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

　　文学理想致力于寻求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某种更为崇高深远的东西，关注着人类对生命存在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问和把握，超越性是其基本品格。

　　一

　　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意味着文学创作可以而且应该借助人的情感心理因素，否定现实有限性，追求理想美，从而最大限度地开启了文学营造诗化人生境界的进程。诗化的人生境界是内部心灵世界与外部现实世界相互依存双向建构所达到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统一，是自由对必然的超越，无限对有限的超越。古往今来的优秀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我们，吸引我们，就在于其中渗透着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理想，它可以把日常生活中惶惑、短暂、缺乏意义的零散经历成功地转变为令人振奋的、有意义的、跨越时空的人生体验。正如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所指出的，“希腊悲剧家和莎士比亚使我们学会在悲惨世界中见出灿烂华严，阿里斯托芬和莫里哀使我们学会在人生乖讹中见出谑浪笑傲，荷兰画家们使我们学会在平凡丑陋中见出情趣深永的世界。”(《朱光潜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只有在超越性文学理想的作用下，文学作品才可能揭示出生命和存在的深层意义，赋予读者灵魂上升的力量，帮助他们超越一般生命物的生存状态，使其体味到人类梦想中的神圣和至善，看到凡俗人生背后的庄严和美好。司马迁《史记》中对项羽兵败自杀场面的描写，对李广蒙冤而死过程的叙述，可谓是笔墨激越沉郁，气势酣畅雄健，回响着苍凉慷慨之音，喷射着悲悼叹惋之情，使人读来心动神摇，一唱三叹。造成这种审美效果的根本动因是，项羽、李广都属于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和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们胸怀大志才能出众却命运多舛，特立独行锋芒毕露而不为世俗所容，虽然往往以悲剧命运告终，但是却在有限的人生历程中迸发出了壮丽炫目的生命火花。从这些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顽强而壮烈的人生精神：崇高的意志能够超越现实的有限性，即使既定的命运无法战胜，人的意志也是不可屈服的。这是《史记》对于生命存在本质和永恒意义的独特发现，亦是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集中体现，千百年来，《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拥有巨大文学魅力，打动人心长盛不衰的秘密即在于此。

　　可以确定，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重要功用即在于通过否定现实有限性，使文学作品获得特殊的审美价值，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但是，对现实有限性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彻底割断文学与现实的血脉关系，向壁虚构无法成就文学理想，超越性也不等于脱离现实凌空蹈虚。无论何时，文学理想都源于现实人生，关注现实亦是文学理想超越性的不可或缺之维。只不过，这里的关注现实指的不是对生活琐屑场景的观察和描摹，而是对人生普遍问题的认识和思考。回首历史上体现出超越性文学理想的伟大作品，无不熔铸着对人生普遍问题的深入思考：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深入思考了生与死的问题；汤显祖的《牡丹亭》深入思考了情与理的问题；鲁迅的《野草》深入思考了希望与绝望的问题；沈从文的《萧萧》深入思考了自然与蒙昧的问题；托尔斯泰的《复活》深入思考了罪恶与救赎的问题；卡夫卡的《变形记》深入思考了生存与异化的问题……对人生普遍问题的思考使这些作品既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又具有强烈的理想性和超越性，足以跨越时空，在千百年后仍然能够给人带来直叩心灵的震撼感觉。

　　二

　　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是使文学获得生机与活力的关键因素，亦是维护文学的尊严和价值，使其真正成为人类的精神航标和灵魂栖息地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一些写作者已经失去了追问生命价值的热情和洞察人生普遍问题的能力，他们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放逐着具有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渐渐习惯于附着在文化工业指定的位置上，按照消费社会的需要批量生产文化产品。这势必会从根本上背离文学存在的价值，消泯文学存在的意义。具体而言，这种背离和消泯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它可以提升人性，充实个体生命的意义，引导人走向精神自由和自我超越。当具有超越性的文学理想悄然退场之后，很多作家开始毫无心理负担地滑向形而下的物质主义，热衷于对现实进行平面化的复制，津津乐道于琐屑的生活场景和赤裸裸的食色欲望，其创作已经在世俗化的旗帜下背离了精神自由的要义。在他们的笔下，随处可见对本能的崇尚、对金钱的膜拜、对权力的追求、对暴力的认可，所谓的理想主义、思想力量、神圣情感都成了做作和伪善的代名词，杯水主义的享乐意识演绎着新鲜刺激的欲望奇观，天长地久的郑重承诺被化解成了无所顾忌的轻松游戏，心灵反省的力量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兴高采烈的随波逐流和不明其详的四处碰壁。阅读这些作品，只能感受到被物化和虚化了的人对沉重现实的顺从和逃避，感受到意义世界崩溃之后的麻木和无所谓。当即时性的心理刺激和阅读快感消失之后，读者内心所留下的只是一片苍凉而没有生机的荒原。这与文学的根本价值取向是背道而驰的。

　　其次，个性化的生命感悟和写作方式是文学获得存在意义的重要前提，写作者只有在捍卫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前提下，才能摒弃随波逐流的生活态度，充分高扬精神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抵抗商业社会的侵袭，坚持以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以自己的心灵去感悟生命，以自己的笔触去表现生活。若是将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弃置一旁，心甘情愿地附着在文化工业指定的位置上，他们的写作过程就会被卷入资本逻辑的巨大漩涡：市场调研，择取热点，集中投资，生成产品，获得效益。这固然可以最大限度迎合大众的需要，使作品成为商业社会中令人兴奋的看点和消费文化大合唱中的和谐声部，但是也极易消泯写作者独立的生命感悟和创作个性，造成作品内容的雷同化和文学形象的类型化：写青春必然要夸张落寞和焦虑，写婚姻必然少不了二奶或小三，写官场必然要描摹赤裸裸的权色交易，写职场必然要涉及三角甚至多角的办公室恋情，写底层则必然要渲染仇富心理所引发的血腥暴虐或是下岗女工在命运重压下的沉沦和堕落……一旦这种单一机械的经济化写作模式蔓延开去，占据文坛的主流，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文学自主原则的崩溃和文学存在意义的消亡。

　　三

　　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弱化和消泯正在给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时至今日，彰显和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已经成了摆在文学创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他们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正确认识文学的使命，自觉承担作家的责任。这是弘扬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前提条件。文学创作者必须树立这样的意识：文学的最高使命在于丰富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不是形而上学的抽象存在，而是处于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具体存在。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市场化的利益交换原则对固有的价值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人们深深陷入到价值迷惘和信念困惑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我主义开始泛滥，人性即欲望的观点大行其道，这与人的全面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在历史现阶段，要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就必须纠正褊狭的人性观念，超越生存的茫然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就这一意义而言，使人超越生物本能和世俗物欲的束缚，恢复人自身的完整性就成了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身为创作者，应该摒弃那些迎合欲望化生存的个人情绪宣泄和为大众制造文化消费热点的商业化行为，自觉承担起作家的责任，通过严肃认真的写作叩问生命的意义，有效缓解褊狭的人性观念给人造成的压抑感，使人感受到精神的充实和自由。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所说：“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到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史铁生：《好运设计》，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其二，坚持高远的理想追求，培养超拔的精神境界。这是弘扬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必要保障。如果创作主体放弃高远的理想追求，一味沉溺在琐屑庸常的日常生活之中，精神境界低迷狭隘，就会丧失判断是非的能力和抵制流俗的勇气，其文学写作就只能是屈从于时尚的挟裹，淡漠理想，消解崇高，津津乐道于苟活主义的庸人哲学和声色犬马的感官享乐。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写作者拥有再高的语言文字能力，他们的写作也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因为，他们已经将人的生活简化成了维持生命的物性活动，丢弃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神圣性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超越性。创作主体精神境界的高低，是决定作品能否迸发出文学理想超越性光芒的关键因素。奥伊肯曾经说过：“只有当我们独立和超拔于这个时代之时，我们才可能有助于满足该时代的种种需求。”(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原序，张源、贾安伦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只有当作家拥有足以抗衡时代鄙俗风气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时，他们才能够打破生活的常规，将超越性的理想维度引入文学创作，揭示生命所应具备的完整性和丰富性，重建人们所需要的精神家园。

　　其三，揭示现实人生境遇，强化文学的批判精神。这是弘扬文学理想超越性品格的有效途径。文学理想之所以会被搁置和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学批判精神的弱化，而文学批判精神的弱化则源于对现实人生境遇的规避和漠视。只有沉潜到现实人生内部，认真倾听来自生命深处的困惑和希冀，才能在文学创作中点燃理想之光，引导人们走向精神的彼岸。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并不一定要为人生困境提供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更多的时候，揭示和批判本身就是一种超越。在这里，我们不妨参照萧红的《呼兰河传》，该小说鞭辟入里地揭示了小城民众千年如一日的麻木生活和愚昧野蛮的心理状态，并由此展开了对国民病态灵魂的尖锐批判，虽然写尽了民众生活的灰暗和苍凉，但是总的格调却并不流于阴郁和低沉，因为，这种揭示和批判本身就包蕴着顽强的抗争意识和执著的生命追求，昭示着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对未来的无限希望。

　　总之，文学艺术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可以帮助人实现精神飞扬的梦想，就这一意义而言，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不是我们强加给文学创作的任务，而是由文学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在物欲横行、精神萎缩的当代社会里，作家们尤其需要意识到：只有弘扬文学理想的超越性品格，才能捍卫文学创作的尊严和意义，才能使文学成为挽救现代人物化和异化倾向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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