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

　当今讨论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问题，可能先需要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的现状有一个认识，然后则有必要思考和探讨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而一旦涉及到当今人文教育及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显然是难以让人乐观的，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这里特指“科技”，下同)勃兴压倒人文似乎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早已如此。早在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流行之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就曾预言，在未来的教育中，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和文学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斯宾塞的预言正毫无悬念地变成现实，他甚至发出感叹，西方社会的某些教育机构或者大学，正在稳步成为一些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科学大工厂”，文学艺术与人文教育根本难以抵御科学教育占压倒优势的挤压。及至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学主义思潮更是一路狂飙，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占绝对优势。在这种形势下，艺术和文学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艺术教育和文学教育也日渐萎缩难以为继。从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希利斯·米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今美国的大学中，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多改学电子信息传播之类的专业课程，随之教授文学课程的教师也越来越少，为了“饭碗”纷纷改行教别的课程。即便是仍然在开设文学课程，在科学主义思潮占压倒优势和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也带来了文学教育的“科学化”转向，即更多关注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和叙述技巧，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不过是一种操弄语言符号魔方的“技术活”，文学教育也只是语言教育的一种延伸与附庸。除此之外，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不断泛滥的形势下，文学本身也在不断“泛化”，成为科技主导下的消费文化的附属品。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变化，，使得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论断，既然文学本身“终结”了，那么文学教育又何以为继？尽管“文学终结”这个论断广受争议，但文学及其文学教育日益困窘的现状，却是谁也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与西方社会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许还没有遭遇如此大的危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其中包含文学教育)失衡的状况也许还没有这样严重，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西方哲人的预言也正在我们的现实中应验，科学压倒人文这种状况也已成为十分明显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切忧虑。比如在基础教育中，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学科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在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大学自主招生取消语文考试，如此一来语文很可能就要被“边缘化”了。再者，在当今语文学界，据说也存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而“工具”论似乎更占上风，认为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基本功，而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没有必要学那么多文学。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所关注和热议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大撤退”、“文学大撤退”等现象，便与这种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关。那么大学教育中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从学科专业的整体布局来看，最近国家刚刚正式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13个大学科门类所涵盖的一级学科专业数量，工学类38个，理学类14个，医学类11个，农学类9个，艺术学类5个，文学、历史学、哲学三大类全部加起来的总数7个，由此不难看出孰轻孰重。从大学招生情况来看，每年理工类专业招生数都在三分之二以上，文科类专业则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大学里普遍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如今在有些大学已不见踪影，另一些大学虽仍作为全校公选课开设，但选修的学生实际上寥寥无几，大多都选修那些实用性课程去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毕竟还有一个中文专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是文科中的领头专业，既被学校看重也被社会看好。如今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偏重于实用技能，使得中文专业学生就业比其他专业更难，因而招生逐年下降，办学日益陷入困窘。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的名义下，一些学校开始调整改变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减少文学类课程，加强交际语言、实用写作、电子文秘等实用类课程；而在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也热衷与国外新潮“接轨”，追逐“科学化”转向。如此等等，科学压倒人文的总趋势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科学压倒人文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或者说是人类不可避开和改变的宿命？这种状况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后果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存在的是否必然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究竟应当如何合理健全发展？现实的不合理存在是否需要改变它？我们如何去改变它？具体落实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上来，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和深刻反思。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出科学压倒人文的现实，并对由此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绝对不是要反对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本身，更不是要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为了人文而反对科学。实际上，科学与人文，并非天然对立，更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问题只在于，如果承认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那么二者就必然要求保持一定的平衡，否则就无法正常地发展前进，这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上，为了发展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尽快解决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问题，因而更偏重科学发展的方面，也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当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已经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甚至形成“一边倒”的惯性与偏向，而人文精神的建设则明显滞后，在科学领先的挤压之下产生了明显失衡，并且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之时，那就必然要求调整两者的关系，要求充分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以求得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应当说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从文化教育方面而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同样不言而喻。

　　而在整个人文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功能。“文学是人学”，这就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主要作用于培养人的人文素养。为什么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还需要有文学教育？以及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文学教育何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教育何为？

　　教育的本性在于培养人，培养人格健全和有生活本领的人，使人更加完善，使生活更加美好。对于学校教育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学校教育而言，通常我们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实际上其中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人”，即着眼于人格培养，使每个人都成为正常的身心健康的人，成为人格健全、善良智慧、精神丰富的人；另一方面是培养“才”，即着眼于才能培养，使人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专业技术和创造才能，有自食其力的生活本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在立足于培养“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才”，使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这方面，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表达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比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集。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培养一批有个性的学生，有朝一日他们就能开始再造文明。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教育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的教育，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之于人类也。”竺可桢说：“学习诚实做人，勤勤恳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梅贻琦说，教育之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潘光旦说，如果学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而没有人文情怀又自以为是的专家，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就越不可问。

　　先哲前贤们的这些教诲以及他们的人生实践，告诉了我们教育的本性和真谛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人格精神的培养甚至比学习知识技术更重要。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以此为鉴，而是过于急功近利，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科学教育压倒人文教育，一味追求培养“经济人”、“技术人”、“工具人”。这样的人虽然学到了干事挣钱的本领，却并没有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没有养成应有的人文情怀，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很容易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钱(利)是万物的尺度”。倘若如此，那无疑是教育本性的迷失和教育实践的偏差。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学生凶杀案，如马加爵残杀同学案，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上海留日大学生小汪机场刺杀母亲案，还有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未成年中学生结伙在社会上流浪并抢劫、强奸、杀人，还发生过多起中小学生在学校集体凌辱残害同学事件，等等。虽然这些只是一些极端化的个案，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否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有关呢？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最起码的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没有对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与敬畏，而是过于自私、冷漠、孤独、偏执，一旦遇到一点不如意便绝情怨恨，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本事，又能指望他做出多少有益于社会的好事来呢？而一旦为了自私目的，又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呢？

　　应当说，人的这种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自生自长的，而是要靠教育教化培养起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本来是非常注重修身和教化的，但在“反封建”的进程中不加分析地把这些文化教育传统也都反掉了，加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主义压倒一切，现代人文教育也一再萎缩，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当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教育的迷误和偏差，真正回到教育的本性上来，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及其特殊功能。笔者曾多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讲过，也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认为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并不矛盾，文学其实是更高级阶段的语文；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也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可以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在语文学习的初级阶段，其“工具性”更突出一些，那么随着语文学习的提升，其“人文性”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加强，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将实现更完满的融合，就像一切好文章(包括文学作品)最终都将在更高境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一样。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是为了强化学生的语文基本功，仅仅在语言文字技艺的教学方面下功夫，让学生没完没了地做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练习题，恐怕也是难以奏效或者是事倍功半的。其实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需要多读、多思、多写，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别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或优秀作品，是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典范，只要勤于阅读，用心领悟，并且勤于动笔练习写作，那么阅读和写作能力就可以不断得到提高。而在这个扩大和加强阅读的过程中，也必定能得到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滋养和艺术审美的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培养，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何必要如此急功近利排斥人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呢？

　　总之，我们的教育应当回归本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应当回归其育人本性。而人的培养和成长，既需要重视科学教育，致力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同样也需要重视人文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人格和人文关怀精神，在这方面，文学教育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要问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那么它最根本的理由和根据也许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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