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小说中民俗文化的“西部印痕”与“精神符码”——以《大漠三部曲》为例

 

 

 

雪漠小说中民俗文化的“西部印痕”与“精神符码”

 

——以《大漠三部曲》为例

 

 

文\田晓箐(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摘要：雪漠的小说立足西部，以深刻的思想内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当代西部小说中的艺术珍品。以雪漠“大漠”系列长篇小说为主要对象，从方言文化、狩猎风俗、民间表演艺术三个方面对文本中的民俗文化现象作整体描述，并结合作者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立场，探索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西部精神文化写作的重要性和意义。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艺术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当代西部著名作家雪漠，出身民间底层，亲历民间疾苦，以成为家乡父老命运的代言人为写作目的，他的“大漠”系列长篇小说以民间普通大众的生活情感为表现中心，因此他将民间风俗作为实现这一表现中心的载体。民风民俗不是小说叙述的主要对象，却是构成小说精神文化内涵的主体。正如学者孙英所言:“雪漠笔下的西部民风民俗，烙着深刻的西部印痕，是西部社会风俗、生活习惯、历史文化传统的凝固再现，是揭开西部文化神秘面纱的精神符码。”可以说，一系列新奇独特、文化意蕴深厚的民风民俗不仅是当代西部精神的一面镜子，也使得“大漠”系列小说成为茫茫沙漠中的一片“绿洲”，成为当代西部文化长河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1、方言、叙事与文化生活

 

方言作为民俗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凉州方言作为西北方言中的一部分，是河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农耕文化综合作用的产物。

雪漠“沙漠”系列长篇小说(《大漠祭》《猎原》《白虎关》)，以腾格里沙漠边缘一个小山村的日常生活为背景，记叙了农民艰苦、顽强、豁达而又苍凉的生活情形，真实还原了当代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对于乡土小说而言，缺少了方言叙事，必然缺少叙事的真实性。虽然作者在日常写作和接受采访时经常提到托尔斯泰，但是其创作语言却很少受欧化句式的影响，他的语言延续了乡土文学叙事语言的命脉，用最熟悉的乡土语言来构建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如小说中多次写到的表示身体部位的方言词:“沟蛋子(屁股)、驴卵泡子(眼睛)、天门脸(额头)、爪子(手)”等;在表达时间概念时，用“早晌、晌午、后晌”分别代表早晨、中午、傍晚，用“日头悬了”表示将近傍晚的时候;独具特色的“呔”“嘚”“啵”“咧”等语气词;此外，还有“癞蛤蟆钻紫泥”“乱麻缠了鸡腿子”“麻雀儿蹲了个葡萄架，龇毛郎当架势大”“草花子留不住隔夜食”“提起萝儿斗动弹”“斤里不添两里添”等方言俚语的使用，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民间生活画面，为小说增彩不少。

这些方言俗语，在人文原生态的背景下产生，声音真实，最接近农业生活的本相。运用方言叙事，一方面有利于强化小说故事的地方性与民间性;另一方面，对区域以外的读者而言，这种文本语言的“陌生化”效应，起到扩展读者思维张力和想象空间之功效。最重要的是，一系列方言的运用，也使小说在对人物行为和乡村生活原生态的展示中，增加了说笑和调侃的成分，从侧面折射出农民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所具有的乐观情绪、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这也正是当代西部精神的精华所在。

学者彭岚嘉曾说:“对于雪漠来说，文学语言的择用并不仅仅是作者叙述抒写的工具，而是代表着一定区域的文化精髓，语言既是文化之表，也是文化之根。”方言俗语的生活承载，折射出作家关注乡土文化的一种自觉、本能的文化选择。《大漠三部曲》是作者文化寻根的“大漠豪情”，在方言叙写方式中，暗含着雪漠对凉州地方文化的深深眷恋以及立足乡土创作意识的文化立场。

 

2、狩猎风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风俗习惯也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同东部发达地区相比，凉州地处河西走廊，交通相对闭塞，教育水平较低。受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在风俗习惯方面也表现出传统、封闭的特点。这些风俗品类庞杂，涉及节日祭祀、婚丧嫁娶、艺术表演等诸多方面，其中狩猎民俗是作者小说叙述的特色部分。

在《大漠祭》里，沙漠“猎俗”描写占了相当篇幅，其中以“挼鹰”和“猎狐”习俗最为典型。“挼鹰”是一个相当惨烈的过程，挼鹰者老顺强行往鹰嗉里塞一个羊毛“轴”，当轴被鹰吐出时，上面粘满维持“鹰”野性的“痰”。多次喂“轴”，使“痰”消耗殆尽。同时，人为使鹰受到连续惊吓，直到身心俱疲的鹰吃了泡尽血水的肉而没有野性，不得不成为老顺捉兔的工具。

孟八爷“猎狐”事件几乎贯穿《猎原》全文。孟八爷经验丰富，能够熟练“识踪追狐”，“‘踪’分三类:夜踪、五更踪、亮踪。夜踪是狐子在半夜之前留的足印，五更踪是五更后留的，亮踪是天亮留的”。根据狐留下的“踪”撵狐，成为孟八爷的撵狐法宝。追“夜踪”几乎无用，需要两三天;追“五更踪”有效但很累，大概需要一天时间;追“亮踪”最佳，不用半日，就能追到。

作者通过对“挼鹰”“猎狐”情节的详写，完成对老顺、孟八爷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借以展示西部人朴实、坚忍、知足的生活智慧。一方面体现了西部人的道德情操和气质秉性，是对传统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老顺、孟八爷等人靠自己本事吃饭，有自尊，有自信，加上有属于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形成民间道德观的核心。另一方面，老顺、孟八爷等人强悍、坚韧的生存观念和豁达乐天的精神面貌，显示出西部深厚的民俗文化底蕴。

狩猎、挼鹰习俗的穿插式写作是作者对农牧文化反思的结果。河西走廊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之地，农牧结合生产模式的形成既是自然之因，又是无奈之举。土地荒漠化的不断加剧迫使农民走上“狩猎”之路，而无限制的“狩猎”又使得农耕环境更加恶劣。在二者此消彼长的矛盾对立中，作者产生了一种生存焦虑感。既是对西部农民生存境遇的担忧，也是对现代生存背景下人们生态环境的担忧。

此外，以孟八爷为首的部分猎人从打猎者到“动物保护者”身份的转变，具有警示和教育意义，揭示了“西部大开发”时代主题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警示人们关注生态保护的时代责任。同时，作者也借孟八爷的形象及身份的转换，表明自己的写作立场和写作目的:只有观念和思想从根本上发生变化，西部人的生存境遇和命运才能有所改变。

 

3、民间表演艺术

 

作为“地标性”文化遗产，雪漠小说将民间表演艺术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花儿”是凉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表演艺术之一，是西部人民历经自然、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考验，最终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花儿”因最初的歌词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花儿”中的大多数以男女爱情为主题。作者叙写凉州地区的民间生活，把“花儿”当作地方表演特色推荐给广大读者，其中《大漠祭》和《白虎关》两部小说各用一首“花儿”结尾，足见“花儿”在民间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小说《白虎关》中始终都贯穿着山歌“花儿”，作者试图在“花儿”与莹儿、兰兰、月儿等人物形象之间建立一种文化互动关系，从人物的日常生活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以此来挖掘西部人根深蒂固的生命精神。“花儿”本是心头话，“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曳血带泪。只有心灵的体悟，无需语言的诠释”。“花儿”的主要演唱者莹儿、兰兰和月儿都将“花儿”作为载体来表达生活的万变形态，她们赞美生活，歌颂生命，也借以表达各自人生的不幸。迫于家庭压力，兰兰和莹儿从“换亲”开始艰难人生，婚后的兰兰常遭丈夫家暴，终于无法忍受而跑回娘家，出自兰兰之口的“花儿”，满溢她对青春爱情的怀念和婚姻生活的不满:

狼在豁牙里喊三声，

虎打森林里闯了。

阿哥的名儿喊三声，

心打从腔子里放了。

嘉峪关口子里雷吼了，

黄河滩落了个雨了。

为你着把眼睛哭肿了，

把旁人瞅成个你了……

在小说《大漠祭》中，有这样两首出自莹儿之口的情歌花儿:

铁匠打下的鹦鹉架，架上鹰蹲着哩。

多人的伙里难搭话，我俩心通着哩。

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灯，拉卜楞寺的宝瓶。

想烂了肝花想烂了心，哭麻了一对眼睛。

三更里梦见好睡梦，我身子花床上睡了。

惊的(着)醒来是你没有，清眼泪泡塌了炕了……

杠木的扁担闪折了，

清水呀落了地了。

把我的身子染黑了，

你走了阔敞的路了……

莹儿被嫁的丈夫憨头，年轻时下水救人落下病根，有生理缺陷，婚后不久患肝癌去世。莹儿寄希望于小叔灵官，并与其发生关系，但“半个书生”的灵官不甘心在农村生活，带着对哥哥的愧疚，带着逃避的心理，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去了。“花儿”成为莹儿情感寄托的全部，作为信念支持她面对生活的种种压力。可谓没有经历恋爱，就不能真正体会“花儿”的真谛。从这一层面看，“花儿”的功能是作为青年男女爱情抒发的载体，特别是抒发少妇的生活情思。

莹儿教月儿唱歌，在“黄沙掩映的世界里，唱出了一抹醉人心弦的风景”。在教月儿唱歌的过程中，莹儿唱的是活下去的信念，月儿听到的却是对人生的不甘心。莹儿唱“花儿”是因为爱情，月儿学“花儿”是为了理想。对于半知识少女月儿，她不甘心大漠单调乏味的生活，努力学唱“花儿”去省城兰州参加比赛，希望借此改变命运。然而“花儿”不但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反而葬送了她的生命。

作者本想借“花儿”来传达西北精神之魂，却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民间传统文化之于都市物欲利益的弱点。纯朴的“花儿”在城市中成了“商品”，城里人把唱的“花儿”录下来，当作消遣娱乐的调味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花儿”的传唱意义。“花儿”是凉州人朴实生命的自然流露，城市的土壤终究不适合它的生长，月儿在学习和利用“花儿”的同时，未能真正理解其意义所在，不仅使“花儿”带上钱权交易的色彩，还酿成了人生悲剧。

就艺术功效而言，“花儿”的功能不仅仅局限于“谈情说爱”，在民间活动中，“花儿”还具有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交流生产经验等多种功能。“花儿”广泛出现在田间地头，街头庭院，给单调、枯燥的农村生活增添了活力与色彩。就修辞艺术而言，“花儿”歌词中使用的主要修辞手法是比兴，但是作者的目的不在比兴艺术效果，他所表达的是一种文化姿态，一种立足西部，为家乡代言的文化姿态，同样显示他站在西北看世界的地方性文化立场。诚然，“花儿”“贤孝”“凉州小调”等民间表演艺术在雪漠小说中，甚至当代西部艺术作品中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范畴，作为农民精神的补给品和西部文化的象征，它们渗透在西部农民平凡、枯燥而又充满快意的生活情趣之中，也渗透在西部人奋斗不歇的坚韧性格中，并逐渐成为他们生活和情感中无法抹去的家乡情愫。

 

4、民俗写作的意义

 

雪漠小说中的民俗描写沿袭了传统乡土小说中民俗描写的基本手法，通过民间习俗与小说叙事，增强了作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为塑造中心人物发挥出了应有的刻画功效，使作品的背景文化更加鲜明。诚然，作为当代西部文化长河中的艺术珍品，我们不应该忽视它在统照西部精神文化方面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首先，作者书写底层，关注民间百态，真实再现了当今时代背景下西部农民的生存状态。无论是独特、鲜活的凉州方言，凝结农民智慧的狩猎习俗，还是风情万种的“花儿”，都承载着一代代凉州人生活的苦辣酸甜，凝结了凉州人民全部的生活感悟和情感体验，展现了勤劳、朴实的西部人在苦难境遇中坚贞不屈，直面人生的宽厚、豁达与超越，更体现了朴实无华、脚踏实地、乐观向上，勇于挑战自我、挑战人生的当代西部精神。

其次，在快餐文化日益盛行，文学崇高性日益消减的今天，雪漠扎根西部、为民而歌的创作立场和实践，是对家乡文化，甚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固守与坚持。就像作者所说的:“告诉当代，告诉世界，甚至告诉历史，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代人曾这样活着。”作者耐得住清贫与寂寞，执着操守，以慈爱之心关照当代西部人生存状态，体现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良知。民间方言、狩猎习俗、“花儿”等一系列民间风俗的展现，揭示了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滞后，文化形态保守的西部农村现状。以小见大，将西部农村作为一个缩影，影射当下处在落后、压抑背景下的弱势群体，试图呼吁大众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最后，在现代化背景下，民间习俗叙述视点的选择，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碰撞给作者的启发和深思，如何在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或者契合点，是当代作家创作的焦虑和矛盾所在。作者发愤著书，试图以精神文化上的不断丰富来超越物质生命的潜意识的被动追求，是传达给读者的主要精神主旨，是对当代西部精神的阐释，也是对当代西部人的希冀。

——《兰州工业学院学报》第24卷第5期2017 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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