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明之父”

爱默生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美国文明之父”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 年），生于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是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被称为“美国的孔子 ”、“美国文明之父” 。

1832年，由于自己提出的改革教堂圣餐仪式的要求遭到拒绝，波士顿第二教堂的牧师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断然辞去牧师之职，在周游了一趟欧洲后，带着他从欧洲浪漫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如卡莱尔、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那儿新近获得的有关自然的启示，次年返回离波士顿不远的小镇康科德老家定居下来，从此以演讲为生。那时候的康科德宁静而安祥，四周是密布的森林、起伏的丘陵和零星的湖泊，其景致令人联想到湖畔派诗人们群聚的英格兰北部湖区。当然，爱默生不是来这儿隐居的，围绕着他和康科德，形成了一个“超验主义俱乐部”，但这个团体的志向却不仅是陶醉于山林湖泽，它的成员既有写出《公民不服从》并因拒缴人头税而一度入狱的大卫•梭罗，又有懂得19到20种语言并“视他人之悲伤为自己之悲伤，将旁人之错的负担压在自己肩上”（帕灵顿语）的牧师西奥多•帕克，还有那个在当时波士顿绅士淑女看来“最令人恐惧的美国才女”的早期女权主义者玛格丽特•福勒。

除生性温和的爱默生外，那个圈子里的人几乎无一不情感冲动，言辞激烈，似乎立志要冒犯陈规陋习，结果惹得波士顿和康科德一带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人们把他们当作了一群非挞伐、驱逐不可的本地怪物。帕克发表“反对《逃跑奴隶法》”的演讲时，谈到他当时在波士顿的处境，说他在书桌上放着一把上了膛的手枪和一把出了鞘的剑，“随时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不害怕人们，我可以激怒他们。”他说。在这些激情如炽的同道眼中，爱默生显得太冷静，玛格丽特甚至说他很冷酷，并对他宣讲的思想开始感到反感，因为那是“美国剑桥传统”和“新英格兰苍白的道德标准”。这大概与爱默生是一个准男权主义者有关。他曾说过:“妇女一般意志薄弱，也许说起话来很尖锐，但极不稳定。”谈到婚姻时又风趣地说:“男人需要有个太太好犯犯傻。”但从思想倾向上说，爱默生与他们相去并不远，都赞成削弱政府权力，以免其危害个人自由，都对工商业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的毁坏表示反感，都极力反对针对逃跑黑奴的《逃跑奴隶法》。爱默生甚至在家中接待了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而且后来实际上也卷入了废奴运动。

但爱默生并不情愿参与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深感自己天生是批评家而不是战士的料。这种冲突使他深为苦恼。“我夜晚醒来为自己恸哭，因为我没有投入到反对受到强烈谴责的奴隶制的废奴运动中。”他在《日记》中写道，但又辩解说，“我有其他的奴隶要解放，而不是那些黑奴。在人们头脑深处，在虚构的天堂之中，被禁锢的精神，被禁锢的思想，这些都是对人类极其重要的东西，除了我，它们没有哨兵、热爱者或者保卫者。”

他所说的那种“奴隶”，是蒙昧，它扎根在人们的头脑中，而他，精神和思想的惟一哨兵、热爱者和保卫者（这听起来颇为自负），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自己真正的敌人。在废奴主义者和其他超验主义者看到群体（黑奴、上层人、下层人等等）的地方，他只看到个人。爱默生当然主张改革，但那不是社会革命这种暴力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社会运动虽然表面看来能改变不合理的体制，但由于没有改变人的精神和思想，因而新建立的体制与被推翻的旧体制并没有实质差别。“世界终结于一个人，这好像是智慧的最后一个胜利。普遍的东西只有当它寓于个别之中时，才会吸引我们。”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得上一个新人的吸引力。”

爱默生对社会运动的消极看法和对个人精神提升的积极看法，从来源上说，是康德的“理性的私人使用”和“理性的公共使用”的美国翻版。假若你是一个官员、士兵或者农夫，也就是说，一个在社会职能上承担某个特殊角色的人，那么，你必须得服从这一角色的职能，做一个有用的好公民，这时，你的理性只是这个职能角色的理性，是一种不全面的（“私人的”）理性；不过，当你下班了，或者说短暂地脱离了这一特殊角色后，你就应该不再受这种片面的理性的左右，而应使自己的理性进入全面的（“公共的”）领域，即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在《人即改革者》这篇演讲中说:“我想听众中没有一个人会否认，我们应当在我们中间确立各种风纪与方式，以便使自己得到应有的指导，并同精神世界建立更明晰的交流。进而言之，我不愿打消我的希望，即每个听众都会感受到内心的呼唤，去抛弃所有恶习、怯弱和局限，立足于他的本职，做一个自由而有用的人，做一个改革者，一个造福大家的人。”一方面是确立风纪，一方面是确立与精神世界的交流，言下之意是，必须改革，但不是社会改革，而是精神改革:“我并非要提倡荒唐而迂阔的改革，我也不想对周围的事情做过激的批评。那会逼得我去自杀，或者同文明社会所有的进步相隔离。”

爱默生对他那个时代的美国的诊断，和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改革家对工业时代的典型诊断没有什么不同，即认为工业和商业使人失去了完整性，而拯救的办法是恢复精神世界的自由。《自然的方式》这篇演讲可以说是对人和自然的一种赞美。“让棉花差一些吧，”他甚至说，“人却应该更好一些。”

正因为人是关键，所以爱默生认为当务之急是去教育教育者，因为教育者不仅承担着教育公民的责任，而且决定着教育的性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爱默生如此热衷于去剑桥镇以及附近其他小镇作公共演讲，他在那儿的听众基本上是哈佛及其他几所大学的学者、大学生和未来的神职人员，即公民的教育者或“思想着的人”。他对“美国学者”的要求可以归纳如下:研究大自然；博览群书，但切不可做书呆子，那样，“书籍反倒成了有害之物”；做一个行动者；要承担责任，即“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此外，“他应当是自由的——自由而且勇敢……像个男子汉”（《美国学者》）。

爱默生的教育理想是把美国人培养成“这片土地上的贵族”，从而使美利坚合众国成为那个惟一“能够担当领袖责任的民族”（《年轻的美国人》）。假若说他的教育理想本身是想培养一种全面的人的话，那上面引用的最后一句话（“能够担当……”）听上去却有点刺耳，它散发出某种帝国主义的杂音；由于爱默生常以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历史上的大帝国来激励美国人，更使人产生这种联想。为了弱化《年轻的美国人》这篇演讲中透出的帝国意识，他委婉提到:“美国看上去很容易激发和表述一种扩张性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个新生、自由、健康而又健壮的民族，作为劳动人民、民主派、慈善家、信徒与圣人的国度，她也应该为全人类说话。”在爱默生出生后第三年（1806），拿破仑率领大军进入耶拿城，刚刚完成《精神现象学》的黑格尔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拿破仑，仿佛看见了他刚在这部著作中所描述的那个“世界精神”。但拿破仑帝国不久就瓦解了，这时，包括黑格尔以及后来的托克维尔在内的一些欧洲大思想家开始把希望的目光投到大西洋对岸的这个刚独立不久的新国度。爱默生可能由此突然意识到了美国在未来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使命，于是，他的超验主义的个人主义就以历史哲学或者国家哲学的形式结束。他在他那个时代受欢迎的程度，以及他在美国思想史上受重视的程度，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与他那个新生的国家如此相像。200年后，我们更容易得出这个结论。（程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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