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学人风骨

陈寅恪的学人风骨

文\吴应瑜

陈寅恪是当代文化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通晓十几种文字，在历史、语言、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均有所建树，季羡林曾用“泛滥无涯”来形容其广博治学范围。作为史学大师，他一生的数百万字论著，大都被奉为中国史学的经典著作。陈先生的学术成就自是气象万千，除其学识外，评骘陈寅恪先生，更须一提先生的学人风骨。

陈先生为人正直，襟怀坦荡，虽处变革动荡之时代，却秉持学人本色，坚持独立思想，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滞留香港，陈先生拒不接受日本人的救济物品，拒绝同敌修订历史教科书，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在友人资助下辗转出走已沦陷的香港，这在民族大义上体现了他“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人风骨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早先有人觉得陈寅恪先生有点“怪”。怪在何处？一是指他的外表。清末民初，许多人出国留洋，不管洋墨水喝多喝少，只要是跑到外国打了个转身，那“假洋鬼子”的派头却十足了。而陈寅恪尽管历时近二十年，纵横东西洋数万里，回国后又在“洋学堂”清华大学任教，却一点洋派头也没有，怎生见得？请看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中的一段描写：

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行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蓝布大褂，青布马褂，棉裤棉鞋，蓝布大包袱，说他是“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一点不假。还有一些书中刊登的一幅陈寅恪夫妇散步的照片（如刘广定《大师遗珍》第49页、张荣明《竺可桢与陈寅恪》第35页），先生棉裤的裤腿口子还用带子绑紧，防止进冷风，那更是早年农村老人的做派了。

二是先生长期留学几所国际著名大学，却没有博士、硕士头衔，令人诧异，以致有盛传梁启超与清华校长曹云祥争论是否聘请陈寅恪的传闻。无论过去和现在，“混文凭”或“捞文凭”的大有人在，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先生则只求学问，不贪头衔，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此为二“怪”。

三是先生总是与权力中心保持距离，不曲学阿世，有“官”不想当，似乎只搞学术不关心政治，这大概是第三“怪”吧。

其实，“怪教授”并不怪，曾任陈寅恪助手长达14年的黄萱女士，在《怀念陈寅恪教授》一文中说：“人家以为寅师‘有点怪’。我觉得他凡事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主张，从不随波逐流，人言亦言，随声附和，但并不怪。他是和蔼可亲、很体贴人的。”“陈先生是一位高度爱国的知识分子。他正直，黑白分明，实事求是。他很关心国家大事，是非得失，十分清楚。他希望祖国能早日繁荣富强起来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黄萱女士的话，道出了陈寅恪先生的思想、人品和情操。下面略举几件事，以增加对先生性格的了解。

1931年4月，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为清华大学校长，他上任即宣称“奉党国之命”，“恪遵蒋主席整顿学风之意旨，长治清华”。他独断专行，私任亲信任校教务长、秘书长，拒不承认清华由“教授会议选举院长”的惯例。清华民主气氛甚浓，哪里吃他这一套，因而引起众怒。陈寅恪在会上当面指斥吴南轩“你办事糊涂，你要立刻辞职”！由于广大师生的反对，不到两月吴南轩就被撵走了，成为清华校史上“最短命的校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一味忍让，陈寅恪对此极为愤慨，他在给胡适《题唐景崧先生遗墨》的谢札中说：“……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

1937年“七七”事变，8月8日，日军占领北平。9月14日（农历八月初十），散原老人去世。11月3日，陈寅恪举家逃离北平，历尽艰辛，于春节前夕到达香港。此时，夫人唐筼心脏病复发，几个月的小女美延又发高烧，一家人在患难中过了一个春节。春节后，陈寅恪托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好友许地山教授照顾妻小，只身经海南，越南的海防、河内、河口，到云南上课。假期，陈寅恪担心妻儿，又回港照料。1940年暑期，因“滇越路断，回滇益难”，陈寅恪只得受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占领香港。此后，陈家与其他香港市民一样，生活陷入困境，有时陈夫人还以手饰甚至衣物换吃的。尽管如此，但还是“数月食不饱，已不食肉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在这“几陷于绝境”之中，有人送来粮食，有人劝他在日本占领区的香港、上海，甚至到“千元月薪”的北平伪“北京大学”任教，还有“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全家生活陷入绝境，而日伪的条件又如此丰厚、诱人，但陈寅恪毅然拒绝。陈寅恪见自己的身份已暴露，在有关人员的帮助下，于1942年5月，全家夹杂在难民之中，乘船逃离香港，辗转至广西桂林。时避难萍乡的陈隆恪闻之，作《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一诗，诗中有句“正气吞狂贼。闻寇馈米两袋，拒不受”，对其弟的民族气节大为赞赏。

曾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的武汉大学资深教授石泉（1918～2005），是陈寅恪培养的研究生，抗战胜利后又当过陈先生的助手。当助手期间，“每天上午到陈师家中，首先是念报。陈师听得很认真，往往还插几句精辟的评论。读报之后，经常要问：外面有何消息？特别注意当时的学生民主运动”。“陈师还经常探询当时报纸不大登载的民主学运消息。陈师这种高度关心时事的心情，使我们深深感到：老师虽不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但对于祖国与人民有着深厚炽热的感情，这是其父祖三代一以贯之的家风。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对于中国如何在战后新时代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陈师是一直挂心的，往往因忧国忧民而动感情以至夜不成寐。”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在《卌载都成断肠史——忆寅恪叔二三事》一文中也说：“寅恪叔对于当时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支持的。据清华大学一位学生领袖的回忆：有一次学生发表宣言，请寅恪叔签名，‘当时他因病卧床，闻讯一跃而起，因双目几乎失明，伏在案上看学生宣言，非常困难，鼻尖几乎碰在桌上，但看得很仔细，看后严肃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签了名。老教授的正义感非常令人感动’。” 1947年2月，当局以防共为名，在北平搞了一次深夜突击搜查，逮捕了一些人。为抗议这种行为，北平13位教授联名发表《保障人权宣言》，陈寅恪先生名列其中。其他12位是：许德珩、朱自清、向达、吴之椿、金岳霖、俞平伯、徐炳昶、陈达、张奚若、汤用彤、杨人楩、钱端升。陈寅恪的态度非常鲜明，说：“我最恨这种事！夜入民宅，非奸即盗！”石泉、李涵（1922～2008）夫妇还回忆：“1948年暑假，石泉刚刚完成了研究生学位论文，准备毕业离校之时，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八一九’大逮捕。反动军警包围了燕园，准备进校搜捕进步学生，石泉的名字也在黑名单上。当时他正在校内，在燕京许多师友的掩护下，未遭逮捕，李涵却在校门口被军警带往海淀分局第六派出所扣押起来。陈师闻讯后立即表示他愿出面保释。虽然李涵不久即由燕京校方保释出来，但是陈师的风义和恩情却令我们毕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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