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演绎海明威

　李文俊，翻译家，195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历任《译文》及《世界文学》助理编辑、编辑、主编、编审。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获中美文学交流奖。曾翻译介绍了美国重要作家福克纳。

　　细细想来，去年我之所以答应翻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恐怕多少含有一些个人感情的因素。我总觉得这篇作品与我有些因缘，这话让人听着可能觉得癫狂可笑。回想我最初读到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原文还是在1956年，是从它最初发表在1952年5月6日出版的美国《生活》(LIFE)画报上读到的。当时我参加工作不久，在《译文》编辑部当差打杂。前苏联刮起的“解冻”之风的末梢也扫到了我所在的单位，懂俄文的编辑见到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译载了这篇作品，于是便有人萌生了一个当时来说算是很大胆的想法：是不是也可以在自己的刊物上介绍海明威的这篇作品呢？由于当时单位的图书室未订《生活》画报，又听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有，便托人把那一期杂志借来。在几个人传阅过原作(有萧乾、朱海观和我)、领导听取汇报与研究之后，便决定用，并交资深编辑朱海观翻译。我记得海观还请了几个月的“创作假”，用心译出，而被指定做责任编辑的也即是我。这篇作品是在《译文》1956年12期上发表的。出版后反应不错，在我国创作界与文学爱好者中受到赞赏。也许是因为我从此对海明威有了深刻印象，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他的作品有可能广泛介绍后，我便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接洽翻译他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然而在经过试译、出版社对译文的质量审查并通过、双方签订合同我正式开始翻译之后，又因为有关方面向出版社转去电影学院一错划为右派的前学生的译稿而被打断(译文出版社后来出版的即是经过校改的这份译本)。书虽未译成，但我对译海明威的作品的愿望，却始终萦绕于心。

　　岁月匆匆，海明威逝世50周年亦将来临，他的版权亦会不成问题了。一家出过我译作的出版社有意出几本海明威的作品，包括《老人与海》，以资纪念，于是便想起了我。海观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在他以后还曾出现过这部作品的几种中译，应该说它们都很不错，照说我是不应该再登场现丑的了。但是我这人每逢读到心爱并认为自己还有能力翻译的佳作便会手痒，何况是一篇与我有过些关系的作品呢。所以在考虑之后便接受了下来，心想，既然一首名曲可以由众多不同的音乐家演奏，一篇文学作品又何尝不可由不同的译者加以演绎，进行他自己的“二度创作”呢？几个月的翻译工作固然耗去自己不少心力，但我也因有机会于文字的丛林中策马挥刀，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位步履蹒跚的老者，于暮年病后岁末黄昏时，独自通过一道狭窄的后门进入一座空旷的哥特式大教堂，艰难地登上弯弯曲曲的木头扶梯，爬到高处，在一个特殊的座椅上坐下，开始虔诚地按响一座大管风琴的琴键。在经历了一场理解、共鸣与表达技巧上的艰苦搏斗之后，我终于奏成了像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BWV,565)那样的一首赋格曲。在按完那余音袅袅的最后一个音符后，我真是心潮难平啊。琴艺工拙姑且不计，是否有个别听众在听，他或她是否欣赏，那都与我无干。反正这神圣的琴音已使我自己在心灵上受到了一次洗礼。我感到海明威的这篇可以定名为《观沧海》的“大海赋”，与巴赫的那首力作一样，具有同样的恢宏、庄严与力度，足以震颤与净化人的灵魂。巧的是，在曲式结构上，《老人与海》居然也很像是一首赋格。请看：1.“老人”主题(第一声部)出现，2.“老人”声部与“孩子”声部对话，3.与“大海”声部对话，4.与“大鱼”声部一而再地对话(高潮)，5.与“鲨鱼”声部的几次对话(第二高潮)，6.再次与“大海”声部对话(渐平静)，再次与“孩子”对话，终曲，呈示部完整再现(平静)。

　　似乎还未有人把海明威与巴赫相提并论。贝多芬倒是说过：“巴赫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在德语中，Bach的本意正是“小溪”)有了二百多年前贝多芬的这句话，写海的海明威还真是能与像海的巴赫接通关系的，至少，他们两人的作品在气魄上有共通之处。我无意在这里乱攀关系以抬高自己所翻译的作家与作品，它们无此需要。美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伯纳德·贝瑞孙在谈海明威和他的这部作品时倒也曾提到一位具有伟大气魄的作家，那就是古希腊的荷马。贝瑞孙读了《老人与海》，很欣赏，便给海明威去信，向他祝贺。海明威回信，希望他能写上几句话，好让出版社用在书的封套上。贝瑞孙便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梅尔维尔式的，好比出自荷马的手笔；行文像荷马史诗一样平静，令人佩服。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

　　海明威在1935年做记者时，听一个古巴老渔夫讲自己捕到的鱼怎样被鲨鱼吃掉。1936年，海明威将这件事写入一篇通讯，交《老爷》杂志发表。此后他便总想以此事为基础，好好的写一部小说。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在古巴海边长期生活之后，他终于在1951年，用8周时间，写成了《老人与海》，先是在1952年5月6日的《生活》杂志上发表，得到好评，紧接着又出书并被改拍成电影。海明威因此书获得1953年的普利策奖，又在1954年主要因此书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在颁奖时所念的授奖词中还特别提到，说海明威得此殊荣，是为了表彰“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这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作《老人与海》之中”，还说在这部作品中，“他的艺术风格达到极致。《老人与海》正是体现他这种叙事技巧的典范。这篇故事讲一个年迈的古巴渔夫在大西洋里和一条大鱼搏斗，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作家在一篇渔猎故事的框架中，生动地展现出人的命运。它是对一种即使一无所获仍旧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的讴歌，是对不畏艰险、不惧失败的那种道义胜利的讴歌。故事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我们眼前渐渐展开，一个个富有活力的细节积累起来，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人生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却不能被打败’”。这位常务秘书在这里倒没有说官话套话，而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老人与海》的主要内容与意旨，值得抄录在此供读者参考。我边译作品边体会到：这也许就是一则写人的普遍命运的哲理性寓言：人生在世，必定会遇到挫折与苦难，经过奋斗，总会不无收获，得到愉悦、满足和友情，但最终还必然得走向失败与死亡。不过总的来说，在整体上，人类还是在朝前蹒跚行进。

　　海明威晚年因在非洲打猎时所乘飞机多次出事，伤痛久治不愈，极端痛苦，兼加丧失了创作能力(朋友马尔康姆·考利曾见到他在桌前站上半天，却连一个句子都写不出来)，得了严重的抑郁症，终于在1961年7月2日清晨，将一支打霰弹的镶嵌了银饰的猎枪对准自己口腔，以大脚趾扣动双膛的两个扳机，自杀身亡。(猎枪很长，只有一位老资格猎手才懂得要扳动机钮以这种姿势最为合宜)他是不是以这种方式最后一次证明“一个人可以被消灭”呢？而且此时，他该写的作品都已写出，基本上完成了他的人生使命，面临死神，他丝毫不畏惧，所以也能算是“没有被打败”吧。海明威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篇前引用过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布道词：“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足见他对多恩的作品是熟悉的。而多恩最著名的诗歌之一《致死神》，一开首便直说：“死神，你休得张狂，尽管有人说你/何等强大，何等可怕，你并非这样/……我们最俊秀的人随你去得越早/便越早能获得筋骨的安息，心灵的解放……睡了一小觉之后，我们便永远觉醒/再也不会有死亡，而死神你也将陨丧。”对于海明威自己有没有被打败这一诡谲的命题，大家都不愿去深究。人都死了，再去揭其伤疤，未免有失忠厚。反正凡人必死，拉丁谚语里说：“Mors omnibus communis。”(“死亡对谁都一视同仁。”)海明威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还是很有惊悚力与震撼力的，怎么说他也能算得上是一条汉子了吧。

　　岁月匆匆，海明威去世将近半个世纪。在他死后，美国文学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在21世纪过了十年之后，再来回顾上世纪的美国文学，不论从哪个角度看，《老人与海》都有资格列入美国以及世界那100年里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而且依愚之见，说不定还能算是海明威自己最最精彩的一篇作品呢。(试问，他那本写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现在一般的读者还会感兴趣吗？)与海明威同时代齐名的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尽管与海明威曾有过一场“姑嫂勃谿”式的较劲，却也为《老人与海》写了一篇书评，里面赞誉说：

　　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时间会显示这是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指的是他和我的同时代人)所能写出的最优秀的单篇作品。这一次，他发现了上帝，发现了一个造物主。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我捏塑成的；他们的胜利与失败也都掌握在每一个对手的手里，仅仅为了向自己、向对手证明他们能做到何等样的坚强。可是这一回，他写到了怜悯，写到了存在于某处的某种力量，是这种力量创造出了他们全体：那个老人——他一定要逮住那条鱼然后又失去它，那条鱼——它命定要被逮住然后又消失，那些鲨鱼——它们命定要把鱼从老人的手里夺走；是这个力量创造出这一切，爱这一切，又怜悯这一切。这是很对的。赞美上帝，但愿创造出、爱与怜悯着海明威的那种力量——不管那是什么——约束住海明威，千万可别让他再改动这篇作品了。

　　从一个信基督教的人嘴里，说自己的一个基督徒同行与对手已经达到“发现了上帝并表现出上帝的创造力”的水平，而且用一种反讽的方式判定这篇作品已经完美得连一个字都不能更动的地步，对不轻易称赞人的福克纳来说，这恐怕已经是最最高级的赞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