友们，瞧，我们有多孤独！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

如今，这优势还在扩大，而且速度越来越快：世界年净增人口已达七千四百万，相当于纽约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贫困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美。与此同时，最繁荣的几个国家却集聚了足够大的破坏力，不仅能将现存总人口毁灭一百次，还能将在这个倒霉星球上存在过的所有生物尽数毁灭。

也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的导师威廉·福克纳在这里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如果我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人类历史上已首次从科学角度成为可能，我会愧对这个他曾经站过的位置。这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人类史上曾经只是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创造者有权相信：反转这个趋势，再乌托邦一次，还为时不晚。那将是一种全新的、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不会连如何死，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爱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也终于永远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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