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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交通大学学报》:当代甘肃生态文学论

2018-03-30 09:53 来源:www.xuemo.cn 作者:刘青汉 浏览:3923628
内容提要:雪漠的《白虎关》、《大漠祭》和《猎原》等关照了人,关照了视域所及的众多生命,关照了整体生态系统。雪漠的生态文学不讲述过去,不讲述未来,只讲述眼下逼真的现实,在甘肃武威周边半干旱半沙漠地区。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当代甘肃生态文学论

刘青汉(兰州交通大学文学与国际汉学院教授)

摘要:当代甘肃生态文学指关涉甘肃地域及生命的生态文学,地域的独特性、多样性、生态危机的显著性、文本的独特内涵及精神使当代甘肃生态文学成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篇章。黄河、黄土高原、沙漠地带都演绎着较为严重的生态危机。甘肃草原的美丽及古老文化又传达着宝贵的生态精神内涵。只有把整体生命系统及秩序法则看为核心,只有把人看为整体生命圈的构成元素,生态文学的基本思想才能得到全面阐释,自然生态的永续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会成为可能。

以生态系统及土地安全眼光看,甘肃地处中国版图的特殊位置。黄土高原与黄河的生态内涵悲怆而苍凉,河西走廊作为整个中国西部的生态屏障脆弱异常,酒泉、玉门、嘉峪关、敦煌的生态概念不是钢铁、石油或石窟宝藏,而是干旱、沙化严重和整体生态系统面临危机。以文学的名义,站在人文立场,有一批作家关注了甘肃地域的生态与生命,他们的文本构成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一个闪光点。李林樱的《啊,黄河——万里生态灾难大调查》、《生存与毁灭——长江上游及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考察记实》,哲夫的《黄河追踪》、朱幼棣的《后望书》,刘应杰、邓文奎、龚维斌的《中国生态环境安全》,杨显惠的《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定西孤儿院纪事》,孙正荃的《亲历1960年的饥饿》,秦卫东的《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邵振国的《麦客》、《白龙江栈道》、《河曲,日落复日出》、《风马》,王新军的《麻黄滩》、《甘草滩》,唐达天《沙尘暴》,雪漠的《白虎关》、《大漠祭》、《猎原》,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是其中卓越的文本。2000年来,200年前,100年前,50年前不同程度的大好河山,在近半个世纪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冰山、河湖、湿地、草原和土地的渐次消失伴随着沙漠的扩张,伴随着无数原有生物及生命圈的灭绝,之后才是人的撤退与背井离乡。承载基本生态理念的呐喊已在这片土地上响起,启示就在对生态伦理及宇宙法则的阐明当中。

一、由湖河到沙漠的生态演变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指出,黄土高原、特别是黄河中游自古以来就是森林茂盛的地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罗列的现象,乃是近五六百年之间形成的。“开垦土地,破坏森林,这是从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经有过的事情。可是明代中叶以后就更为严重,青山大都变成童山,就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解之缘》,《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中华书局199812月)这说明,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兵荒马乱抑或“太平盛世”),我们民族生存环境的被破坏是早已发生的事。

甘肃民勤县被我国第三、四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包围,半个多世纪沙漠的迅速扩张已使绿洲南北不足140公里,东西最宽处不足40公里,两大沙漠已在青土湖区合龙,这意味着生态状况本来脆弱的河西走廊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沙漠因何而来?“历史上民勤原本是一个巨大的湖泊,发源于祁连山东麓冰雪之中的石羊河孕育出了大片宝贵的绿洲,尾部的潴野泽是中国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内陆湖。”一个“可耕可渔”的广袤富庶之地。2000年来没有生态状况根本恶化的记录,100年前,石羊河流域还有被称为东海与西海的大湖,有很多中小湖泊和湿地,如鱼海子(白亭海)、青土湖、柳林湖、鸭儿湖、马营湖、头道湖,水量丰沛,仅青土湖的水面就有上百平方公里。50年代,石羊河水流量还有5.4亿立方米。60年代以来,自以为是的“水利”工程围追堵截,上游山区修建了十多座水库,截断自然水系,才导致流域生态彻底恶化。70年代修建“亚洲最大”的“红岩山水库”,导致“民勤绿洲北部的众多湿地和湖泊终于彻底干涸。”从本地的经济模式看,这里本来是土层浅而较干旱的游牧地区,半个多世纪以来,农垦军民大量开荒,发展“特色”经济,超标打井采水,导致原有土地迅速沙化。有人可能以为沙漠扩张的时间概念是几十年或几百年,实际上,如果在土层很浅的草地进行农业开荒,那么,沙漠形成的时间只需三年,第一年农业丰收,第二年农业不收,第三年沙化,所谓的“农业灌溉”“水利”工程只不过是延长小区域粮食种植的时间,但大流域的生态状况会迅速恶化。在只能是草原的地区,如果修建农业灌溉或工业用途大坝截断原有水系,那么,大坝下游原来的广大流域的植被会枯死,地表会迅速沙化。沙漠迅速扩张,当地人的农田、门窗乃至房屋被沙漠埋掉,树木干死,沙丘移动,居民们不得不整村整村背井离乡。就这样,在战天斗地观念和政策指导下,不遵从生态规律的征服行为,包括改造山河的“水利专家”的伟大“水利”最终使“民勤绿洲进入崩溃的边缘,原来的湖区正在向第二个罗布泊演变。”

农业化开荒伴随着对原来地表草木的彻底根除和消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在西部地区先后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毁林毁草垦荒的高潮,共开垦破坏了300万亩森林,1亿多亩草原。这些森林和草原植被遭破坏后,土壤下潜伏的石沙裸露出来,在风力的作用下形成新的风沙堆积,这就是沙化。”“为了农垦灌溉而在各内陆河中上游修筑断流式水库,造成下游植被衰亡,风沙肆虐。甘肃省黑河被几十座水库水坝层层拦截,造成其下游——流入内蒙古的额济纳河断流,绿洲萎缩,居延海干枯。频频光顾首都与华北地区的沙尘暴,多是从此地扬起的。”基本结论是,“我国荒漠化形成与扩张的根本原因,就是荒漠生态系统人为破坏所致,是对该系统中的水资源、生物资源和土地资源强度开发利用而导致内部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失调的结果。”

三江源(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水资源丰富的陆上海洋。三江源地区在青藏高原腹地、青海省南部,对甘肃省生态系统有重要影响。近20年来,三江源头载畜量猛增,采金和砍伐等非牧业行为,伴随汽车、拖拉机、挖掘机等机械,使三江源伤痕累累,蓄水能力迅速下降,沙化越来越严重。20年前的曲麻菜县还有“波光粼粼的小河,河边有一人多高的青草,各种水鸟在天空欢乐地鸣叫,在水里自在地游弋。但仅仅过了20多个春秋,县城便已经被重重的沙丘包围。”全县108口水井基本全部干枯。

若尔盖大草原是我国六大草原之一,是我国最大的高原沼泽植被集中分布区,总面积非常大,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地,平均积水1米,最深4米,蓄水总量近100亿立方米,是“中国西部高原之肾”。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多次大规模改造工程已使若尔盖严重沙化。上世纪60年代,“农业学大寨,向沼泽湿地要草场”,人工开沟排水,在沼泽里开出上千个排水沟,涉及沼泽210万亩,致使120万亩的水沼泽变成半湿沼泽或干沼泽,湿地面积减少60%。就是在今天,很多排水沟渠仍在正常运行。[ ] 20年来的过度放牧又加速了草场的沙化。上世纪90年代末,“沙化地沿黄河及支流两岸放射状地扩展,来自西北部的大风挟雷霆万钧之势长驱直入,沙尘暴几乎每天发生。”专家说,“从若尔盖到甘南,从燕山山脉到太行山地区,相当于好几个小国家,这些地方水热条件都足够,没有沙化的理由,沙化完全是人为糟蹋所致。”

二、历史尘埃中的生态与存活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 ]秦卫东的《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孙正荃的《亲历1960年的饥饿》等,是关于极端和畸形生态的生态文学,是由人的生存境遇向人的灵魂叩问的生态文学,是历史尘埃中光辉不灭生态文学。杨显惠的生态文学集中再现了特殊历史阶段甘肃地域和人文的特殊生态真相。文革时期被划定为敌人的很多人是被集中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贫瘠地区接受劳改的;在60-70年代的较长饥馑年代,甘肃原来的贫瘠生态加大了人们活下来的难度。甘肃的文革和甘肃的饥饿年代不仅是甘肃而且是整个中国当代历史的显著构成。杨显惠的生态文学展示了甘肃生态文学的独特面相,蕴含着重要的人文价值。

一面真实的生态之镜镶嵌在历史之中,杨显惠拭去了尘埃,杨显惠揭开了一些真相。杨显惠说,夹边沟农场位于酒泉县东北方向,巴丹吉林沙漠边缘。从酒泉县乘汽车沿酒(泉)金(塔)公路往东北方向行驶,可见一片连绵的沙丘,即夹边沟劳改农场。从195710月开始,那里羁押了三千名右派,1960年释放时,只有数百人还活着。怎样才能告慰那些长眠于荒漠和戈壁的孤苦灵魂,怎样才能让后人的肺腑心肠离开残暴,离开对生命的冷漠,而向善,而向人道,而向天理,杨显惠在做努力。

右派们饥饿难耐时,先是找那些无毒害的野草、树皮、野菜吃,后来就不得不找可能有毒或可能致死的野草吃。文大业的死是因为他喝了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当地农民叫它黄茅草或黄茅柴。“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它根本没有营养,没毒,但很容易把人吃死,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结成硬快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右派一开始还保留人的尊严,不吃不干净的野草,这些人活下来的时间就更短一些。在夹边沟,劳动重,又吃不饱,少数人就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降到月不足十四斤,“大批死亡就开始了。”“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坚毅不吃那些东西”,他说,“那是人吃的东西吗?”但很快就俄得不像样子了,没有站起来的力气,“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右派们每晚入睡时,都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这样惨烈的场面是一种极端的生态真相。杨显惠不写具体的生态困境,直接写生态困境中极端逼真的绝境中的人生相。《定西孤儿院纪事》说:“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我母亲有一天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一种灰色茎蔓叶片的草,就嚼着吃了,就中毒,到了半夜,母亲就不行了。雷达说,《夹边沟记事》“在高度忠实于历史事实的真实的基础上,通过对许许多多饥饿与死亡的惨烈场景的刻骨描绘,通过对众多受难者命运的来龙去脉的深沉揭示,尤其是通过对他们在绝境中人性常态与变态的出色状绘,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不但表现事实本身的骇人听闻性,而且表现这一历史悲剧的精神本质和沉重教训。”

“甘肃在三年大灾荒中是全国的重灾区”。政府统计资料说:徽县从从上年12月缺粮80%-100%。全县出现浮肿、干瘦和非正常死亡。成县、礼县、甘谷、武山、秦安、镇原、华亭、民勤、民乐、张掖等县发生干瘦病和浮肿病,到五月底,发病人数735373人,死亡9770人。还有因食代食品中毒和外出乞讨而非正常死亡1886人。庐山会上,甘肃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全省浮肿病9.6万人,因缺粮致死的2200多人,非正常流入邻省人口约6万人,本省境内各县流浪乞讨的1万多人。“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的竟有4300多万,其中4000万是农民,位居前列的省份有河南、甘肃、青海等。”整个土地表层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生命,没有一点可供人们活命的东西。一家全部饿死的,半个村子的人饿死的,生人相食的惨剧常有发生。

这些历史尘埃中的生态文学表达着当代中国大地和人生处境的某一极端状况,大地和人都遭遇过度的掠夺与摧残,贫瘠、凄苦、惨烈无比。这样的苦况提醒人们,只有讲天理,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善待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这片土地和土地之上的生存才有可能,幸福才有可能。当年残暴主宰这个土地的英雄们,现在艰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都应该明白,归向爱,归向善良和人道是获得生命幸福的唯一出路。无论面对草木,面对动物,还是面对人,你一定要放弃残暴斗争和无情打击的仇恨思想,一定要归向敬畏,归向爱,归向宽容,归向对生命的同情、怜恤与珍惜。世世代代务必要清楚,一定不要用残暴的思想和冷酷的政策迫害人,而是要爱人和关怀人。一定不要掠夺和毁坏生命,一定要用爱心滋养、哺育和呵护生命。要敬畏生命,要热爱自然,要尊重人。

三、沙漠生态与生命告白

雪漠的《白虎关》、《大漠祭》和《猎原》等关照了人,关照了视域所及的众多生命,关照了整体生态系统。雪漠的生态文学不讲述过去,不讲述未来,只讲述眼下逼真的现实,在甘肃武威周边半干旱半沙漠地区。文本的内在视野相当集中,不挖掘进去,也不扩展开来,而是倾所有心力于目下场景及生命状态。因而相当有力度,就像雕像中的拉奥孔,没有哀号,没有激情顶点,无论在潜质、姿态还是在表情上,只有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因而,不仅在甘肃,而且在整个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视域,因着其内在价值,雪漠的文字独树一帜。

《猎原》展示着沙漠边缘的生态状况及生命延续。土地沙化,牧业的时代已无踪影,农业的时代正在远去,工业的烟尘如鞭炮一般,在一阵喧嚣之后,满地废墟。水消失了,草木消失了,牛羊消失了。但村庄还在,一些生命尚未退出。似乎没有生存的依据,但生命还在,各类奔波,各类辛苦,各类恩爱,各类伤痛,各类依存,各类分离。一眼望去,无论你面向哪个方向,沙漠中生命甚少,天空中飞翔甚少。沙丘连着沙丘,沙滩连着沙滩。黄蒿,毛条,桦秧子,梭梭柴,拐枣柴,草,似有似无,沙漠一般。

照生态常理,半沙漠地区应该是人类主动退出而让生态慢慢恢复的自然保护区,或者是零星的游牧区,总而言之不应该是农业区。遗憾的是,《大漠祭》、《白虎关》恰恰描写的是半沙漠地区试着进行工业转型的农民的生活。有评论者说,“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农民普遍贫穷。”“西部农民生活的艰辛,出乎我们的想象。”这是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表达。如果真正认识到生态秩序是前提其他生命是结果这样的生态道理,站在生态整体利益立场,那么,或许应该这样表达:“在不适宜于农业的生态区域进行的农业活动造成了自然生态的恶劣境遇,西部生产方式与生态结构之间的不和谐已已出乎我们的想象。”人永远在天理下面,永远要顺从生态规律,如果让人超乎天道而艰苦抗争,那么,自然生态和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就像海明威眼中那位无视大海规律的英雄老人,奋斗没有价值意义。

雪漠执着于眼下的生存与内在的坚守。兰兰和莹儿姑嫂二人赶着骆驼,穿过沙漠,到荒凉的远处去驼盐。姑嫂俩的艰难遭遇,漫长的饥渴与抗争,是西部干旱地区的生态环境和作为农民的特别人生景象。这个大地上另一种人生,就是善良和纯朴。月儿是一个憧憬美好未来的女孩子,怀着对外面世界的美好的梦,去了城里,可城里给她染上了难治的病。她几乎试遍了所有土方,就是不愿活吞癞蛤蟆。因为癞蛤蟆“也是个生命”[ ]在极端艰辛的生态条件下,西部人生在悲凉中积淀和造就了肃穆和高贵。《大漠祭》中憨头的原型在二十七岁时就因癌症而逝去,他语言寡少,内心饱满而挺拔,“他并不知道自己病情。但他一直没问任何人。他没有叹气,没有哭泣,没有问询,没有埋怨,没有失态,甚至没有嘱咐。”在极端的生态处境中,爱随时消失,就像尘土扬起,就像尘土落下,但爱又继起,就像在永恒中,去向不定,踪影不明。

雪漠在考察求生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他关照人的灵魂,用肺腑心肠,用爱。雪漠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闹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人生就是在具体生态系统中的经过,你可以毁天灭地,但也可以善待百物,善待生命系统中哪怕最小最小的一个。你完全可以只珍惜而不破坏,只敬畏而不悖逆,只热爱而不仇恨。雪漠说,“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他说,灵魂就是活着的理由。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必须询问自己为什么活着。当你有这个追求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可贵的灵魂。活着的理由可以为世界带来善和美的时候,灵魂的追问就会上升到信仰。他说,文学应该有大境界、大胸怀,大悲悯,大格局,应该有终极关怀,有信仰。是的,人应该有信仰。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没有内在价值的根本原因是:这个民族没有信仰,这群人没有心肠肺腑,没有灵魂,没有与神同在的真理追求和永恒持守,没有道德底线。雪漠生态文学的宝贵价值之一,是把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竭力抛弃、藐视和否定的信仰进行了初步的正面的思考。

四、神圣草原的天理叙事

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是甘肃草原生态文学清新美好的别一风景。在美丽广阔的草原上,尧熬尔人友爱、有尊严、有灵魂地生活着,朴素、简单、自由、顺从天理、坚守道德良知。尧熬尔人的草原习俗传达着敬畏自然、珍惜生命的精神内涵,对大地充满温情、热爱和赤子之心。“我在母族中最强烈地感受到的,首先就是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温情和爱。尧熬尔牧民们拥有一颗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赤子之心。我相信尧熬尔人的那句古代谚语:‘爱能赶走恶魔,爱也能使人摆脱死神。’在过去的年代里,他们认为挖地和乱砍乱伐树木是莫大的罪过。谁要随便挖地和乱砍伐树木,谁就必定遭到报应。在半个世纪前,以半狩猎半游牧为生的尧熬尔人,一般春、夏季节不从事大规模狩猎。尤其是春天,他们说春天是大地怀孕的季节,是百兽举行婚礼的季节,警告人们不要因为进森林狩猎而惊动山灵,影响大地的胎气,打扰野兽的婚礼,否则将遭到厄运。这个传说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春天不要干扰大自然各种生命的萌发和成长。在古代,他们的狩猎都是有一整套禁忌的,决不允许滥杀,甚至禁止射杀母狼。”传统草原为什么千万年存留,一代代草原人为什么能永远在草原繁衍生息,四季轮回,草原的美丽与富饶不变,原因就在于传统草原文化与草原规律一同呼吸,就在于草原人祖祖辈辈传承了热爱草原、珍惜生命的宝贵精神,就在于草原本身有神圣的灵魂,就在于草原的真理被保守了,草原的规律被遵循了,草原的秩序被顺从和捍卫了。

传统草原有“苍天之子”的原则,万种生命都是苍天之子,在伟大的草原,铁穆尔感受到了万种生命的互相关联,大地与小小生命的关联,草原与动植物的关联,民族与民族的关联,自然生态与天理的关联。“我感受到了‘众小民族’对整个人类自由结合、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向往,我感受到人类灵魂的力量是无限的。我看到了爱、宽恕和理解的心的力量,这个力量将战胜一切外在的暴力和内在的邪恶。”在纯粹的草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自然而然知道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我自小就熟悉牧人们的禁忌,比如:忌孩子们去拔一根青草和一朵花,忌孩子们去掏鸟窝或捣毁蚂蚁窝。牧人之心就是对一切生命的尊重和呵护。”草原传统同样哺育着人质朴的精神和高贵的品格,“这些草原上忧郁的民歌也教给我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去捍卫生活、捍卫青春和人类的尊严,教给我远离麻木、冷酷、委琐以及精神贫乏和屈从命运的理性。是这些草原上的民谣教会我,怎么样保护内心深处仅存的美好纯洁的东西,不让它们遭受邪恶丑陋等各种力量的玷污。是这些民谣教会我,要忠于自己的心、感情和体验。是这些民谣教会我战胜绝望,教会我满怀着爱和温柔对待大自然中的一切。”

草原游牧文化让几乎所有的草原人亲如一家,“一个纯粹的尧熬尔牧人不仅可以和蒙古牧人、哈萨克牧人、维吾尔牧人和唐古特牧人很快打成一片,他还可以和相距很远的东欧草原的芬兰牧人和马札儿牧人一拍即合。”西伯利亚的许多地方,贝加尔、布利亚特蒙、图瓦、雅库特、亚欧草原的腹地。在阿尔泰山有寻觅自己祖先遗迹的匈牙利和朝鲜人,有寻觅成吉思汗陵的日本人,有寻觅恐龙化石的蒙古人和美国人,牧人走遍中国北方草原、蒙古国的草原、俄罗斯西伯利亚草地和泰加森林、叶尼塞河畔。辽阔草原是天下牧人共同的家园,大地是一个整体,“从我的祁连山腹地尧熬尔人的夏营地,从我的家乡夏日塔拉草原开始,在我国北方草原(这是亚欧草原的东南端)孤身漫游。”语言不同的部族都和睦相处,兄弟姐妹一般,亲如手足。自然呈现中的草原美丽无比。在平静、美丽、幸福的草原上,纯朴善良的人都是我的导师,是我的恩人,是驮我奔向净土的天马,“当我在林边的帐篷里和草原小丘的羊群旁见到那一个个衣着破旧的牧民时,我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我胸中充满虔敬之情。那个像旱獭一样生活在悬崖下的老人和我父亲一样,是我人生的导师……他们是在精神上驮着我奔向彼岸净土的天马。”

草原人相信,一息生命都有灵魂,“我相信高山、丘陵、江河、湖泊、草木和鲜花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草原人经过每一寸草地都有感恩和祝福,放眼草原,常常有无限幸福填满胸膛。草原先民一代代传下教训,要人们和所有生命相互怜恤、相互顾念、相互关爱。那位白马母亲的孩子,尧熬尔最早的马头琴手是许多民族的祖先,也是人类的祖先,“后来,马头琴手渐渐老了,他在临死前嘱咐子孙们,永远不许伤害白马母亲的后代,要善待白马、尊重白马。他还嘱咐人们,不仅地上所有的人们都应该亲如姐妹兄弟,而且两条腿的和四条腿的住在一起也要像亲戚一样。只有这样,人们才不可能遭到各种灾难。”

尧熬尔敬天悯人,心中有神,灵魂中有永恒的坚守和盼望。神圣的牧人用祷告保持与神的亲密关系,用神的大爱来保守自己的灵魂和行为,他们敞开诚实的心祷告,举起圣洁的手呼唤:“宽恕我吧,天神!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向你诉说、祈祷。天神啊!我日日夜夜向你祈祷,我死去以后,求你让我至亲至爱的亲人和朋友平安无恙。”草原永久延续的原因是草原人遵从了生态秩序,草原人幸福的前提是他们与生态万物关系的和谐。生态的规律就是这样,人温柔谦卑,人内心善良,人施怜悯行公义,人与自然和谐,就风调雨顺;人若逆天而行,就灾难滔天。耶稣基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草原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与神同在,因为他们与永恒的生态秩序同在。

五、大地伦理与自然契约

在甘肃生态文学视域,铁穆尔的文字最为纯正,最为绚丽,最滋养人,铁穆尔的生态文学阐释着宝贵的大地伦理和神圣的自然契约。铁穆尔的生态文学是真正意义的生态文学,就像约翰•谬尔的《在上帝的荒野中》、梭罗的《心灵的漫步》、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籍》、施怀泽的《敬畏生命》等一样,是以整体生态系统为中心的文学。在铁穆尔的草原世界里,所有生命都是兄弟姐妹,所有民族都是一家,所有生命元素和生命行为都俯伏在永恒神圣的真理面前,整个生命系统都是因着对生态秩序法则的敬畏和顺从,都是因着相互之间爱和宽容的永恒契约才得延续,才得美好,才得幸福。

甘肃大多数生态文学文本还是把人的福利看为中心,把人的苦乐看为评判生态问题的标准,没有把大地上所有生命和所有生命的源头、基础和归宿看为生态的核心,这样的生态文学所阐发的生态困境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人的困境,这样的生态文学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有一天按照正确的生态理念把人类的福利提高,生态的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生态文学需要向世人阐明的是:人的困苦只是大地上无数困苦生命系统之一种,无数动植物遭灭顶之灾,都是人的不当行为所致,而许多天换地的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人们现在所经历的灾难只不过是在他自己把仁慈富饶的美好大地毁掉以后,让无数生命遭受灾难痛苦灭亡之后他自己才遭遇的。应该昭示人类:面对已经消失的罗布泊和楼兰,如果你现在突然醒悟,那么,你首先应该着手爱惜的不是你自己,而是仁慈的大地,是养育你的整体生命生态系统。上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过度开荒导致土地沙化之后,美国政府迅速调节政策,顺从了自然之道,把原来的大自然还给了大自然,推行“农场法案”,政府补偿,鼓励弃耕、休牧、返林、还草,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不到5年时间,就彻底遏制沙化,恢复了生态平衡。《寂静的春天》开始,美国人用了15年时间,就遏制化工污染。美国成功的基本经验是,整体生态系统的利益优先于人的眼前福利。

生态文学宣扬的正确的生态理念是建立在整体生态系统互利契约的普遍伦理基础上的。“伦理得自普遍的自然法”,生态文学的大地伦理要求,对权利、责任、快乐、痛苦等的判断是基于生态系统共同契约的,这样的契约是互利互惠的,是避免伤害的,是平等的和永续的。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1310月第32卷 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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