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胡靖

怀念我的父亲胡靖

父亲是1939年6月生人，是从湖南湘西那重重山峦皱褶里走出的孩子。我的祖父是村里的教书先生，清癯而严厉，戒尺与线装书构成了父亲童年的严冬。而我的祖母，娘家是有些田产的，性情里便多了一份从容与开阔。她极疼爱这聪慧的儿子，却又常说：“崽啊，鸟儿的翅膀硬了，就是要往远山飞的。你飞得越远，娘心里才越亮堂。”这话，像一粒被春风捂热了的种子，落在父亲心里。后来，他果真成了村里第一个收到大学通知书的后生，那纸通知书，怕是映亮了整个山坳的晨雾。

1958年的九月，父亲背着一个打着补丁的蓝布包袱，走进了武昌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那该是怎样一个新世界扑面而来啊！更令他一生铭记的，是入学不久后的9月12日。他在无数次的回忆里，向我描摹那场景：人山人海，青春的歌声与欢呼像潮水。毛主席站在不远处，向着他们挥手、讲话。父亲总说：“就一百米，我看得真真切切！”一百米，于历史或许只是一瞬，于一个从湘西深山走出的青年，却是一道照亮生命全部轨迹的闪电。这束光，后来似乎又照拂了他一次。大学时他去上海实习，竟又有幸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这些遥远的、宏大的际遇，塑造了他生命最初的骨架——那是一种朴素的、近乎虔诚的报效热忱。所以，当毕业分配时，面对许多人向往的北京，他几乎没有犹豫，便在志愿书上填上了遥远的大西北。那是一片在地图上都显得空旷而沉默的土地，他却把它读作青春的战场。

在大西北，风沙磨砺了他的面容，也孕育了他的家庭。他结识了我的母亲，一个爽利泼辣的北方女子。我们兄妹的童年，便在这风沙与绿洲交织的画卷里展开。父亲的形象，在家的方寸之间，常常是静默的背景。他忙，实验室的瓶瓶罐罐、数据图纸，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光阴。管教我们的权柄，便自然落在了母亲手中。母亲持家严厉，父亲在她面前，总敛了在外面那份沉稳，变得有些软弱和孩子气。

然而，父爱有它自己的形状与温度。那形状，是冬日凌晨四点半，漆黑天幕下一个小小佝偻的身影。七十年代末，牛奶是紧俏的营养品。父亲为了让正长身体的我和哥哥每天喝上一碗，竟雷打不动地，在每一个刀子般的寒冬清晨四点半起床。北方的冬天，是真冷啊。我记得那风，号叫着穿过空旷的街道，卷起地上的雪沫，打在脸上生疼。窗外是墨一般的黑。父亲便悄悄起身，披上他那件并不厚实的旧棉衣，消失在漆黑的寒气里。他要去街口，等待那辆不知何时会来的送牛奶的三轮车。我不敢想象，在那样冰天雪地的死寂里，他是如何揣着手，踩着脚，独自一人抵御着能把骨头都吹透的北风，只为换取两个沉甸甸的、挂着白霜的奶瓶。当他带着一身寒气回来，把奶瓶轻轻搁在灶台上时，天往往还是黑的。他又悄无声息地躺下，仿佛从未离开。那牛奶的醇香，贯穿了我们整个童年，我们曾习以为常，直到自己为人父母，在某个寒冷的清晨醒来照顾孩子，才猛然体味到，那每日如期而至的奶香里，藏着怎样沉默而滚烫的深情。

除了牛奶，父亲的爱，还有一角、两角钱的甜。那时物资紧俏，家里的用度全靠母亲精打细算。我嘴馋，总去缠他。他起初是板着脸说“没有”的，但经不住磨，常常会叹口气，从衣兜深处，摸索出一角、两角的毛票，迅速塞在我手心，然后弯下腰，压低声音叮嘱：“快拿去，别给你妈说哈。”我便攥着那还有些温热的纸币，像只快乐的小鼠般溜出门去。现在想来，那哪里是零钱，分明是父亲从极有限的菜钱或午餐里，一分一分省下来的“私房”。那角票换来的果丹皮的酸、话梅的咸、棒棒糖的甜，是拮据岁月里最生动的滋味。

我真正懂得父亲“科学家”的一面，是在他四十多岁的时候。1984年，他得到了一个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可他学生时代学的是俄语，英语于他，是完全的陌生。我便目睹了一场近乎“残酷”的跋涉。从此，家里的夜晚，永驻了一盏灯，和一串低沉而固执的诵读声。我夜里醒来，那灯亮着；清晨我起床，灯依然亮着，父亲的身影映在墙上，像一尊凝重的雕塑。仅仅一年，他竟真地以全所第一名的成绩闯过了托福的关隘，成为所里最年轻的访问学者。他是研究有机化学的，后来他的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奖章拿回来，他也只是看了看，便让母亲收进柜子深处。他的认真、严谨、低调、沉默，这些我儿时无法理解的特质，此刻才在我生命的天平上，显出了它们沉甸甸的、黄金般的价值。

父亲心里，一直揣着一片南方的烟雨。四十岁后，思乡的情绪愈发浓了。湖南的好几个单位都曾向他伸出橄榄枝，调令在手，归乡似乎指日可待。可母亲是地道的北方人，她的根，她的亲朋故旧，全在这片土地上。父亲争执过，叹息过，最终，他还是妥协了。在母亲坚定的神情面前，他那份炽热的乡愁，慢慢地熄成了一堆温存的灰烬。他爱母亲，这份爱，重过了湘江边的鹧鸪声。直到六十岁退休，南方的梦才寻得一个折中的出口。广东有家企业请他去当顾问，这一次，母亲没有再阻拦。他便南下了，一干又是十年。珠江的水汽，或许多少润泽了他干涸多年的乡思。也正因他和母亲先一步到了广东，我才在后来，也将工作调去了南方。

我忽然觉得，父亲的一生，便是一个长长的、安静的“站立”的姿态。年轻时，他站在湘西山村的晨雾里，眺望山外的路；青年时，他站在珞珈山下的人潮里，仰望那一百米外的光芒；中年时，他站在西北凌晨凛冽的风雪里，等待两个孩子的牛奶；后来，他又站在异国他乡陌生的语言壁垒前，站立在每一个需要他坚守的科研岗位旁。他站立在时代给予他的每一个坐标点上，沉默地、尽责地，完成他的“站立”。而在家庭里，他常常是“退后”一步的，将母亲衬托到前面，将儿女庇护在身后。他的爱，从不喧哗，就像那些冬日清晨，他带回的牛奶，安静地温热着，我们一饮而尽，却不知那温暖的来处，曾经历过怎样的寒夜。

2026年6月12日，父亲安然走完了他88载朴实而厚重的人生旅程。离去前月余，他的身子便如霜后的草叶，一日弱似一日。我守着他，轻声问：此生可有遗憾？他微微摇头，说没有。又问：可曾怕走？他亦淡然，说不怕。6月11日，兄长自北方打来电话，声息里压着惊惶，说父亲不大好了。我马上订了次日清晨的机票。万米云端，舷窗外云海茫茫，泛着一种柔软的、绒毛似的光。朦胧里，我竟望见父亲穿着红衣，戴着红帽，立在云涛之上，微笑着看我，神情温润，正想靠近，却忽然醒了，睁眼一看，已是上午十点。待我十一时半下得飞机，兄长哽咽道：父亲十点三十五分，走了。他定是不忍心让我看见他走时那一刻的些许难受，才抢先在云海的梦里，与我好好作了别，独自吞下了最后的寒夜。

父亲的一生，是勤学求知、报效国家的一生；是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一生；更是深爱家人、默默奉献的一生。他如稻穗般谦卑，如磐石般坚韧，其高洁品格将永远铭刻在亲人的心中，荫泽后世。

      女儿晓棠

        2026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