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诗意的寓言悲剧文本

生存诗意的寓言悲剧文本

――读《狼祸》有感

孙悟祖

人类有许多苦难，除战争和地震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外，和平年代里人类面临的最大苦难就生存苦难。生存给人们带来了孤独、困惑和艰辛。文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描写苦难。雪漠的新作《狼祸》（中国文联出版社）就是非常典型的描写苦难的“寓言悲剧”文本。

黑格尔说：“寓言是一种‘自觉的象征’的艺术形式”。寓言和悲剧在卡夫卡那里注入了新的活力，达到了双重组合。卡夫卡面对伟大的现实主义就是一种勇敢的尝试性挑战，虽然他的生命历程很短暂，但他的足迹却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卡夫卡在生前未能自救，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成为生活上的“文学殉道者”。他给我们留下的近似神话、童话般寓悲于美的寓言，都带有强烈的忧患和悲剧色彩，我姑且称之谓“寓言悲剧”。他构筑的荒诞、象征和悲剧意识等开拓性成果对现代派，尤其新小说派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后人奉为表现主义“鼻祖”。贝克特、罗伯·格里耶、卡尔维诺、博尔赫斯、纳博科夫、瓦雷里、品钦、巴思对他们的文学前辈更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无疑是伟大的。他们的小说都不同程度带有寓言色彩，这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我国的寓言文本虽然源于先秦两汉，但缺乏创新，没有长足的发展。伟大的寓言是神来之笔，能把抽象的观念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它好比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间百态。《伊索寓言》的出现，对欧洲文学而言，有划时代的意义，伟大的拉封丹、莱辛和克雷洛夫更是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荒原。他们是卡夫卡文学营养的直接提供者，可惜的是，卡夫卡的研究者们却把他的思想遗产误解或扭曲了。他们想当然地解释卡夫卡、生吞卡夫卡、活剥卡夫卡，更有甚者，还把卡夫卡的思想精神拽入了坟墓。这是卡夫卡生前所始料不到的最大悲哀。

约瑟夫K始终走不进的迷宫般的城堡是一种象征和基本的双重意义，这种梦魇式的漫游，使人物成为了“梦游人”，使之赋予了强烈的反讽色彩。这种悖论的象征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提供给我们一种全新的审美效果。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乔伊斯、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人的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元素，他们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的超越，将自己的思想体系化入自己的版图――“心灵世界”。这些探索给小说带来了全新的革命，使小说的精神多元化，并带有浓重的“意象色彩”。

《狼祸》的作者雪漠就是将人与物的宿命巧妙地导入了寓言，人成为符号的象征。它揭示的是未来社会的某种可能，它不仅仅在于记录，更重在写意，是精神探索的产物，是一种心灵的写作。精神派作家重在探索，没有探索便是没有创作。这种探索的结果可能出惊世骇俗的作品，也可能使作家改变职业去“出家修道”，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生存方式。同高行健、张承志、张炜、余华一样，雪漠对小说的“未来”也有大胆的借鉴和探索，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语言特色和艺术风格。《狼祸》中，意象组合的钩沉形成了人物的生存版图，如孟八爷的睿智豁达、黑羔子的觉醒偏激、莹儿的美丽善良，鹞子的冷酷狡黠、猛子的率直、张五的老辣、豁子女人的“大气”等这种符号化的象征，使小说“生发”出了无限可能的现实。同时，《狼祸》打着“寓言悲剧”的深深烙印，它以多层次、多角度的场面“对话”表现了人物存在，丰富了小说的寓言性。它生动鲜明的人物性格特点、与超现实的对话、冷峻客观的叙事风格达到了反“先锋派”的出乎意料的神奇效果，将读者的吸引力和读者深层的理性思考引向深入，带给了我们心灵的震憾和思考。

首先，《狼祸》以模糊的寓言框架将人与物符号化、特定化，具有加缪似的“含混”艺术魅力。猪肚井、沙湾等若隐若现的象征性地点将人物中每个人的使命、目标、命运联接在这块心灵版图之上。孟八爷、猛子受命缉捕罪犯时的“复调”艺术手法相得益彰，冷静客观的叙述使小说成为一场梦幻般的游戏，给人以城堡般扑朔迷离迷宫感觉。人们进入猪肚井这一迷宫来寻找梦想，可最后，却连一点生存希望也破灭了。《狼祸》独有的光芒，正是对西部愚昧、贫穷、落后，甚至丑恶最强烈的反抗和批判。在这个寓言迷宫里，人与自然、动物与自然、人与人，构成了许多悖论。历史长河中现实的悲剧如泥沙沉淀，悲喜的交融使人物命运如泣如诉，陷入孤岛绝境。豁子女人何去何从，黑羔子的觉醒之后，出路又在哪里？作品演绎了每个人的生存历程，暗含了人类命运的寓言性。

对人类命运的寓言性思考，表现了作家雪漠强烈的人文精神。它是对“人的存在”的思考，是对人的价值和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命运、人类的痛苦与解脱的思考与探索，显示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小说具有多元性和多面性，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整合，提供了意义座标和寓言范本，它如灯塔一样闪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即使未来的岁月也很难将它“尘封”。

水是生命之源。小说中的“井”，更是一种隐喻性象征。它是猎原上唯一的一口井，关乎生命的存亡。作品以“井”始，并以“井”终，首尾相连，形成环状结构，成也在井，败也在井。它象征着一种生存方式，抑或是别的。这种象征，是多义的、含糊的，因而更有迷宫色彩。社会的变革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生存可能，但同时，也带来了生存困扰，并摧毁了他们精心营造的“旧梦”或生存规则。

人与物符号化是一种象征代码，也是寓言代码，它将生存现实升华为艺术现实，进而再升华为历史寓言，从而具有了多重内涵，赋予含混性。

其次，人与动物性格的相互转化、对比，使原生态的寓言美赋予了意象化的生存诗意。万物依靠自然生存，人、动物、自然相互形成了名之为“生物链”的生存规则。《狼祸》从原生态的角度剖析了人与动物性格的世俗转化，人与动物面对生存变得贪婪自私甚至残暴，生存“伎俩”成为了阴谋，而通过对多个人物的死亡，作者又将思考融入了宗教智慧。世事如浮云一般，富贵荣辱终将随风而去。在社会和历史的大网上，个体的人只是困于网中的一只蜘蛛。人为了生存，猎羊，打狼，追杀同类，争斗伤人，人性中恶的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命运的无奈，为小说增添了许多酸涩、凄凉的悲剧色彩。小说中将动物人性化，将人物兽性化，如骚胡角斗、群鼠求情、野狼报恩等，作者通过拟人化的手法阐述了一个抽象的哲理和道德内涵。

在心灵的猎原上，人、动物和自然互为猎物。在这个猎原式的“伊甸园”中人兽不分，人与动物符号化，有的只是人与动物的名称区别而已。沟南、沟北的争水，矛盾激化，场面宏大，波澜壮阔，更是对“丑陋的中国人”的人心深层挖掘，这种挖掘也带有原生态的寓言色彩。

同时，狼也是一种寓言，作家不仅仅在写狼的机智、勇敢、报复和拟人化的感恩，还写出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意韵。它像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中的蚂蚁，你想弄清它倒底象征什么，那是徒劳的，它是存在于心灵中的模糊的寓言代码。“狼”的死亡就意味着“人”的新生，“人”的死亡就意味着“狼”的诞生。

再次，人与动物出走的现实，使作品寓言性带有不确定性和幻想性。《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和安娜的婚姻犹如憨头和莹儿的爱情悲剧，最终走向灭亡，而渥伦斯基式的灵官成为一个伪君子，面对爱的迷惘、困惑，《大漠祭》中的灵官如《废都》中的庄子蝶一样选择了逃遁。其原因，自然是精神上的空虚和生存的无奈。

老山狗的出走也是一种隐喻性寓言。一切的出走成为合理化的运作符号。特别是老山狗，在老山狗的眼里，往事如云消烟散，许多人都变成了“小人”，灵魂的丑陋展露无异。人为了女人争风吃醋，人为了权力利益勾心斗角，人为了生存大开杀戒。它仿佛已成为哲人，它感恩图报，在最危险的时刻数次护主；对人类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和明争暗斗，它不屑一顾。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它“大彻大悟”，最后选择了“出家”。这种超凡脱俗的写法既合乎情理，又使出走成为一个“谜团”。这种确定性下的不确定性使小说更具想象力和含混性。

相较于老山狗的心灵，“人”确实有许多卑微龌龊的东西。黑羔子虽然和老山狗一样，选择了出走。但出走的意义不尽相同。黑羔子是无奈的逃离，而老山狗是灵魂的解脱。人与自然寓言化的各自存在方式的不同，在确定环境下的不确定人与物的内涵，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富有幻想性。

文本的寓言性可以达到任何一种可能，这种可能是猜测的、隐蔽的、暗示的、意外的、预言的、含混的、神秘的，等等，小说可以通向任何现实都不能到达的可能境地。神奇的现实掩饰了艺术的虚构性，而这种虚构具有惊人的现实性和迷惑性，这就是小说，尤其是寓言小说的“双体性”境界。如《圣经》，它既是天书，又是一部平凡的宗教性教科书，可它却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其中就隐含了许多预言性的东西。这就是寓言文体要达到的最本质、而又最真切的内涵所在。

艺术的未来就是对未来现实的预言，荒谬、含混、寓言、现象学、迷宫意识、反讽与偶然、意识流、神话、童话……一切都建立在作家心灵的“有序世界之中”，建立在作家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上，但作家不应成为巫婆、神汉或更高明的占星术家，他们应建立属于自己的心灵版图。作品的抽象性就在于人们的不可理解或不被理解性，使人们无法接近或不可接近这座城堡。《狼祸》写了人性蜕变，是一部充满质疑的关注人文精神而又关乎人类命运的寓言文本。作品中拆射出的人生哲理，具有时代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勾画出了西部人乃至整个人类的人性和灵魂，经久耐读，令人掩卷沉思。《狼祸》的文学价值不仅仅是作家常说的那样“忠实地记录”，虽然这种写法是对时代精神和“人的生存”的真实记录，但文学更是对生活的变异深化，是一种更高、更真也可能更美的“生存诗意”。

总之，《狼祸》是一个“城堡”似的模糊大寓言，里面有许多人生和命运的悖论，这才是《狼祸》的真正价值和内涵所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互为猎物，其寓言性营造了强烈的反思意识。这种超人格超文本的“多层对话”，充实了寓言，还原了悲剧，并充满生存诗意，是典型的融入了佛道精神哲学的寓言悲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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