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谈学问之累

王蒙：谈学问之累

希望学问家多一点灵气。希望创作家多一点学识，却不要因学识而“戕宝钗之仙姿”又“灰黛玉之灵窍”。

“知识愈多愈反动”的说法自然不对。“书读得愈多愈蠢”云云，在特定条件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我国戏曲舞台上，话本小说里，口头传说中，书呆子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所嘲笑，当然不是没有来由的。总括起来这些受书害的人们的特点是，瘦弱，不能吃苦，不能稼稿，胆小；见到美女神魂颠倒却又不敢追求，常需要小丫环的提挈栽培；遇事没有主意，遇到恶人就吓破了胆，酸文假醋，该断不断，另一方面却又优越得不行，一朝得中状元，翻脸不认糟糠之妻与贫贱朋友。他们的形象真叫够可以的。

书是教人学问、教人聪明、教人高尚的，为什么书也会使某些人蠢起来呢？因为书与实践、与现实、与生活之间并非没有距离。人一辈子许多知识是从书本上学的，还有许多知识和本领是无法或基本无法从书本上学到手的；例如：游泳，打球，太极拳，诊病把脉，开刀动手术，锄地，割麦，唱歌，跳舞，拉提琴，恋爱，靠拢领导，团结群众，与对立面斗心眼儿，申请调动，申请住房，增加收入……直到写小说。

书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但书未必都很实在。书要比口头语言的传播精密得多、负责得多，但也常常经过太多的过滤和修饰，还有许多题目题材尚未形成可以成书的原料与动机。有些事理太鄙俗，太丑恶，书本上不肯写。例如没有一本书教人们如何“走后门”，但事实上“走后门”的愈来愈多。换一个角度想，即使为了加强廉政建设，也需要更好地研究开后门与走后门的林林总总，但如果当真撰写出版一本“后门大全”，则很可能起到消极的例如“教唆”的作用。这也叫“两难”。有些事理太高妙，太精微，许多艺术上的感觉、激情直到技巧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可通过书本来传授；即使是烧一碟好菜，也不是光靠读菜谱能做得到的。还有些事理太重大、太根本，与之相比，书本的份量反而轻了。比如一种人生观，一种主义一种信仰，往往是一个人的全部经验的总结，全部人格的升华，全部知识的汇融，它来自生活这部大书的因素超过了某几本具体的书。如果某几本具体的书起了关键作用，也是因为符合了该读者的生活经验与生活需求，例如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去参加革命，首先是因为生活中的革命要求已经成熟，而这种革命要求已经酝酿在、躁动在这位读者的心里、梦里、血管里、神经里。再比如说道德，至少在我们这里绝无仅有哪一本书告诉人们可以不道德与教导人们如何不道德，亿亿万万的书则教导人们要道德、要道德、要道德，但不道德的人和事仍然是层出不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书的局限性、书的作用的局限性这一面。

有许多许多的好书我们还没有读或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于此同时还有许多伪书，谬书，坏书。特别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书。创造性的书难找，照抄或变相照抄的书易求。读书、抄书、注书，遂也写出了书再供别人去抄去注，去改头换面，在书的圈子里循环，在书的圈子里自足自傲，被书封闭在一个缺少现实感也缺少生活气息的狭小天地里，最后连说话也都是书上的话，现成的话，见×书第××页的话，这很可爱，很高尚，也很误事，很可怜，办大事时候就更麻烦。所以毛泽东主席当年大声疾呼地反对“本本主义”，还说过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说过读书比宰猪容易得多的一类话。年轻时我曾拜访求教过一些前辈学者，获益良多。但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除了背书、引书、查书、解书以外，他回答不了你自己琢磨提出的任何疑问，他从不把书本知识与生活现实做任何的比较联系，他从来不发表任何原生的(即出自他自己的头脑与经验的)活泼新鲜独到的见解。

泛论暂且按下，这里只抽出一个问题探讨一下：学问与文艺的关系到底如何？七、八年前我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此文的主旨是针对“我们的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有降低的趋势”(这个问题早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大会发言中我已提出)提出：“我们既提倡作家不应与学者离得那么远，作家也应严肃治学，又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也许从反面更容易把话说清：即作家决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知识不多的状况，作家不应该不学无术。”

很可惜，大概一些朋友并没有读我的这篇文章更没有弄清我的这一段概括题意的话就认定并传开：某某写文章了，某某提倡作家要“学者化”了。认为谈得好者、响应者有之，认为是制造新的时髦浮夸，乃至认为此后创作中出现大量名词术语洋文假洋文旁征博引的始作俑者就是提倡作家“学者化”的某某人者亦有之。既然谈了“非学者化”并有所忧虑，那当然是叫俺们“学者化”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想当然倒确实说明了一点粗疏简单。

反求诸己，那一篇文章中我强调了作家努力地严肃地治学求学乃至“争取作一个学者”(是争取，还没到化的程度)的必要性，却没有谈够另一面的道理，即学问与文艺，特别与文艺创作与鉴赏，有相通、相得益彰的一面，也有相隔乃至隔行如隔山的一面的道理。这样，一面说“争取作一个学者”，又说“不能要求作家普遍成为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就没把道理讲明讲透讲痛快。这样，引起某种片面简单化的理解，责任就不能全推出去。

学问与文艺有相通的一面，所以在那篇文章里我强调了作家要加强学习特别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但学问与文艺，毕竟也有“异”的一面：前者相对地重理智，重思维、重积累、重循序渐进、重以公认的标准与手段加以检验而能颠扑不破的可验证性；后者则常常更多地(也不是绝对地)重感情、重直觉、重灵感、重突破超越横空出世、重个人风格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无定法性。

例如，甲先生是那样地懂文学，懂文论与文学史，读过那么多文学读物，谈起文学来是那样如数家珍，为什么他硬是搞不成创作呢？(毛主席就批评过：中文系的毕业生不会写小说……)试答如下；只是喜爱文学的人最好去教文学讲文学论文学；而只有既喜欢文学更热爱生活执著生活并能够直接地不借助于现成书本地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启悟、经验与刺激，从生活中汲取智慧、情趣、形象与语言的人才好去创造文学。生活是文艺的唯一的源泉，文学本身并不能产生文学，只有生活才能产生文学。这些都是我的一贯信念。作家应该善于读书，更需要善于读生活实践的大书，社会的大书。学者当然善于读书，如能通一点大书(不一定同时是实行家)也许更好。换一个说法，作家多少来一点(不是全部绝对)学者化，学者多少来一点生活化，大家都学会倾听生活实践的声音，何如？

或又问，乙先生是那样地学贯中西，文通古今、读书万卷、著作等身，为什么听他谈起某个作家作品却是那样博士卖驴，不得要领，或郢书燕说，张冠李戴，或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使生动活泼奇妙紧张的艺术鉴赏的痛苦与欢欣，淹没在连篇累牍而又过分自信的学问引摘里？

试答：学问也能成为鉴赏与创作的阻隔。已读过的书可能成为未读过的书的阅读领略的阻隔。已经喝过太多的茅台、五粮液，并精通“茅台学”“五粮学”，不但无法再领略“人头马”、“香槟”，不但无法再欣然接受“绍兴黄”、“状元红”以及“古并”、“汾酒”……甚至也不再能领略茅台与五粮液。因为对于这些人，新的茅台五粮液引起的不是精密的味觉嗅觉视觉的新鲜快感，而是与过去饮用茅台五粮液的经验的比较，与先入为主的“茅台学”“五粮学”的比较。已有的经验起码干扰了他的不带成见的品尝。所以几乎中外所有的老人都常常认定名牌货一代不如一代，都认定新出厂的茅台搀了水。经验与学问的积累、牵累、累赘，使他们终于丧失了直接去感觉、判断外在的物质世界的能力。甚至丧失了这方面的兴致。当然，这种学问(经验)的干扰不一定都是否定意义上的。如果新的文艺接触恰恰能纳入先前的学问体系之中，如果某个文艺成果恰恰能唤起已有的但已逐渐淡忘模糊的学问经验，它也能激起一种特殊的狂喜，获得一种一般人难以共鸣的六经注我的心得体会。这里的主体性是自己已有的包括已忘未忘的学问经验，而不是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最后，不但六经注我，生活也注我，宇宙也注我，“我”只能不断循环往复，而不注我的也就只能视若罔闻了。实实的可叹！

举个例子。偶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89页《与高阳书》中，这位大学者是这样说的：“我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此外，我没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

胡适接着写道：“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小说！”

(王某忍不住插话：是您给《红楼梦》戴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后来发现它的脑袋号不对，所以“不能赞美”脑袋，却必须坚持帽子的价值的无可讨论与无可更易。削头适帽，确与削足适履异曲同工。)

胡适自我感觉良好地说：“我曾仔细评量……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胡适接着举“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极清静的……”为例，指出“作者的最文明见解也不过如此”，更举贾雨村的关于清浊运劫的“罕(悍)然厉色”的长篇高论，指出“作者的思想境界不过如此……”

我想，我从未怀疑过胡适是有学问、颇有学问的人，对他的学问不乏敬意。而且我知道胡适写过具有开创意义的新诗集《尝试集》，虽然其中的诗大抵中学生水准，在当时能带头用白话文写诗，功不可没。但看了他对《红楼梦》的评价，我颇怀疑他是否有最起码的文学细胞，艺术鉴赏细胞。这位大学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未免太缺少一种纯朴、敏感的平常心、有情之心了！老是背着中西的学问大山来看小说了，沉哉重也！什么叫“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呢？把曹雪芹送到康奈尔、哥伦比亚大学或高尔基文学院去留留学如何？什么叫“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是指他没有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过话还是指他没有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什么叫博士，胡当然是知道的，什么叫大作家，知道吗？曹雪芹的价值在《红楼梦》而不在他的学历和论文。更不在他的背景，我们叫作“阶级出身”的。如果曹雪芹的“背景”不是“破落户的旧王孙，而是洛克菲勒家族或牛津、剑桥的曾获诺贝尔奖金的学者之家，他还是曹雪芹吗？他写出的还能是《红楼梦》吗？曹雪芹的见解、思想境界也许不如杜威或者萨特高明，所以他没有贡献出什么什么主义，正如那几位大哲学家没有贡献出《红楼梦》一样。而《红楼梦》的价值，当然不在于表达曹雪芹的“修养训练”“发展思想”“见解高明”(这些都适合于要求博士论文而不宜于要求“亘古绝今第一奇书”——蔡元培语——的《红楼梦》)。《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的原生性、独创性、生动性、丰富性、深刻性。人们面对《红楼梦》的时候就像面对宇宙、面对人生、面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面对一群活灵活现的活人与他们的遭遇一样，你感到伟大、神秘、叹服和悲哀，你感到可以从中获取不尽的人生体验与社会经验，不尽的感唱，不尽的喜怒哀乐的心灵深处的共振，也可以从中发见、从中探求、从中概括出不尽的高明的与不甚高明的见解。《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个世界而不在于去解释这个世界。“天何言哉”？“天”创造了四时万物，对四时万物发表见解则是真正聪明与自作聪明的亚当夏娃的后代们的事。《红楼梦》的价值还在于它的真切与超脱，既使你牵肠挂肚又使你扑朔迷离、惘然若失。只有丧失了起码想象力的博士才会认为有必要指出曹雪芹的缺乏妇产学知识，他竟然认为宝玉是神瑛侍者投胎与衔玉而生！这使我想起我在“五·七”干校时学的批判材料，材料说：“明明蔬菜是我们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指那个家喻户晓的“拔萝卜”的故事)，原来教条主义也是不分“左”“右”地亲如同宗的噢！

这不过是一例，学问家以己之长，攻创作家之短，或自以为是创作家之短。而这一例竟然以一般的学问标准——修养训练呀，发展机会呀，背景呀见解呀什么的——去攻创作的奇才、天才、无与伦比的曹雪芹。伟大作家恰恰在这一点上与一般学问家不同，他不仅是修养训练的产物，更是他的全部天赋、他的全部智慧、心灵、人格、情感、经验……他的每一根神经纤维和全身血液的总体合成。文学系多半培养不出创作家来，医疗系倒“培养”出了许多大作家——鲁迅、郭沫若甚至俄国的契词夫；诸如此类的事实，不能成为贬低文学科系或反过来贬低作家的理由，也不能成为视医学训练为作家之必需的理由。

反过来说，作家当然也不该忽视自己的修养训练。其实曹雪芹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受过许多修养训练的，否则他哪儿来的那么多文化知识与生活知识？特别是他的语言积累，难道不是“当然”使博士惭愧？他的“女权主义”思想可能确实“贫乏”，他的知识特别是不见之于经传的知识实在丰富得很。而作家的创造性得之于不见经传的知识、得之于生活这本大书的要比得自康奈尔哥伦比亚的图书馆的更多也更重要。他的这方面的“背景”独特而且源远流长，没有这样的背景而换成博士可能认为绝不贫乏的希腊罗马文艺复兴产业革命的背景，曹雪芹就不是曹雪芹而是曹尔斯特博士、曹尔斯特教授、曹尔斯特院士了。这样的教授院士说不定还有人可以替代，而曹雪芹与《红楼梦》，却是无可替代的唯一。

希望学问家多一点灵气。希望创作家多一点学识，却不要因学识而“戕宝钗之仙姿”又“灰黛玉之灵窍”。学问家也不要因灵气而想当然地信口开河，随意指点，甚至一口一个当然，就像王善保家的论搜检方案，一口一个“自然”其实远不自然当然一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的学问，我们的创造力，究竟涵盖了多少对象，又有多少(不应是多少而应是多得多)的对象，还处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悟性灵性所远远没有达到的黑洞里啊，谁又可以高高在上地摆出全知全能的架式来呢！

作者附言：给《读书》撰文谈读书的局限性，令人歉然。笔者其实一直是提倡读书、提倡学问、决心拜学者前辈们为师的。但事情确也有另一面的道理。不能轻视也不能迷信学问。天下的事，常常需要讲两句话，“既要……又要……”的句式虽然俗，却是必要的。有什么法子？打油一联曰：

既要又要全必要

求知疑知近真知

一九九○年上元佳节，当年甄士隐丢失女儿英莲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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