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

1906年的今天，20世纪最为著名的哲学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出生。如今人们谈起她，最先想到“平庸之恶”四个字。阿伦特出生在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61年，当她听说以色列政府派出摩萨德特工，从阿根廷秘密逮捕了战犯阿道夫·艾希曼，将他带回以色列接受审判时，就主动向《纽约客》请缨，要求深入报道这一审判，并在1962年，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她受到各种攻击，尤其是犹太人，他们无法接受一位犹太学者竟然为杀害犹太人的纳粹恶魔辩护。正是在报道这场审判时，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个词。

什么是平庸之恶？

52年前，汉娜·阿伦特在《纽约客》上发表系列报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阿伦特说，这种恶就像表面蔓延的一层霉菌。它没有思考，因而缺乏深度。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根本的。

文 | 陈榕

原文标题：《平庸的恶》，选摘时有删节

阿道夫·艾希曼是二次世界大战上臭名昭著的战犯。他的官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艾希曼是第三帝国的“犹太人问题专家”，1941年，他接受党卫队情报部首脑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指令，负责执行旨在彻底消灭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艾希曼开始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将他们收容到死亡营，进行集体屠杀。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创造了令人望而生畏的记录：每天杀害一万两千人。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为此，艾希曼又被称为“死刑执行人”。

在人们的想象中，像艾希曼这样的战犯，一定是十恶不赦的魔鬼。但阿伦特却发现，坐在被告席上的艾希曼，看起来相当平庸。他个子不高，带着眼镜，外貌普通。他为人呆板乏味，缺乏想象力，甚至连狡猾都算不上，无法流畅地为自己实施辩护。他重视权势，从来不会忘记用头衔来呼唤检察官。与其说艾希曼是个与生俱来的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个办公室里履行业务的官吏。而他也确实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行为——发出对犹太人进行清洗的指令的人并不是他，他只是遵照这样的指令，保证这一指令能够得到高效实施。按照艾希曼的原话，“我本人对犹太人并没有仇恨”。他甚至看到了犹太人的尸体，都会因恐惧而呕吐。他残杀犹太人，除了为了升职，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以外，看不出其它的动机。

阿伦特指出，艾希曼不是恶魔，也不是虐待狂。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平庸的恶。这种恶是现代性的产物。现代社会的管理制度，将人变成复杂管理机器上的一个个齿轮，人被非人化了。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到了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

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清晰地指出，虽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恶，我们甚至可以要求体制来担负一部分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艾希曼本人无罪。艾希曼用接受上级命令来替代个人的道德判断，放弃思考，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他必须为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负责任。阿伦特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体制面前，人们始终应该坚持辨别善恶的能力，坚持倾听内心的道德律令。平庸的恶，依然是恶，它所带来的伤害，并不亚于极端的恶，甚至还会造成更为巨大的破坏力。

“平庸之恶”离我们有多远？

文 | 刘瑜

原文标题：《恶之平庸》，选摘时有删节

电影《盲山》里，那些联合起来看守被拐卖女孩的村民是“普普通通的人”；福建三网友案中，给三个网民因言定罪的法官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爱看《还珠格格》，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普通人甲，不过是给犹太人做种族登记的小办事员；乙是奉命把犹太人从家里驱赶到隔离区的警官；丙则是把犹太人赶上火车的乘务员；丁只是维持集中营治安的保安；戊是负责收尸的清洁工？凭什么让他们对这些人的死负责呢？他们不过是一个巨大机器上的小螺丝钉而已。但是，让希特勒一个人负责吗？600万人呢，他一天杀一个，也得杀一万多年。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4名学生随机抽签，一半当“狱卒”，一半当“犯人”。结果在一周的角色扮演过程中，演狱卒的学生越来越残暴，演犯人的则越来越卑怯。短短一星期，哪怕是一个实验的环境，角色感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恶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他”：张警官，刘处长，陈法官？如果是站在村口的无名小卒则更好，因彻底的匿名，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是从自己隐身的集体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个人；是从角色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制度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甲乙丙丁戊，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该怎样对抗平庸之恶？

文 | 老猜

汉娜·阿伦特提出“平庸之恶”这个著名的概念之后，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因·米尔格姆设计了一个关于“服从”的试验。试验参与者扮演老师，隔着墙教导“学生”念搭配的单字，学生如果回答错误，老师便对之实施电击。错误越频繁，惩罚的电压就越高，“学生”的痛苦反应便越强烈，直到“学生”因无法承受痛苦而陷入静默。如果老师表现出犹疑和不适，试验人员就会加以怂恿、鼓励和威胁。只有老师多次明确表示拒绝和反抗，试验才会终止。试验结果让人非常沮丧：尽管老师能够清晰感受到“学生”的痛苦，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人坚持把试验做完。米尔格姆得出的结论是，“平庸之恶”不仅存在，而且有着超乎想象的普遍人性基础。

米尔格姆试验尽管一直受到争议，但反对者却很难批驳其结果的“真实性”。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体验看，生活中的确存在着大量琐碎、庸常和难以觉察的恶。这种恶尽管令人不快，却又不至于发展到让人“静默”的程度。尤其在社会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严密，社会运行的程序越来越规范化的时候，“服从”成为一种美德，由“服从”孳生出来的非人性化也就成为规则的一部分。个体的人面对体制化的平庸之恶，往往会陷入无法走出的困境，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在迷宫般的城堡中迷失一样。

河北武邑那位北漂小伙子办护照的经历，其实就有很明显的电击意味。他每次前往出入境机构办事，都会犯一个“错误”，不是少带了这个证明，就是缺了另一道手续。随着“错误”的不断积累，办事人员对他表现出极度的厌恶，仿佛他冒犯乃至触怒了他。北漂小伙子由于不知道到底会有多少“错误”在等着他，也不知道电击的电压最后究竟有多高，一度陷入“静默”、放弃了办护照。如果不是央视暗访人员的鼓励，恐怕他再也没有勇气面对那堵透明但又神秘莫测的墙，再也不敢要求隐藏在“她”之后的大他者做出应答。

在节目的结尾，北漂小伙子控诉说，这些人拿着一点小权力，就“愚弄和玩弄”老百姓。他的说法固然很能引起共鸣，但并不准确和公道。实际上，他面对的那位面目可憎的办事人员，也只是和他一样的普通人。她虽然处于主导的位置，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她虽然百般刁难，但的确是在秉公办事。说到底，她只是一个“服从者”，她对他提出的那些要求，并非出于她本人的创意，而来自“系统”的指令或者惯性。她表达的那些情绪，也并非她个人对于对方的好恶，而是程序理性的天然属性。对于任何外来的叩问者，对于任何试图越过界限的访客，“城堡”必然表现出冷漠和拒斥，除非你能满足它的全部要求。如果把她看成一个具体的人，她的那张脸当然“让人不寒而栗”。但如果把她看成“系统”的一部分，看成一种机制，看成城堡的守门人，便很容易理解和释然。在这一点上，要求病重老人亲自前来修改密码的西安某银行工作人员，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不近人情到了冷血的地步，但他们的确是在“执行制度”。他们并非要折磨某个特定的客户，只是在“服从”方面表现得格外称职。

行政体系的程序理性之所以被发明出来，是为了避免个人情绪和判断对规则带来的影响，从而维护规则的刚性。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每个按照程序理性行事的人，都变成了指令的一部分，他可能成为痛苦的制造者，却看不到痛苦的后果，更无须承担痛苦的责任，因为痛苦在墙的那一侧。当行政体系中的人被训练成优秀的服从者之后，他们的道德主体性也被放逐了，他们成了“不执行自己的道德判断”的人。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觉得老人很可怜，但他们“没办法”，因为制度就是这么要求的。出入境工作人员未必能从“电击”中得到快感，他们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规则的繁琐，但他们无法从内部反抗它。如此看来，“平庸之恶”或许有人性的原因，但更与非人性化的、带有催眠作用的系统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除非为“城堡”注入人性的基因，否则就很难从底部改造“平庸之恶”。

用官僚主义概括“平庸之恶”，是一种很省事的做法，但两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它虽然指出了“平庸之恶”现身的场域，却又遮蔽了“平庸之恶”的普泛性，让更多与官僚无关的人得以撇清与“平庸之恶”的勾连。必须意识到，每个人其实都有扮演作恶者的潜在可能，只要他坐上那个位置，只要他置身于墙的另一侧。只有当人性化不再是单方面输出的人性化，只有当守门人对自我也实行人性化，只有当他们重拾道德自主性，倾听良心的声音，习惯于为遥远而间接的他人的痛苦承担责任，他们才能在规则和关怀、惩罚和救赎之间，找到人道主义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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