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翻译：我们为什么不够自信？

邓小平翻译：我们为什么不够自信？

刘雅婷

4月中旬，在京城被沙尘暴席卷之前，张维为的航班落了地。这是本月他第二次来京，而在日程表上，周末还有一次。如此紧凑的安排，成了张维为近来的一个常态，因为不断有机构或高校邀请他来做演讲。

许多人认识张维为，是缘于他的演讲。两个月前，一段叫做《中国信心》的视频短片在自媒体上被疯狂转发。作为一位政治学者，张维为在短片中用自己的研究经历、有力的数据对比，告诉国人中国正在崛起。他最后的结论是7个字：中国人，你要自信！张维为抛出的观点，好像一剂强心针，让许多人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不够自信？是不是真的被西方忽悠了？

人物简介：张维为，生于1957年，上海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著有《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图为2015年4月16日，张维为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摄）

从“最底层”到“最高层”

即便日程紧张，张维为与《环球人物》记者见面时，也没有显露出丝毫疲态，西装笔挺、笑容谦和。看到摄影记者准备拍照，他还特意问了一句，要不要扎上领带？

一开场，张维为就对记者说，问什么都可以，问题越尖锐越好。张维为自认是有这份自信的，因为他接触过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也接触过中国的最高层，是“用脚底板走出来的学问”。

在张维为的经历中，有三个身份常被提及：工人、领导人高翻、学者。

张维为是上海人，家里兄弟姊妹6个，他是最小的一个。文革时期，哥哥姐姐都离家去了生产建设兵团，他受政策照顾留在了上海。17岁时，他招考进了上海雕刻二厂，做了一名技术工人。这段经历，让他在成为一名学者后，可以真正做到“接地气”。扫楼道的大妈、送快递的小伙、开出租的司机，都是他观察世界的切口。他知道如何用大众的语言，讲解深奥的政治问题。

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成了张维为人生的转折点。当工人时，他就喜欢英语，有空就跟着广播自学。1977年，他考取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在大学里，张维为是个不安分的学生。那时，学校还不允许修第二专业。他硬是说服系主任，去旁听了国际政治系的课程。1981年，张维为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他这个班是专门给联合国培养译员的。学成之后，他进了外交部，开始了和“最高层”接触的经历。

当时外交部条件不好，张维为没地方住。他拿着铺盖在办公室一住就是5年。

翻译室每周都有一两次业务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主要是练习口译，常用领导人见外宾的谈话作为材料。政治学习一般都会先读一篇中央文件。读完后大家讨论，气氛相当民主，常有思想火花碰撞。

1983年，张维为开始有机会给领导人做翻译。他的上岗考试，是在时任副总理李鹏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副总理的一次会谈上。翻译室领导听了他的口译后，点点头说，“小张可以了”。此后的几年间，他有很多机会与中国第二代领导人近距离接触。

1985年8月28日，张维为（左二）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

邓小平的“中国模式”

张维为说，那代领导人经历过战争，考虑问题会先从整个战略大格局出发，近10年、20年会不会爆发战争，脑子里一直绷着这根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话爱用军事词汇。邓小平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不管是当翻译还是后来做学问，邓小平对张维为都有着重要影响。他的记忆里有两个第一次：1984年，国庆大阅兵，他在观礼台为外宾做翻译时，第一次远远望到了阅兵车上邓小平的身影；1985年8月28日，他第一次给邓小平当翻译。这次见面的细节，他都记了下来，后来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忆文章。他写道：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后，对我说了一句话。他用手指着自己的右耳对我说，“我听力不好。翻译的时候，声音能不能大一点？”他商量的口吻显示了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的尊重，也显示他为人的涵养。邓是个有尊严、有气度，没有架子的长者。我轻轻地向他点点头，同时把面前的话筒调到一个合适的角度。

翻译室有个传统，大家会对领导人谈话中的一些关键词和难点进行讨论。张维为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邓小平讲的“中国模式”，是译成“the China model”还是“the Chinese model”，最后的共识是“the China model”更好些。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邓小平当时讲中国模式，意思很直白，就是中国自己的一套做法和思路，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是对自己一套做法和思路的总结。现在习总书记也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他经常把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连在一起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外交部期间，张维为去了近30个国家。他发现，实际看到的情景和以前间接了解到的并不完全一样。他打了个比方，“一对男女谈朋友，通3年信也不如见一次面管用。邓小平说得更形象，听过枪声的兵和没听过枪声的兵就是不一样。”

1988年，张维为被选中到联合国做译员。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三个角色。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考入日内瓦大学深造，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邓小平的思想，最后这篇论文成了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

此后20多年，他教书、做研究，把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向世界讲述中国的发展模式，分析中国的成就、问题和未来中。在走访了100多个国家后，张维为把对中国模式的思考写了下来，出版了《中国触动》《中国震撼》《中国超越》“思考中国三部曲”。他在书中写道：“中国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如果还被西方那么浅薄的话语忽悠的话，我们的后代将会诅咒我们：一手好牌，怎么当时打成那个样子。中国震撼、中国超越，这是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缅怀。”

我们为什么不自信

《环球人物》：您说自己是用脚底板做学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张维为：我去过100多个国家。当你有一定人生阅历和学问功底之后，去一个地方看一看，比不看要好得多。这种经历能给你自信。你可以看一看2011年我跟福山先生（美国著名自由主义学者）的辩论。当年3月埃及出现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当时，福山说中国也可能爆发类似的革命，我说不会。我为什么对自己的观点这么自信？因为我去过开罗4次，20年前它跟上海的差距大概是5年，现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轻人失业，能不造反吗？

《环球人物》：您说的5年和40年是用什么来衡量的？

张维为：这是比较直接的感觉。我觉得定量分析，有时反而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收集的数据不一定完整可靠。

但有些是最基本的，比方你坐出租车从机场到市区，看看车上有没有定价器，司机用不用，有没有敲诈行为。再从车上往外看，看这个国家的硬件设施，人的精神面貌。我去过苏联时期的爱沙尼亚，就没见到一点笑容。然后，你再去看看市场、老百姓的住房条件、交通，还有治安状况。

《环球人物》：会参考哪些指标吗？

张维为：如果研究指标，最简单的就是看老百姓对政府满意不满意，对未来乐观还是悲观？我现在主要看3个民调：一个是美国皮尤中心的，它每年都在中国十几个省做；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台湾大学做的Asia Barometer的民调；还有是中国零点公司做的民调。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自信的。

我们不乐观、不自信的是哪些人？主要是一些媒体人和一些知识界的人。

《环球人物》：为什么这两类人最不自信？

张维为：过去10来年，西方话语对中国学界和媒体影响过大。另外，网络发展起来了，可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政府一些部门的自信和担当不够，也不怎么会发声，结果网上的舆论总是在否定中国的制度和成绩。我举个例子，2011年的动车事故，政府说什么都没人信，而当时的媒体几乎全面唱衰中国高铁。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另外，西方的知识界、学术界，虽然会骂政府、骂总统，但通过上百年的磨合，他们对制度是基本认同的。而我们很多媒体人和学者，心里还不认同中国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出什么问题就是制度的问题。我是非常看好中国模式和中国制度的，最多再有10年，我们许多方面会明显超过美国。就拿百姓的财富来说，我们3亿人的发达板块已经比美国的中位水平高了，但很多人不敢相信，这是有根据的。上海多数出租车司机的财富都超过50%的美国人。

《环球人物》：可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幸福感，并没有经济数据那么漂亮？

张维为：关于幸福感的问题，没有一个很权威的指标来衡量。我演讲的视频里，随机采访了上海的大妈和农民工，他们都说很幸福。另外幸福感也是相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过去20年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退休金跟10年前几乎一样，1200美金，1200美金在美国是没法生活的，而且退休要到67岁。而中国一直在进步，我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民调都表明多数中国人的幸福感不低。

《环球人物》：您很喜欢用上海做样本，而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会不会也造成一种偏颇？

张维为：你讲的有些道理，但你是否注意到我是拿上海跟纽约比的。近3年我考察了四川、贵州、云南不少贫困县。四川贫困县的农民放到印度的话，大概多数都可以算中产阶级。因为中国进行过土地改革，农民有地有房子，解决了基本的吃穿问题，虽然现金没多少，但你得看综合指标。

《环球人物》：近几年中国移民人数明显增加，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张维为：从比例来看，我们的移民还是很少的。我仔细查了有关移民的数据，过去3年我们每年的平均移民是19万。这是什么概念？波兰人口4000多万，去年移民就50万。

我接触很多移民，以加拿大移民为例，走之前他在国内可能是个处长、经理，社会地位都不低。但移民后，也就是到车行里做个销售。这个社会落差很大。还有一部分群体，即便移出去了，也只是出于种种原因要弄个身份，他们大部分的事业都在国内。真的把自己国内的企业卖掉，房子卖掉，再移民的非常少。而且所谓的身份现在也没什么用，美国都给中国人10年签证了，美国绿卡还有多大价值？

我不是说美国不好，美国有很多地方不错的，但是我们应该平视美国，既不要仰视也不要俯视。

《环球人物》：西方的一些学者，包括国内学者，很多并没您这么乐观。

张维为：你看这些学者，邓小平去世他们怎么预测的，苏联解体他们怎么预测的？他们的预测几乎都是错的，而我的预测几乎都是对的。这几年我就预测过：“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香港“占中”失败的概率是100％。我认为，西方总体走衰是一定的，如果你今天移民去美国，你去吧，我祝贺你！到15年后再看看，你说不定是世界最大的傻瓜之一。当然，我不能说我对未来的所有预测一定都准确，但是这20年的准确预测给我很大的自信心。

用西方的话语来讲中国，会越讲越不自信

《环球人物》：那在您看来，我们怎么能在国际上表达出中国人的自信？

张维为：我们可以学学普京，他就是跟美国辩论，找美国人来谈美国的问题。普京采取的就是积极防御战略。我们现在也要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权，要强势、全面、透彻、国际化。一旦有自己的话语自信，谈什么问题都可以，包括腐败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等。如果只是用西方的话语来讲中国，就会越讲越不自信。

《环球人物》：您现在比较关注中国的什么问题？

张维为：我现在比较关注经济，现在经济转型到了关键处。反腐败问题过去也担心过，事实上，一个国家在高速发展的阶段腐败都有增加，没有例外。因为财富增加太快，国家治理腐败的能力跟不上，后来逐步跟上了，腐败就减少了。现在看政府治理腐败，已经产生了震撼的效果。

《环球人物》：您讲到中国人要自信时，引用了很多经济数据，那么在文化层面上呢，您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更自信呢？

张维为：要注重文化这一块，中国文化中有这个底蕴，要把它激发出来。没有一定的文化和精神支撑，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在文化和信仰的问题上，我们传承得不够。一个人如果真正学会了100个成语，就有了中国人基本的价值理念，如勤俭持家、尊老爱幼等，我们要把这些都激发出来。

《环球人物》：也就是说让国人更爱我们的文化。

张维为：对。中国崛起后这个趋势已经出现，这是一步步来的。尽管我们老说现在国内社会问题多，但跟国际上比我们很多基本面是要肯定的：第一，中国人是最勤劳的；第二，中国人是积极向上的；第三，我们的文化是平和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犯罪率低。如果今天晚上北京、纽约、巴黎都停电了，北京肯定是安全的，巴黎犯罪率会比北京高一两倍，纽约恐怕要高三五倍。

采访结束时，已经比我们约定的时间超了半小时，张维为还要赶飞机回上海。临上车时，他特意停留了一下对记者说：“很多人跟我聊天后都感觉更加自信了，希望你也会。我是实事求是派，我相信自己对很多问题的判断，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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