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拉·里贝罗：一枚徽章

胡·拉·里贝罗：一枚徽章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下午我路过堤岸的时候，看到一小堆垃圾上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我爱好搜集物品，好奇心油然而生，这自然说得过去。我蹲下身去把它捡了起来，用上衣袖口擦了擦。我这才看出来，原来竟是一枚精致小巧的银质徽章。只是上面刻着的那几个符号，我看不明白。我把徽章装进衣兜，也没怎么太理会，便回家了。这枚徽章在我衣兜里装了多久，我说不太准；再说，这件衣服我又不大穿。我只记得有一回我把这件衣服送去浆洗，等到洗衣店伙计把洗干净的衣服交给我，没料想还递给我一只小小的盒子。他对我：

“这件东西准是您的，我是在您衣兜里发现的。”

自然，就是那枚徽章。失而复得，颇出人意外，我激动异常，决计戴上它。

我经历的种种怪事就从这儿真正开了头。第一件怪事是在一家旧书店遇到的。书店老板走到我跟前那会儿，我正在翻看旧书。他早就在书店最阴暗的角落里打量着我了。他挤眉弄眼出怪相，象是按照一定之规似的。他用一种同伙人的口吻对我说：“我们这儿有几本费弗的著作。”我惊异万分，瞪大眼睛看着他，因为我并没有向他请教这位作家；再说，文学方面的事情，我还略知一二，可这位作家我倒是压根儿不知道。老板接着又来了一句：“费弗在比尔森呆过。”他见我摸不着头脑，便以十分信任的口气把话点明了：“您准知道他被害了。是啊，他是在布拉格车站被人用棍子打死的。”说罢，回到原先他出来的那个角落，不再吭声。我呢，机械地翻看着图书，可心里直犯嘀咕：书店老板的话，莫名其妙的，究竟是啥意思呢。我买了一本有关力学的小册子，茫茫然地从书店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这件怪事的含意，可怎么也琢磨不透，后来，就干脆忘得一干二净。没想到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使我更为惊愕。有一回我正在市郊一个广场上散步，一个脸皮黑黄、鼓眼突嘴、形状委琐的男人冒冒失失地跟我搭讪，还没等我答腔，就把一张卡片塞在我手里，一声不吭地一溜烟便跑没影儿了。那是一张白纸卡片，上面写着地址和会面时间：星期二，四号，第二场。星期二，四号那天我就按照指定号码如期赴约。我在那地方附近碰到好几个行迹古怪的家伙在那儿偷偷摸摸。使我惊奇的是，他们每人都佩戴一枚徽章，跟我那枚一模一样，真是巧极了。我走到他们中间，他们个个紧紧握住我的手，使我感到十分亲热。后来我们一起走进指定的那幢房子，在一间大厅里落座。一位神情严肃的绅士从幕后走了出来。他在主席台向我们打了个招呼，便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报告说的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况且，那究竟能不能算报告，我也真说不好。他把童年时代的回忆跟最深刻的哲学理论混在一起讲；再说，不管讲解种植甜菜也好，解释国家组织也罢，在他嘴里，竟是一个调调儿。我记得他讲完后，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画了几条红道道。

他一讲完，听众全体起立，一面退场，一面热烈地赞扬报告取得巨大成功。我也附和着夸奖了几句。我刚要迈出门去，报告人大声把我叫住。我回头一看，只见他示意叫我过去。

“您是新来的吧?”他问我，有点儿不大信任的样子。

“是啊，”我愣了一会儿才回答，因为他居然能在这么多人里认出我来，我很吃惊。“我刚来不久。”

“谁介绍您来的呢?”

我幸亏记起了那家书店。

“有一回我正在阿马尔古拉大街书店翻看图书，那位……”

“谁?是马丁吗?”

“对，是马丁。”

“喔，他是我们的老搭档啦!”

“我是他的老主顾。”

“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嗯……我们谈到了费弗。”

“他对您说什么来着?”

“他说他到过比尔森。说实话……这件事我原先并不知道。”

“您原先并不知道?”

“不知道。”我镇定自若地回答。

“他在布拉格车站被人用棍子打死了，这您也不知道?”

“也是书店老板告诉我才知道的。”

“是吗?那件事对我们来说真太可怕了!”“是啊，”我点点头。“真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啊。”

后来，我们的谈话便变得闪烁其词、边想边说了。言谈之中，充满了意料不到的诡秘和肤浅的暗示影射，就象是两个偶然相逢的陌生人坐在公共汽车的一排椅子上攀谈一样。

我记得我兴致勃勃地向他诉说我是怎么去做扁桃腺摘除手术的，而他呢，则指手画脚、眉飞色舞地给我描述北欧的旖旎风光。末了，在我告辞之前，他向我交代一项任务，这倒使我全神贯注起来：

“下星期您给我带一份电话号码表来，”他说，“都要以38开头的。”

我答应照办。还不到规定日期，我就带着电话号码前去复命。

“太好了!”他喊起来，“您办得又快又好。”

从那天起，我完成了一大堆诸如此类极为奇特的任务。举几个例子。我奉命弄来六对鹦鹉，可这些鸟儿我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些日子，我又被派到一个省城去绘制市政大厦的草图。我记得我还到几户指定人家的门口去扔过香蕉皮；写过一篇至今未见发表的有关天体的论文；驯练过一只猴子，教它摆出议员的姿势；还执行过几项秘密的使命，象携带信件啦，监视外国妇女啦。而这些信件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些女人又总是转眼就不见了踪影。

就这样，我渐渐博得他们对我的器重。一年之后，在一次激动人心的仪式上，我被提拔晋升。“您高升一级。”我的顶头上司对我说，满腔热情地拥抱我。于是，我只得简短地讲上几句。我空洞笼统地提到了我们共同的任务，不料这番话却受到了雷鸣般的欢呼。

可是我家里却乱作一团。家里人摸不透我为什么常常不告而辞，我的行动为什么那样神秘莫测。有时候，他们问起我来，我又避而不答，其实，那是因为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有几个亲戚甚至劝我去找个精神病医生瞧瞧，据说我的行为举止跟正常人的不大一样了。我记得，有一天他们看到我正在制作一罗假胡子，便惊讶万分，可这项任务，正是我从我们头儿那里接受下来的。

这一家庭纠纷并没有阻碍我投入我们这个团体的工作的劲头，而且干劲十足，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是从哪儿来的。没多久我就升任文书、司库、报告会助理、行政助理等职，而随着我深入组织内部，我自己在思想上反倒乱了套，竟连我加入的到底是一个宗教派别呢还是呢绒商人的一个行会，也不甚了了。

第三年我被派往国外。这是一次极其振奋人心的旅行。我尽管一文不名，可是上了船，自有人把我请到寝舱；走上码头，总有人接待照顾，进了饭店旅馆，无须分文，就给安排得妥贴舒适。就这样，我跟别的会友们接上了头，学会好几种外国话，发表了好几次讲话，还为我们这个组织建立了好几个分部。我亲眼目睹我们这枚银质徽章是如何渐渐遍及本大陆的每个角落的。经过一年来紧张的社交活动，我回了国。可是即使在这个时候，我依然感到乱糟糟的，摸不到头脑，跟我刚进马丁那家书店时一样。

十年过去了。我功成名就，被任命为主席。我穿着一件加饰边的绛红色长袍出席各种盛典。信徒们对我毕恭毕敬，礼仪备至。我领取五千美金的薪俸，在温泉疗养地享有别墅行宫，使唤一群制服笔挺、对我十分敬畏的仆役，我甚至还有一个迷人的侍妾，不用我张嘴，她每天晚上就会来侍候我。尽管如此，如今我仍然跟第一天以及很长一段时期以来那样，一直生活在极端的茫然无知的状态之中。要是有人问我，我们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什么，我将张口结舌，无以答对。最多，只会在黑板上画几道红杠杠，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全凭人头脑里臆想出来的种种解释，而所有这些解释，又是无可争辨地建立在猜度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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