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生存状态的原生态还原——从《大漠祭》到《白虎关》

西部生存状态的原生态还原——从《大漠祭》到《白虎关》

李清霞

雪漠在甘肃作家中以乡土叙事而备受关注，《大漠祭》系列以腾格里沙漠边缘沙湾村的普通农户老顺一家的日常生活为背景，真实生动、饱含深情地叙写了西部农民艰难、严酷、悲凉的生存境遇和他们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在现代性背景下，沙湾村人那种类原始的生存方式和民间道德理念受到外来文明侵袭的艰难处境，先是自然生态因物欲的膨胀和生存的艰难而受到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现实生存，即使身兼三种身份——农民、牧民、猎人，依然难以维持他们最基本的生存与尊严，他们不得不向沙漠索取，向戈壁深处的沙窝去谋生存；在《猎原》中，他们还得应付那些偷猎者和外部文明所带来的外国投机者、手机、电视、碟机、明星照、进口面包车等现代化符号的诱惑，沙湾村已经不再是原生态的、孤立的西部乡土的“存在”了，它成了现代化观照下西部沙漠边缘的一个乡村。大漠这个浑厚、酷厉而又苍凉的文化意象，它是即将逝去的一种文明形态和生存方式的象征，它沉寂千年，充满苦难又饱含温情，雪漠在新世纪的钟声里让世人看到了原始而又悲怆的存在，这群农民勤勉、诚实、顽强、豁达、坚韧地活着，西部的生存环境是阔大、雄浑、严峻而单调的，西部人有生之艰难、死之无奈、病之痛苦，也不乏爱之甜蜜，尽管他们的观念有时显得保守封闭愚昧，但是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有足以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生存的强大的精神纽带。他们的生存是自然原始、粗犷坚硬的，充满艰辛与磨难，却从没有绝望与悲观，相反诗意的西部生存方式，对沉溺于欲望之海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犹如一缕清新的风滋润着他们焦渴的心灵和浮躁的时代精神。上海文化出版社在小说封面上称《大漠祭》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就在于西部作家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展现出了一个读者完全陌生的西部乡土世界。小说不仅多次再版，还进入了2000年度优秀长篇小说排行榜，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等。

《白虎关》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和人物命运依旧沿袭着《大漠祭》和《猎原》，作者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比之前的长篇更加用力，兰兰和莹儿姑嫂成为核心人物，小说围绕“为猛子娶媳妇”这一中心事件，展开了老顺家和莹儿娘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冲突，而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穷”，作者尖锐地指出穷是相对的，穷的根源在于欲望的膨胀。白虎关未发现金矿前，大家都穷，贫富悬殊不大，外面的世界对沙湾村的刺激远没有白虎关近在咫尺的黄金那么让人难以忍受，而开金矿的利益和风险同样巨大，老顺一家既无财力又无胆识去金窝子讨生活，于是心理的艳羡、嫉妒、仇恨就在沙湾村逐渐蔓延，以致发展到猛子和花球去偷金沙，被捉后被强迫当沙娃险些送了性命，本来对双福心怀愧疚和恐惧的猛子内心更加扭曲，他和北柱一起掘了双福家的祖坟，希望能坏了他的财运，虽然双福给村里修了学校，刚给村里大人孩子人手发一百元钱，但这丝毫没有减少村人对他的仇恨，猛子与北柱掘坟时的对话细致入微地表现了部分农民对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的看法，尽管他们也承认双福们的钱是“挣死挣活挣来的”，但他们就是不能让双福们的福显出自己的穷来，“二两酒喝一天”的人与“喝得起酒，喝不起时间”的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雪漠开始反思西部农民贫穷的文化心理根源和巨大深厚的惰性，“以挣钱为乐”，还是“以舒坦为乐”，的确是不同的生存方式，孰优孰劣，值得商榷。但仇富、害人不利己的掘人祖坟的行为，怎么看都是不道德的，也是违法的。倒是双福女人秀秀见识非凡，她说掘坟者“最终把自己心里的一种东西给掘了”，她打心眼里蔑视掘坟者。她对人性的剖析透彻犀利，她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独立人格和艺术魅力的人物，但也让人怀疑她在替作家立言。作者将双福女人塑造成了沙湾村的“智者”或“旁观者”，另一个“智者”是孟八爷，但孟八爷是沉浸于其中的，他身上更具有农牧文化精神素质。

雪漠在努力探索农村贫穷的根源，并将触角深入到人性的最隐秘阴暗的角落，他没有简单地将思索停留在外部社会，而是向文化心理的纵深处开掘，应该说他的这种剖析是客观公正的，既无有意识的拔高，也没有韩少功式的夸张变形，他选择以原生态的生活真实震撼读者的心灵，并在事实上超越了《大漠祭》和《猎原》中对所谓西部精神的歌咏，对农牧文明的盲目怀恋，农牧文明的田园牧歌并不是抵抗现代工业文明的良药。他终于认识到将苦难崇高化的梦想已经无法抗衡现代物质文明对西部农民的强烈诱惑，西部农民的欲望在外来者或异质文明的刺激下正在畸形变态地膨胀，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颇具毁灭性的阻力，不仅阻碍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对人性善恶和人的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沙湾村那些损人不利己的思想行为，那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和陋习，以及人们对人性遭受践踏的那种熟视无睹，诸如换亲习俗，把勤劳肯干作为男性好坏的评价标准，甘于贫穷，贪恋闲适，对女性人格尊严的肆意践踏等等，也许这才是西部农村贫穷的最根本的原因，这种价值观和文化心理才是阻碍人类进步的最大阻力。从这一层面看，小说的立意是相当高远的，与周大新的《湖光山色》相比，《白虎关》更加深刻厚重，发人深省，但是，由于作家地处西部，宣传力度不够，当然，作者相对松散的结构和散文化的笔法使小说的叙事节奏和故事性不及《湖光山色》，在可读性上略逊一筹。但对于农村生存方式原生态的还原与展示，对西部农民文化心理结构的分析，对西部人顽强坚韧性格的刻画，以及作者深沉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也构成了小说所特有的西部人文景观和风情。

如果说在《大漠祭》和《猎原》中，女性只是小说情节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的话，那么《白虎关》就是一部西部农村女性生存、挣扎与奋斗的悲歌，兰兰的自我意识在一系列灾难之后终于觉醒，她在对婚姻、亲情、恋情日益绝望之后，把精神寄托在修行之上，进而发现宗教已被某些村人撕破了神圣的外衣，她终于走出了金刚亥母洞，但“打七”还是让她对世事人生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反思，生活和修行让她成熟了，她决定自己拯救自己，尽管这一切并不是她的过错，她和莹儿却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为各自兄弟娶妻的责任，以她们所处的环境，她们为自由、爱情、尊严所做的抗争竟显得那样牵强，不被村人甚至亲人所理解。

小说对猛子的成长给予了过多的宽容，一系列的人生磨难、三个性格迥异的女人，才使他有所承担。而白福、花球、北柱、白狗、王秃子等却正在向泼皮无赖滑落，或以暴制暴，让人忧虑而恐惧。而作者却给予他们过多的同情和怜悯，从而消弱了小说的现实批判性，使叙事陷入无意义的循环。茫茫荒原，谁来承担启蒙的重任呢，作者很茫然。猛子们的精神惰性是可怕的，作者对他的娇纵和溺爱，也暴露了作者人生观、价值观的局限。也许，作者这样塑造猛子是为了揭示西部生存的艰难和西部人精神成长的曲折？不管怎样，猛子都让人觉得如鲠在喉，犹如心智不全的、顽石般的孩童，但这也正是猛子的魅力所在。

在《白虎关》的后记中，雪漠说：“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这是作者的审美选择，巴尔扎克也曾说过自己是法国社会和时代的记录员。老顺一家的确“本来如此”，但他们应该怎样？老顺们“活化石”式的生存模式是注定要消失在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如何评价它？是站在全球化或者至少站在中国现代化的视野下，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来观照或批判它，还是站在沙漠的边缘或者西部的某一高处来审视它、怀恋它，这是与雪漠小说创作视界有关，鲁迅先生对故乡和童年时代的朋友闰土是批判多于同情，而雪漠却沉溺于西部人近乎原生态的精神生态系统之中无法自拔，既影响了他对生存和生命本身的深层体验，也影响了他对现代性关照下的西部农村现实生存与发展走向的准确把握。早在2004年，著名评论家雷达就说雪漠“需要一种东西文化撞击后的眼光。”《白虎关》在思想上并没有超越之前的长篇，但艺术上却日臻成熟，值得期待。

――节选自《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西部精神与生态意识——论新世纪甘肃乡土叙事长篇小说的精神内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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