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关》：生命应有更高的一种力量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启蒙主题的开始，对于农民，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的灵魂，他们的精神状态的问题其实是一个被揭示的，被覆盖的一种状态。40年代庐陵与胡风辩解的时候，他说：“我确实听到一个矿工说‘灵魂’这个词。”事实上在我们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里面，虽然我们在关心最底层的世界，最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那精神世界是自己呈现出来地而不是知识分子自以为是地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非常同意雷达老师的说法，这部书与《大漠祭》有一个区别，就是对最普通人精神世界的活动，这个活动不仅是一个外在的挣扎，对苦难生活的一种搏斗，与内心世界的剧烈活动也是同步的，这个写出来我觉得就超越了所谓的一般底层文学。所谓底层文学就是他们处在苦难呀我要解决精神问题，生活问题等，他把精神的世界与外在的世界，和对生存的世界的搏斗其实没有分开来写，把这个东西带出来我觉得这部书高于一般的对普通人生活的写作。

再有一方面，还有另一种力量结合起来了，雪漠也许不这样认为，因为雪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所以我们在他作品里看到大量的生活细节，有质地的生活细节，他会很自然地带出这种生活质感的细节，大量的书中你看不到这样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对雪漠来说是不困难地就带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这样大量的生活细节，对很多有经验的生活作家来说，有可能就会在一部作品里写得是散乱的，满地碎金，很乱，没有一个东西把它贯穿起来，可是雪漠他能做到，我没有办法来命名这种力量，是什么精神力量把这些生活细节用一种张力把它构成一个整体，单独地抽出一个片段也很精彩，但他把一个个零星的生活细节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部书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张力。

看到这部书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目录，这目录的引号我觉得不舒服，如果去掉引号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这个细节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花儿”这个文本和小说这个文本之间是有距离的，产生“花儿”那个时代人的精神和小说所描述的时代，和你对这个时代的感受是有距离的，如果是有距离的就用引号，就是另外一个东西我要用引号，如果我不用引号，那么它就变成我的一部分，成为我的一部分。我简单说一下，但不一定准确，你小说的整个世界比“花儿”的世界要紧张，“紧张”这词也不准确，我描述不出来。有可能在雪漠的这个文本与“花儿”文本里有相通的，“花儿”对于这个文本来说不是外在的，不是另外一个东西，是变成我一部分的东西，而在精神上是能真正接通“花儿”的世界。如果能真正接通“花儿”的精神的话，有可能那个月儿不会死，我觉得在“花儿”的那个世界里面，很难说产生“花儿”时代的人的苦难没有现在人的苦难多，它也要面对人生的种种艰难挣扎，但是那里面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很难命名，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呢？这种力量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生生不息的那个“生”的力量，不是死的力量，“大德曰生”，这样的力量。

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世界太愤怒了，太紧张了，就会产生一种比较激烈的态度，可是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感受到的生活，能够真地体会到那种力量的话，人就可能与“花儿”沟通。我不是说对生活的苦难视而不见，要抹平生活，人应该具有比生活苦难更高的一种力量，雪漠在写精神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写法就是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其他知识分子常把精神与物质分成两个东西来看，而雪漠写这些人的精神世界是从更大的世俗生活的平面上来体会，来挖掘，来发挥出这种精神来，他不是把精神倒过来，把这个意向往上走，一直往上走，走向“花儿”的境界，“天地有大德曰生”的那个“生”，这是我很零碎的想法。谢谢大家！

——在上海复旦大学《白虎关》研讨会上的发言

——发表《文艺争鸣》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