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地震后
冯骥才: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而旧黯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化为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
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
后边我再说这页日历和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现在只想说,每次打开这信封,我的心都会变得异样。
变得怎么异样?是过于沉重吗?是曾经的一种绝望又袭上心头吗?记得一位朋友知道我地震中家覆灭的经历,便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死?哪怕一闪念?”我看了他一眼。显然这位朋友没有经过大地震——这种突然的大难降临是何感受。
如果说绝望,那只是地震猛烈地摇晃40秒钟的时间里。这次大地震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整个地动山摇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喊,叫得很惨,像是在嚎,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我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我刚刚把儿子拉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如果我的动作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我紧抱着儿子,试图翻过身把他压在身下,但已经没有可能。小铁床像大风大浪中的小船那般癫狂。屋顶老朽的木架发出嘎吱嘎吱可怕的巨响,顶上的砖瓦大雨一般落入屋中。我亲眼看见北边的山墙连同窗户像一面大帆飞落到深深的后胡同里。闪电般的地光照亮我房后那片老楼,它们全在狂抖,冒着烟土,声音震耳欲聋。然而,大地发疯似地摇晃不停,好像根本停不下来了,就像当时的文革。我感到我的楼房马上塌掉。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我感到儿子的双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背。
那一刻,我感到了末日。
但就在这时,大地戛然而止,好像列车的急刹车。这一瞬的感觉极其奇妙,恐怖的一切突然消失,整个世界特别漆黑而且没有声音。我赶紧踹开盖在腿上的砖块跳下床,呼喊妻子。我听到了她的应答。原来她就在房门的门框下,趴在那里,门框保护了她。我忽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就像从地狱里逃出来,第一次强烈地充满再生的快感和求生的渴望。我大声叫着:“快逃出去。”我怕地震再次袭来!
过道的楼顶已经塌下来。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拼力扒开一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并迅速逃出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楼。待跑出胡同,看到黑乎乎的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许多人半裸着。他们也都是从死神手缝里侥幸的生还者。我抱着儿子,与妻子跑到街口一个开阔地,看看四周没有高楼和电线杆,比较安全,便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拉来一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便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没有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腿露在外边。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就是一切。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车子拐到后街上,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凶厉。窄窄的街面已经被地震扭曲变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树木和电线杆横在街上,仿佛刚遭遇炮火的轰击。通电全部中断,街两边漆黑的楼里发着呼叫。多亏昨晚我睡觉前没有摘下手表,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约是凌晨四时半。
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他们都已经逃到比较宽阔的街上。待安顿好长辈,回到家时,已是清晨。见到妻子才彼此发现,我们的脸和胳膊全是黑的。原来地震时从屋顶落下来的陈年的灰尘,全落在脸上和身上。我将妻儿先送到一位朋友家。这家的主妇是妻子小学时的老师,与我们关系甚好。这便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四时,一连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文革那种清贫和苍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灵财富了。此时相互看望,目的很简单,就是看人出没出事,只要人平安,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画画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它人全都逃过这一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尸首身上盖一块被单停放在道边,我已经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还活在这世上的。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他们是来自医院的志愿者,正忙着在街头设立救护站。经他们告我,才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花的,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这样,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我的家已经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那时的人钱很少,有的一两块,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跑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钱便紧紧粘成一个硬梆梆拳头大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是71元,整个文革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动!当时谁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事过三十年,已经记不清是哪些人,还有那些名字,却记得人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而且这财富藏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画家尼玛泽仁曾经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贫瘠、缺氧、闭塞。但藏民靠着什么坚靭地活下来的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信仰与心灵。
个人对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间心灵的抚慰。
大地震是文革终结前最后的一场灾难。它在人祸中加入天灾,把人们无情地推向深渊的极致。然而,支撑着我们生活下来的,不正是一种对春天回归的向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间相互的扶持与慰藉吗?在我本人几十年种种困苦与艰难中,不是总有一只又一只热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的伸到眼前?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气,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我惊奇地发现,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烟囱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样飞进来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经历了两次一无所有。一次是文革的扫地出门,一次是这次大地震。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此刻,我只是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此时,忽见一堵残墙上还垂挂着一本日历。日历那页正是地震的日子。我把它扯下来。一直珍存到今天。
我要留住这一天。人生有些日子要设法留住的。因为在这种日子里,总是在失去很多东西的同时,得到的却更多——关键是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如果看到了它,就会被它更正对人生的看法并因之受益於一生。
2006年7月,大地震三十年
选自冯骥才《花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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