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一种假象！

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一种假象！

文 | 黄蕉风（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生）

1. 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

从去年底，中国的国学界就不太平。

李明辉教授（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研究员）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直指他不认同中国新儒家要建构政治儒学的做法，此言一出，随即引起几位大陆新儒家干春松、白彤东、曾亦、唐文明等几位先生撰文反驳。

新儒家两派风波未息，当代新墨家又“逢时登场”。一个月之后，我和另外两位墨者顾如、南方在野的“三人谈”——《该中国墨学登场了》，通过彰显对读经运动、国学复兴、宗教对话、民族主义、全球伦理、普世价值等相关议题的“墨家陈述”，对大陆新儒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学术立场上似乎与港台新儒家遥相应和。

当代新墨家的“横空出世”，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思想界的极大关注。

复旦大学教授、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白彤东在今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撰文指出：“墨家思想是与文革思想最接近的传统思想”；

4月1日，马来西亚学者姚育松博士在马来西亚《燧火评论》上撰文，对当代新墨家的主张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新墨家能拿《墨子》里的一段来诠释墨子是主张民主制，然而墨子所论述得最为详细的政治产生过程，却不能讳言是有极权主义色彩的，如果新墨家真要建立一套适用于现代的话语体系，就须处理这一问题。否则读者不得不质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讨论，但在人人同义的压力底下，难道就不会走向极权吗”？

每次国学内部的共识撕裂，都意味着思想界的共识撕裂。国学内部不同学派的互相批判，本应是学术生态的“新常态”，却被视为“重要文化事件”，可见当前思想界的万马齐喑。

不满于儒家一教独尊的现状也好，或说是墨学被压抑千年后的报复性反弹也罢，只要能激发思辨就是好事。

邓晓芒先生最近的一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说自己是“批判儒家的儒家”，结果引发儒生群嘲。之前刘清平先生提出“去忠孝、存仁义”的“后儒家论纲”，也遭受类似待遇。

刘清平和邓晓芒，长期以来被国学界视为中国“反儒派”的“两架马车”，同出儒学重镇武大，却因“反儒”立场而四面楚歌，屡屡遭到“学术群殴”。但他们的文章和论述，也从来没有彻底把自己和儒家言说传统割裂开来，甚至坦承自己受了儒家很大的影响。这种学术态度，是当前国学界最应该提倡的。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经不起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

2.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

当代新墨家，只能说是“逢时登场”。早在1997年，张斌峰、张晓芒就发起“现代新墨家”的畅言，孙以楷、彭永捷等学界前辈亦多介入构建新墨学场域的探讨。

但十几年过去了，墨学复兴，仍停留在当初的进度，墨学界，除了我称之为“小乘墨学”老路的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外，基本没有新的开发；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宪政民主、宗教对话、普世价值上也十分无力。

刘仲敬先生讲过一句话，很符合当代新墨家现在的定位——他说诸葛亮的《隆中对》可谓大错特错，但如果没有《隆中对》，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

未来的墨学复兴也是这样，从未济走向既济，脱离“小乘”走向“大乘”的题中之义，首先是勇气而不是理论。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这是我一贯坚持的。

我对墨学复兴运动的信心，对新墨家思想学派的信心，对大乘墨学的信心，基于以下几个观察：

首先，墨学能够对接全球伦理。

过往关于墨学的伦理学探讨，大多局限在中学范畴，无法像儒学或者基督教神学一样，提供一种普世性的、全球性的伦理学维度。如此限制了墨学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亦将墨学中千古不易的真理，下降为仅仅是地域性的伦理。

在“全球伦理”的“元问题”——也就是“黄金律”上，汉语学界常规上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家金律）与耶稣的“（如果）你们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别人”（基督教金律）相提并论，皆被作为具有世界级文化重量、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底线共义和普世通则，前者是“消极而肯定式的”，后者是“积极而否定式”。

然而我认为，墨家的“兼爱、非攻、交利”，似乎更充分地包含了儒家金律的“消极无伤害原则”，同时又规避了基督教金律的“潜隐地强加于人”，能够为全球伦理黄金律提出儒耶之外的第三种进路。

比如墨家“兼爱”应用到当下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上，可以有几个非常积极的面向：

（1）“兼爱”是本质的爱，作为一种道德要求，它鼓励人爱人利人；同时“兼爱”考量人性，预设“自爱”和爱亲族，只是要求爱利他们的时候，不损害别人；

（2）“兼爱”视乎人能力的不同，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建立于社会的共同规则（底线共义）上，处在流动的关系变化中，使得处境的问题处境解决；

（3）兼爱是一种能动有为的利他主义，是走出自己走向别异的行动；既讲求主观善念，也重视实践果效（义利重一，志功为辩）——墨家的“兼爱”，具备超越一己血亲走向超血亲伦理的维度，在群己施受（对自己）、血亲情理（对家人）、利他主义（对陌生他者）三个伦理维次所展示的从文本到伦理的普遍适用性，均可为“全球伦理”在构建人伦维度之底线共义上，扩展充分的可能性与限度。这些全部体现了“全球伦理黄金律”的要求。

其次，墨学能够参与宗教对话。

汉语学界相关“宗教比较”的议题，历多以“儒耶对话”、“儒佛对话”、“儒回对话”为主；论到外方宗教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与融通，也多以儒家为主，很少涉及墨家、墨学。

儒家在近代虽然经过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和“文革”的冲击已经式微，但作为一个文化上的“活体”，还是足以代表中华文明的，而墨家自汉代中绝之后，只是“死掉的文本”——《墨子》，而没有“活的传统”，因而，被认为根本没有资格介入普世诸宗教文明的对话。

事实上，自民国以来，就有不少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或者基督教精神相吻合的资源，并发现墨家无论从建制上、思想上、义理上和科技成就上，都与西学最接近，故又发展出“西学墨源说”以及“墨教耶源说”，形成了“耶墨比较”的风潮。

以“耶墨比较”为例，墨家以鬼神有明，善恶必赏，神观上必然是“人格”的而不是“人文”的了；其又以天志为纲，奉行兼爱，则相较儒家“推恩”式的泛爱，更接近基督教突破五伦的博爱。比之儒家，墨家似更适宜作为代表参与诸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

比如，我们可以反思，基督教与墨家血亲伦理的比较，是否可以进一步反思两者“人论”的不同？基督教的止战与墨家“非攻”比较，可助力和平主义的反思？基督教的三一神论与墨家的“天志”“鬼神”观的比较，是否能够帮助厘清普遍恩典以及自力他力的迷思？等等。

第三，墨学能贡献于宪政民主。

近十年来崛起的本土思想学派大陆新儒家，其代表人物及其学说，比如如蒋庆的“儒家议会三院制”、“儒式虚君共和”，姚仲秋的“一个文教，多种宗教”，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刘海波的“马克思诸子化”、余樟法的“化马归儒”等等，兴趣不在心性哲学的“内圣”，而在建制成型的“外王”。

可以说，他们的治学路径和言说方法已经溢出了儒学领域的范畴，为政治哲学和法学提供了新的角度。

相比大陆新儒家提倡的这种大陆新儒学，墨学能够提供更多切近当下普世价值又保守住中国文化本位的资源。

西方启蒙主义理性盛行的无知论传统、案例法、知识的自由流通、自由市场、经验主义、消极自由、马克思韦伯讲的责任伦理、托克维尔讲的对变革的谨慎和面临变革应该采取的态度、以及否定性正义、三权分立制衡原理、非强制原则透明政权、社群自治，统统能从墨学中找到对应。

甚至选举的标准——“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差额选举——“两而进之”，“设以为二君”；执政者的道德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选举的主体——“皆天臣”，择“兼君”；以及政法分立、法高于权、以法治官、依法仪行义政的“依法治国”论，诸如此类的“普世价值”，也能直接从墨学传统中开出来，不假外求。

3.在“立墨”，不在“非儒”

当代新墨家甫一出场，就以“非儒”的面目出现。

然而，当代墨学复兴运动的题中之义在“立墨”，不在“非儒”。“非儒”是国学内部批判的一个路径，而不是新墨学复兴的必然要求。

因为无论是先秦至清末，还是民国以降，中国哪一派的知识分子在探讨文化的“更新与转进”上，都脱离不了儒家的言说传统。

也就是说，无论是儒家的拥护者还是儒家的反对派，无论是文化传统内部的墨、法、道、名还是文化传统外部的耶、回、佛、马，都必须依傍于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主轴的历史叙事主体，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或者外方宗教，似乎都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学说来建立一整套的道统经纬。

所以，当代新墨家要在“古之道术”的基础上重新收复思想界、知识界的失地，甚至构建一种相关当代性的本土思想学派，就不能不直面儒家言说传统。

当代新墨学之“新”，正是要摒除依附儒家言说传统和以儒解墨之路径依赖的“旧墨学”。

新墨家也好、新法家也好、中特派也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和新儒学争夺当代中国文明价值的现代诠释话语权时，经常忘记了如果没有“儒家”作为其比较和参照的对应物，那么自身就很难开出独立的特属的政治哲学话语和传统。

尤其像当代新墨家这样从“古之道术”开出来的子学学派，与新儒学的争夺角力，应该是中国文化内部的的互相批判，而不是相咬相吞。

墨家和儒家自先秦时代开始就互相非难，但不代表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儒家反对的，墨家就支持。墨家即便非儒，但只要有“当而不可易者”的真理，亦不会全部非之。先秦墨学的包容力，体现在不存学派门户偏见，凡事以本、原、用的三表法为判断标准和依据。

在我看来，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对派，但不是“反儒派”。墨子就是最早的新儒家，谈新儒家应从墨子说起。儒墨本质上没有分歧，都是要达到理想社会。所谓的分歧，我理解为方法路径的问题。

但我们争的就是这一点。同样要达到理想社会，你儒家说我墨家是“潜隐的专制独裁”，是“先秦的共产乌托邦”，是“通往奴役之路”，我们就不同意，我们墨家就要批判你，反击你。真理越辩越明嘛。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当代墨者的中国梦。无论什么学说、什么党派、什么政体、什么思想，只要出口是光和热，是人类理性和良善的光辉，我们就要支持。只要违反人类的底线共义和普世价值，我们就要反对。

4.没有宗教般的狂热，撑不下来

我前面已经讲过，勇气先于理论，没有勇气就没有理论。为什么现代新墨家十几年前就有人倡议，却直到这次“三人谈”逢时登场，才引起从学界到媒体、从官方到民间的瞩目？个中原因不能不深思。

我是最早在微信、微博宣传墨学的人。我做墨学公众微信平台以前，没有发现专门推广墨学的公众平台，儒学、佛学、中医、养生的倒是很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南方在野10年前就在推广墨学了，“新墨家思想学派”网站是他以一人之力建立起来，运作多年十分辛苦。顾如也是靠个人的力量，从事墨家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的编撰，全部都是公益性质的。

即便今日，墨学在民间、网络、学界、媒体的光景已大有进展，从总数上看还是太少。有很多年轻的墨学爱好者，是看了诸如电影《墨攻》、动画片《秦时明月》、电视连续剧《仙女湖》、漫画《墨子攻略》以后，觉得墨家很酷，有武侠范，于是喜欢墨家。可等真正接触了古奥难懂的墨学原典，当初的激情马上不再，打退堂鼓了。

墨学在民间的普及情况，还停留在很浅层次，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现在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布道家”，而不是墨学研究者。

因为，除了不断穿梭在学术会议、报刊媒体上宣传墨学，还要投入大量精力做民间墨学活动。当代新墨家不能只思考学理上的问题，还要考虑落地，理论不能和实践相脱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就是摸石头过河，骑驴找马，没有宗教般的狂热，要撑下来是不可能的。

我与“三人谈”中另外两位新墨家顾如、南方在野，一起编写《墨子三字经》、《墨家千字文》和《墨学弟子规》等普及读物和通识教材，也是期待活化古奥难懂的墨学经义，同时促进蒙童教育经典的多元化。当代新墨家的建制成型要全方位。学术上的积累，前辈学者已经做的足够多了，下一步就是活化、再现。并且这种活化、再现，要多元、去中心、轻松、活泼——这和我们一直提倡的青春国学理念一脉相承。

5月4日，我们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墨教协会”，由两岸四地研究墨学的青年学者、博士生以及民间墨者组成，同时在筹办中国第一家墨家书院——“兼爱书院”，走一条截然不同于传统儒家书院的“新道路”——即请国内著名的“反儒派”学者来当书院“山长”，从而引领国学内部新批判的风气。

这些年来儒学大复兴，有种儒学一阳来复的势头。但国学界内部对这股思潮缺乏批判思维，学界、读经界、媒体对儒家也是客客气气，尽量不指责。我觉得这不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没有反思就没有发展，无法应对批判的复兴是假复兴。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是一种假象，不能没有异质的声音。这所墨家书院，就是要做一只‘牛虻’”，发出一点异质的声音。

当代新墨家的主要工作是“立墨”，不在于“非儒”。即便“非儒”，其重点也在于促进国学内部的一种反思和批判，给大家提供一种墨学之维。不应该让人们以为国学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大陆儒学，这是把国学狭隘化。

国学不仅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是普世之学。

我很小的时候读的第一本经典，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墨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发惊叹于墨学的博大精深。墨家学说经过现代化的诠释，以及原典义理的重光，完全可以开出超越政治儒学的兼具中国特色和普世价值的政治哲学；而墨子精神力的千载相接，更是提振国人道德信仰、民族士气的应有之义。

这是我的中国梦。（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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