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比•安•梅森访谈录

博比•安•梅森访谈录（门罗、卡佛等力挺的美国极简主义女作家）

博比·安·梅森（Bobbie Ann Mason），1940年出生于美国肯塔基的一个农场，从小酷爱阅读。1962年，梅森从肯德基大学英文专业毕业以后，去到纽约，为那里的数家电影杂志社撰写明星专题文章。1966年，梅森获得邴汉顿纽约州立大学硕士学位，随后到康涅狄格研究生学院深造，并于1972年取得读文学博士学位。

直到将近40岁，梅森才开始小说创作。1980年她的短篇小说《供奉》被《纽约客》刊登，自此，梅森的作品成为这本美国权威综合杂志的常客。1982年，梅森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夏伊洛公园》出版，并于次年获得海明威文学奖，此后又陆续获得福克纳文学奖提名，美国国家书评奖以及美国布克奖。1985年，她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在乡下》，这本书题材广泛的书大获成功，经常在当时的文学讲座上作为范例引用，并于1989年被改编成电影，由艾米丽·罗伊德和布鲁斯·威利斯主演。1999年，她的自传《清澈的春天》获普利策奖提名。​

失落与剥夺，定居与迁移，小人物微小愿望无法得以满足的失望，是梅森作品的主题。她在作品中大量运用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广告等流行元素，作品的主人公也基本上是微不足道的普罗大众。她和雷蒙德·卡佛共同被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列为20世纪“肮脏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卡佛曾评价她说：“博比·安·梅森非常让人难忘。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我整个人都融入了她的故事当中，而且这些故事回味悠长……它们会一直流传的。”​

最近，梅森的短篇小说集《夏伊洛公园》以及长篇小说《在乡下》由楚尘出版社策划出版，译者之一方玉对梅森进行了邮件采访。​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写作的方式比题材和主题更为重要”

问：您在近40岁时才开始小说创作，为什么这么晚？​

答：其实我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小说了。我念书念了好些年，最后拿到文学博士的学位。那时我写过两本纪实，两本从未发表过的小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寻找并确定自己的写作题材。​

问：“夏伊洛公园”是您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可以说这本书确定了您一生的写作基调吧？您的写作从此都是围绕家乡和家乡的人；当时如何确立了这样一个写作方向的？​

答：我不知道写作基调应该怎么定义，不过通过这些初期的故事，我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以及我自己使用语言的方式。大学毕业后，我从南部的肯塔基去到美国东北部读研究生。那次搬迁给我带来很大的文化冲击。传统上，由于19世纪的内战，南方人有种自卑感。直到离开那里之后，我才有机会隔着一段距离去回望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这时我才明白自己能够写什么。我的根吸引着我，而在故乡的语言里、声音里、以及我父母和祖父母辈的谈话里，我尤其能感受到它的存在。​

问：《在乡下》是您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您最近出版的《戴蓝色贝雷帽的女孩》的主题也是关于战争的。您为什么对战争这个主题那么感兴趣呢？​

答：不幸的是，战争似乎一直存在。作为一个性格平和安静的人，作为一个女人，我对这个世界上的好战行为非常难以理解，我总是在问：为什么会有战争？战争是怎么出现的？还有就是，战争是什么样的？《在乡下》里的山姆想知道越战是什么样的，她父亲都经历了些什么？另外一本小说《戴蓝色贝雷帽的女孩》写的是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大概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事件，这些问题仍然无法回避。还有成千上万的故事并不为人所知。​

问：1980年代，《在乡下》经常会在文学讲座上被提及。在这本书里，你把华盛顿纪念碑描写成“一根大白鸡巴”，“有一次她（山姆）听人说U.S.A.到处操世界。那个把几座岛屿用粉红色塑料布围起来的家伙应该给华盛顿纪念碑做一个大避孕套，山姆想”。您是否曾因为这些描写收到过来自“希望镇”的居民的批评或者是抗议呢？​

答：没有。为什么要有呢？就因为我的用词或者是对美国的批评吗？请注意这些话并非出自我本人之口。山姆，书中的主角，试图理解战争，她只是想起了某人说过的一句话而已。她满怀疑问，对各种可能性都持开放态度。我觉得你的问题脱离主题了。​

问：越战结束大约30年之后，美国又开始了伊拉克战争。您认为美国仍然在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到处操世界”吗？《在乡下》一书里，艾米特说：“你从历史上学到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你不能从历史上学到任何东西。这就是历史之为历史”。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答：我自己不会用那么粗俗的词语来描述美国。越战和近些年的战争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个人希望美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更正面，更具外交策略，少一些攻击性或者是大国主义。关于历史，艾米特的话比较片面，不过要从历史中学到东西似乎确实是件难事，每一代人都在付出同样的教训。​

问：《在乡下》也是一本关于成长和爱情，关于上世纪70年代流行文化的书。我很喜欢书中那段山姆跟她父亲照片对话的描写。同时，这本书里充满了音乐：主要是摇滚乐。上世纪6、70年代，摇滚乐改变了一整代人。如今的年轻美国人仍然会听摇滚吗?特别是“希望镇”里的人，他们有所变化吗？​

答：是的，我想他们仍然在听摇滚，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音乐。甲壳虫乐队的音乐仍然十分流行，无论年龄，每代人都会喜欢。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音乐会也很受如今孩子们的欢迎。《在乡下》一书里，他那张“生于美国”专辑是连接几代人之间的桥梁。​

问：《格兰塔》曾经将您与雷蒙德·卡佛、理查德·福特等人归类于“肮脏现实主义”作家，您认可这个分类吗？可以谈谈您对卡佛、福特的看法吗？​

答：我的理解是：《格兰塔》的编辑比尔·巴福德是为了好玩才用了这么个颇具色彩的词的，我从没当真过。雷蒙德·卡佛是1980年代短篇小说复兴的先锋人物。他描写的对象是工薪阶层，经历着痛苦的情绪波动。他的写作方式为有抱负的作者们开辟了更宽更广阔的创作可能性。​

问：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有哪些呢？​

答：菲兹杰拉德，海明威，塞林格，唐纳德·巴塞尔姆，詹姆斯·乔伊斯，还有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他们都是最早影响过我的作家。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读书时，在我的成形期，读的都是他们的作品。​

问：“城市化”是您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也正经历着城市化；您认为城市化给人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答：这个题目很大。我在《夏伊洛公园》以及《在乡下》里描述的世界是一种小镇生活，很多人物的上一代人就已经离开乡村。这种变化在小镇里的表现是平缓的，经历了好几代人，因为年轻人离开乡村到镇里去找工作。近些年来，现代化的速度和农业的机械化，造就了机会，同时也造就了迁离，令人兴奋，也令人绝望。这是一种文化冲击，好坏并存。优点是让你超越了地方主义，拓宽了视野，新的机会让人感到兴奋。但是同时我们身上的脆弱之处也深受考验，我们面临着某些最坏的可能性。乡村和城市之争是个古老的话题，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问：您的作品中常常出现流行文化的元素，比如当时流行的电影、电视、歌曲，流行文化在中国，也越来越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寄托；您为什么这么重视流行文化元素？​

答：我一直说莎士比亚在他那个时代写的其实就是流行文化，他的戏剧里都有注脚对这些文化现象加以解释。如果流行文化元素能帮助塑造人物形象，我就会使用它们。比如在《在乡下》一书里，对于山姆来说，音乐和电视节目就很重要，它们是她世界里那个独特的部分。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生于美国”专辑为她提供了一条通往艾米特越南经历的道路，扩展开来，也是通往她父亲的生活的道路。在这本小说里，基于这样特殊的原因，读者——或者甚至是作者——是否知道或喜欢这些歌曲并不重要，这些歌对山姆很重要，作为读者应该探问为什么会这样，而作为作者我必须让我的人物尽可能真实，让她的世界尽可能明晰。如果细节足够明确，人物会鲜活起来，我们才能看到他们，听到他们。​

问：您接触过中国作家吗？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印象？​

答：不好意思，我目前对中国文学并不熟悉，无法给出什么明智的评价。我读过哈金和谭恩美的书，它们扩展了我对中国的认识。不过我这方面的经验明显不足，我应该马上补救。​

问：您最想推荐给中国读者的是您的那部作品？您最近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答：目前我正在写一些短篇。我觉得我的大部分作品讲述的都是人们从旧的生活方到现代生活方式之间的转换，这时他们的内心挣扎，一个混乱的世界。从我开始写作以来，乡村生活已经退位，如今几乎每个人都被卷入大众文化的世界，官僚制度，来自环境的威胁——无论是学校里的孩子，工厂里的工人，还是养老院里的老者。我认为《夏伊洛公园》里的某些人物身上就体现了这种变化，不过我想说：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写作的方式比题材和主题更为重要。就是说：文学的主题总是相似的——爱情，死亡，金钱，战争——但是赋予这些主题以价值的是每个作者个人的写作方式。有些东西很难翻译——风格，特点，语调。不过我非常高兴中国读者现在也能阅读我的作品了，谢谢你们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问：在写作之余，生活中您最享受什么事情？​

答：我对动物有着狂热的爱好，尤其是猫和狗，它们非常聪明，每天都能教会我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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