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三个高峰（四）

内容提要：欧洲资产阶级文学发展，在20世纪以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三个异峰突起的阶段，这就是文艺复兴、启蒙主义、19世纪；人们习惯把这三个阶段的欧洲文学，称为资产阶级文学的“三个高峰”。

启蒙主义文学把斗争锋芒指向封建社会全部的上层建筑，把文学变成了理性的审判法庭。这个时期的文学普遍性特点之一，就是充满了激情的理性。文学方面与政治思想方面相一致，批判的锋芒十分尖锐。恩格斯在讲到法国的启蒙主义作家时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6页。)这些启蒙主义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同上书，第56—57页。启蒙主义作家在反封建问题上是比较彻底的，革命性也是很强的。他们自然也有局限性。在政治上，许多作家追求理性王国，但“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同上书，第57页。)在哲学上，既有机械唯物论和唯心论，也存在着把问题绝对化的形而上学。启蒙主义者所持的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的自然观，是机械唯物论；而把理性作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正是历史唯心主义。启蒙主义者把已往的历史全部作为不合理的东西加以否定，表现了天真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在文学风格上，许多作品中理过其辞，减弱了生活真实性与艺术感染力，这一点带有时代的通病。

启蒙主义文学家的思想与实践有很大的矛盾。重要表现是他们从“第三等级”与贵族、僧侣的矛盾中观察现实，他们自以为“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并且也确实“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他们“并不是想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8页。)而问题是，他们当时只能部分地代表劳动群众，而实践的根本目标和更远的未来利益都属于“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但评价这一点时，极左的观点向来是隐瞒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肯定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定阶级间共同利益的联系，把凡是以社会全体群众名义反对当时统治者的文学，都说成是“欺骗”与“蒙蔽”群众。我们必须指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四人帮”说启蒙主义是“蒙蔽”正是这种极左的一种表现形式。启蒙主义者斗争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蒙蔽”，而实践结果对劳动群众发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带来了部分利益，也不能说是“蒙蔽”。列宁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不论在南欧或俄国，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他们确实没有看出(部分地还不能看出)从农奴制所产生出来的制度中的各种矛盾。”（《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28页。）这种情况决不能用“蒙蔽”这个彻底否定的词语来概括。“四人帮”一伙所以要这样，目的在于要“彻底扫荡”一切历史的精华。和“四人帮”的专制和蒙昧主义相反，无产阶级要批判地继承启蒙主义文学的丰富成果，实现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民主。列宁非常重视启蒙主义文献的“唤醒”、“唤起”的作用，并批判那种极左的倾向，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有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05页。)当年恩格斯说要把启蒙主义著作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说要用它去唤醒人民的“宗教迷梦”，独有“四人帮”这一伙真正的“蒙蔽主义”者才如此仇恨启蒙主义思想。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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