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琳：雪漠小说“中国故事”的多重叙事维度

雪漠小说“中国故事”的多重叙事维度

雪漠的小说写作立足中国西部的本土生活，贴近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运用中国话语，描述中国经验，书写东方智慧，构成了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故事”，雪漠也以其本土性书写成为一位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中国作家。探究雪漠小说叙事的多重维度，是理解其艺术价值的一条重要路径，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背景下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具有启发意义。

叙事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雪漠小说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入西部农村的日常生活叙事。“大漠三部曲”扎根甘肃腾格里沙漠中的乡村生活，围绕老顺一家，着力描绘农民个体琐屑、真实的日常生活。小说不是站在文明启蒙者的高度俯视乡土文化，而是以内省的视角，从西部文化内在逻辑出发，大胆面对粗砺的现实，呈现农民在复杂生存处境中的矛盾纠葛，细述不同生命个体真实的命运悲剧，表达他们的深层心理与生命诉求，构成叙事中深厚的本土关怀。

雪漠小说建构的西部世界，是与世界接轨的本土。“接轨”究其实就是不回避全球性的现代化进程，直面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同时对现代化持一种复杂心态，以多元的本土元素加以抗衡。从壮阔苍茫的自然景观、真挚动人的民间艺术到承载地方文化的方言土语，西部朴素的生活智慧，宗教信仰的神秘体验，构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审美经验书写，以独特的话语资源与价值要素参与世界场域的对话，并形成雪漠小说中城市与乡土、人与自然、灵与肉三重叙事维度。

城市与乡土：风俗传统的民族志书写

现代化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具体难题。雪漠小说真实再现了西部农村现代化转型的艰难进程，直面农村的落后、封闭，农民的愚昧、粗蛮，叙述现代化对乡土生活的侵蚀，城乡二元对立中的挣扎。《白虎关》中白福开掘金矿反映了商业开发大潮下西部农村的遽变和农民的灵魂焦渴。《大漠祭》中灵官从农村去城市读书，又因在城市里无处安身而返回农村，在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回到”农村的处境中备受煎熬。《美丽》中去城里打工的月儿，“先是打定主意要跳出农门的，可进了城市才发现她进入的是别人的城市。她永远是个漂泊者，无着无落，一若浮萍”，她在城市里染上的“梅毒”成了城市化病症的象征，让人不禁发问，“现代化真的是拯救西部这沉沦了的土地的灵丹妙药吗？”雪漠小说提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中“西方现代性与中国本土性如何共存”这一典型的问题范式。

在审视现代性的同时，雪漠细腻描绘了西部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风俗传统，花儿、贤孝等民间歌谣，狩猎、婚丧的礼俗图景，以及方言俚语、民间信仰，构成具有浓郁西部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书写，呈现出雪漠小说叙事的“民间立场”。现代化让这些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地域文化遗产濒临消亡，但在小说中它们已深深融入当地人的血液，给人以灵魂的慰藉与滋养，是其生命意识的原乡与归宿，“三弦子响了。这浑厚的熟悉的弦音哟，能渗入血液，渗入骨髓，像山芋米拌面一样，舒坦地熨老顺的心。一听到它，所有的不快和阴沉便像拉远的镜头一样模糊了，成为一星昏黄的暗晕。”雪漠小说的民族志书写不是异域风光的图像饕餮与刻意渲染，而是融入日常生活叙事，呈现独特的心灵图景与精神内核，描绘与现代工具理性的冰冷、单调不一样的情感底色，成为现代性困境中的一种本土精神救赎。

人与自然：自然复魅的诗性话语

雪漠小说直面现代化对西部自然环境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被过度激发的欲望，让人们渐失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猎原》中村民们为了多挣钱，不顾及猪肚井本身的承载能力，不断扩大牲畜数量，结果井水濒临枯竭，“一节节深，深，再深，深到骆驼要走老长一截路，才能捞出半桶水来”。人们肆意捕杀动物，“那骆驼，公认的善良，所有的动物都不怕它。它那么温顺，安分，沉默。人便利用了它的善良，隐了枪，带着死神的狞笑，悄悄接近猎物。”小说充满对生态破坏的深沉隐忧。

与此形成对照，小说以“自然复魅”的诗性话语，“万物有灵”的前现代思维，描绘出人与自然在互相抗衡又依赖的共生关系中构成的生命共同体，体现出中国传统乡土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既是现代性对自然“袪魅”所丧失的人文价值的回归，也是对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家园意识”的重建。西部的土地虽然贫穷、封闭，却是生活其上的人们永恒的依恋，蕴含着自然母性。小说以灵动、诗意的笔触书写对土地的爱，如描写太阳照射下的沙漠，“沙娃娃喜欢暴烈的太阳。天爷越热，越闷，沙娃娃越多，越欢势。盛夏的正午，天空没有一丝云，但你会看到沙滩上有游动的云，那便是一群游曳嬉戏的沙娃娃。”构成了海德格尔式“天地神人四方游戏”的生态整体。小说中的动物既是人的对手也是他们欣赏、信任的朋友，它们往往有着独特的灵性，给予人生命的支持与精神的力量，成为自然神性的象征符号。《大漠祭》中的老顺靠着挼鹰的高超技巧讨生活，但鹰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又远不止如此，“鹰的力量是伟大的。他们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会用心灵交谈。有时，老顺在生活的重压下濒临绝望的时候，鹰就会用它独有的语言劝他：怕啥？头掉不过碗大个疤。”鹰已成为老顺的灵魂知己。《西夏的苍狼》中的狼、骆驼也成为了西部人的精神图腾。

灵与肉：宗教信仰的超验叙事

雪漠小说透过本土生活“肉”的经验书写，抵达精神领域“灵”的超验层面。“大漠三部曲”写出一代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困境与朴素信仰，老顺的忍耐克制、灵官的迷惘挣扎，兰兰等边地女性的坚韧抵抗，提炼出深久根植于乡土生活与传统文化中的生命经验、生存智慧，“当一个时代随风而逝时，我抢回了几撮灵魂的碎屑。”小说中从宗教信仰而来的超越性精神力量，让人在巨大的现实苦难与沉沦、迷失中获得内心的澄净与生命的超越。《猎原》中老猎人孟八爷面对盲目开井的人们曾说，“那最大的威胁，不是狼，不是水，而是那颗蒙昧的心。心变了，命才能变；心明了，路才能开。”他在“谢猎神”仪式中烧了自己的猎枪，是灵魂的忏悔，更是生命的觉悟，“辞过了猎神，换一种活法”。藏族女孩拉姆为了保护鹿，被偷猎者杀死，她死前曾坦然地交代：“我死了，就去天葬。”用自己的身体去喂那大鹰，使它不再去伤害比它更小的鹿的生命。拉姆的肉身虽已死去，但其悲悯和大爱已经升华为超越时空的永恒力量，为被物化的现代人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

“灵魂三部曲”则进入更深层的灵魂叩问与精神追求，达到一种“智慧性写作”的境界。《无死的金刚心》是纯粹真理追寻的象征，《野狐岭》则是幽魂的自述。“灵魂三部曲”以宗教世界的神秘体验、轮回转世的时空观念架构超现实的叙事结构，形成与前期的现实主义直叙很不同的叙事方式，“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极端而稀有的文学经验。”《西夏咒》中不同时空叙事“错乱”“并置”“穿越”，《无死的金刚心》中过去、现在、未来互相投射、循环轮回，这种从宗教信仰转化而来的小说叙事方式上的创新，构成了雪漠小说超验叙事的独特魅力。

雪漠小说“中国故事”的叙事经验

雪漠小说以其多维度叙事留住在现代化进程上的中国西部的乡土本色。作家的创作扎根西部广阔的自然与文化土壤，置身历史文化传承之流，直面当下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深入本土人们的精神世界。小说并非把中国本土生活另类化，作景观式、符号式、民族寓言式的文化殖民色彩的写作，以印证西方世界对“他者化”中国的刻板想象。其所书写的西部本土生活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统一性，生命的整体性，由此建构出本土文学的主体性，以摆脱西方审美趣味和价值观的宰制。雪漠小说以人类普遍性问题为写作主题，对心灵幸福、人生归宿、生命意义等终极问题作出探讨，呈现中国化（民族化）的文化理念、自然伦理、生存智慧等价值话语，蕴含具有普适性和人类性的人文关怀，形成在域外广泛的影响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在深层意义上，是让其他国家的人们理解和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学创作要在坚持本土性的基础上，强化自身的世界性，关怀人类普遍性生存问题，呈现人类共通性的情感体验，增强文学的终极关怀与生命意识，引发不同民族人们的情感交流与哲理对话，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学共同体。雪漠小说叙事中本土经验与世界视野的有机融合，使其成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力作。当然，小说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如对乡土、大漠之外更广阔世界的书写不足，题材略显单调，后期“灵魂三部曲”中宗教性色彩过于浓重，甚至凌驾于文学性之上，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林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讲师，博士）

——刊登《中国社会科学报》（A04）2023年9月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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