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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的张爱玲

2013-06-05 06:09 来源:《读者文摘》 作者:祝勇 浏览:47073373

柏克莱的张爱玲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因为她的体形过于瘦小,在人群中,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Andrew Jones,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英文译者)的车上,饥肠辘辘,在黄昏的车流中,向旧金山一间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小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在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 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悉悉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3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当时的中国研究中心在校外办公,不在紧邻西门的现址。我在柏克莱市中心找到她当时的办公楼,是一座数十层的巧克力大厦,就在Bart车站边上,是这座 朴素的小城最显赫的建筑之一。并且,据安德鲁介绍,它的显赫地位至少已经维持了二十年。我向陈少聪问询了张爱玲当年办公室的位置。中国中心早已搬到富尔顿 2223号(2223 Fulton Street),那里现在变成一座银行。人们进进出出,点钞机决定着每个人的幸福指数。一切迹象显示,这座大楼与张爱玲无关。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 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待。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 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 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同上书,第204页)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 两方的军、警岗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 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罢。”张爱玲 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据司马新:《张爱玲与赖雅》,第68页,大地出版社,台北,1996年版)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 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别。她把自己视作一件宝贝,秘不示人。她与外界的联系大多通过纸页进行,连电话都很少打。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 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 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加州了。”(陈少聪:《与张爱玲擦肩而过》,《有一道河,从中间流过》,第204205页,九歌出版社,台北,2006年版)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这与现在没有什么不同。现在,2006年秋天,在柏克莱,我可以找到她,又找不到她。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的上司陈世 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呆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 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三十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张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终于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 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二十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2006 11月,林文月先生在加州奥克兰她的山中别墅内,把庄信正刚刚在台湾《中国时报》上选发的这些书信拿给我看。分别以《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和《张爱玲与加大“中国研究中心”》为题,在200694日、5日,以及106日《中国时报》上发表。每次几乎发表一个整版,除原信外,还配有庄先生的笺注。同时还配发了这批信的手稿照片。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onionskin),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张爱玲的癖好,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像和重温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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