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韩少功：文学与记忆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跟年轻朋友进行交流。谢谢刚才主持人的介绍。

她提到今天下午的题目，叫做“文学与记忆”。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特征，因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文化前辈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会劳动。基督教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灵魂。一些启蒙主义者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人有理性，比如说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我们可以看到，贯穿这灵魂、理性、劳动、文明等各个范畴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记忆。没有记忆，就是脑死亡，植物人，或者低智能动物。当然，动物也有一定的记忆，比如说小狗会认人，你打它一下，在一定的时间内，它看到你会畏惧。这是狗的记忆。但是人的记忆功能强大很多，与一般动物不可同日而语。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包括文学，能对我们以前各种各样生存的经验，实现一种强大信息储存、编码、提取，用编年史、博物馆、纪念碑、摄影、小说、电视剧这样一些东西，强化了人类的记忆功能。如果没有记忆，教育也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我们的华工大，不管数理化还是文史哲，都是记忆的积累和承传。

没有记忆，文学根本就无从谈起。虽然我们作家需要想象力，但是哪怕是想象力，也是依托记忆来展开的。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新加坡人，他说他父亲梦到的法国人、英国人都讲广东话，这是因为他父亲只知道广东话，想象无法超越他的知识边界，不过是把记忆的材料重新编织。我们到国外看一看，发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唐人街里面，唐人街里面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很多中国餐馆。很多华裔服装变了，口语变了，观念也变了，但是肠胃的记忆何其强大，到了吃饭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姜葱河蟹或者广东河粉。让他吃法国人的奶酪，半生不熟的牛排，他还是不习惯。包括不少“香蕉人”，所谓黄皮白心的，吃起中国菜还是津津有味。特别是年纪大的时候，来自少年和家乡的肠胃记忆贯穿一生，甚至越老的时候越强烈，这也是很多人有过的经验。前不久，还有一个很具争议性的问题，就是唱“红歌”，即50、60、70年代的一些歌曲。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红歌”涉嫌极左：要为“文革”招魂吗？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这事可能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在“文革”时期度过青少年。你不让我唱红歌，我还真的没歌可唱。你让现在那些60岁左右的大爷大娘唱周杰伦的歌？可能吗？他们的唱红，其实只是一种青春记忆，与意识形态的阴谋没有什么关系。包括很多对“文革”深恶痛绝的人，一开口，情不自禁，可能还是会唱老歌，唱旧歌。这种对声音的记忆，可能和与他们的青春经验，包括他们当时谈情说爱的经验，紧密地搅合在一块。所以在一定的情境下，他会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冲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血压、心跳、呼吸。这是一个自然的心理乃至生理的过程。

人们的道德感，也是依托记忆而建构起来的。一个西方人，基督徒或穆斯林，想到上帝或真主的时候，可能形成一种自我行为的约束。他们可能会记忆起一些文字、图片、场景、氛围，比如西方教堂常有的一些有关恐怖地狱的图面。我就见过很多这种图画。人干了坏事，死了之后去那个地方，比集中营恐怖百倍的地方，锯子锯，钻子钻，刀斧砍，血流成河。这种形象化的教育，就是一些教义的熏陶洗礼，打造一些记忆，打造一些意识形态。在中国汉区，我们的宗教感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也不乏中国式的宗教感情。比方一个乡下老大爷，常说的一句话：抬头三尺有神明。这个神不一定是西方的上帝或真主，但它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神圣之物。更多人会说，我们做事要对得起祖宗。祖宗也是中国化的神，常常供奉在民居的大堂和正厅里，“天地君亲师”，或者现在稍加改良了的“天地国亲师”。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建一些祠堂，做一些仪式，来祭祀先人前辈，也是制造一种记忆，类似宗教的功能，增强人们的自我行为约束，形成了一种所谓文明的传导。今天会场横幅上面有一个“薪火”，也是这个意思，文明像薪火一样代代相传。

下面我要讲四点。第一点，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所以有共同性。第二点，记忆受到主体的筛选，所以有差异性。在讲到这两点之前，我先说一个故事：西方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给学生上历史课。他的第一堂课非常别致，刚开始不久，突然从外面闯来一伙陌生人，进来就吵，进来就打，学生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十分钟过去后，学校保安把这伙人带走了，学生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这位历史教授告诉大家：同学们，刚才不是一个治安事件，是我们开始上课了。请同学拿出纸和笔，把刚才这一幕的前前后后客观地描述下来。同学们想一想，这一次的作业情况会怎么样？不出所料，全班同学的描述，没有一份是相同的。有人说是A先动手，有人说是B先动手、有人说C是这样说，有人说C是那样说，记录五花八门甚至互相矛盾。历史老师说：你们看，你们都是现场目击者，都是事件亲历者，你们对同一件事情的描述尚且如此不同，你们怎能保证我们对几百年、几千年前的描述，作为一个非亲历者、非目击者的描述，是正确而真实的呢？这样看来，历史是什么？历史不过是一大堆众说纷纭，甚至是五花八门、矛盾丛生的说法。

这也是一个关于记忆的实验。通过这个实验，我们就知道我们面临的任务有多难。所谓相信自己的记忆，进而相信自我，这个大话有时候真的不能随便说的。这就牵涉到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的两个方面。记忆受到事实的制约，当然会有共同性。比方说今天下午，华工搞了一次讲座，请来了一个韩先生。当这个事实进入大家记忆以后，有人会说韩先生长得很高，有人说韩先生长得很矮，有人说韩先生讲得好，有人说韩先生讲得糟，相关的记忆肯定是各各不一，但是今天来讲座的是一个人，不是一只狗，大家对这一点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讲座是下午发生的，不是早上发生的，不是半夜发生的，这一条大家也不会有异议。这就是一个基本事实的制约。

中国自清朝以来，大概有两百多年的历史颇为不堪，落后，腐败、混乱，其原因是什么？这一派有这个看法，那一派有那个看法，大家观点不一样。但是两百年的落后是基本的事实，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胡说八道指驴为马，说这两百年里我们是全世界NO.1，比其他国家干得更好。因为有事实的制约，我们的文化记忆、文化风格和文化特性，也会表现出一定范围内的共通性。有些外国作家说，到你们中国的书店去看，发现你们有一种小说特别多，就是官场小说。《二号首长》《国画》什么的，你们也看过吧？在我看来，这可能与中国人的历史传统有关，与记忆有关。中国是一个农耕大国，有家族、家庭长期抱团定居的历史；用一个国外史学家的话来说，大河流域的农业水利建设，也会形成一种集中人力和强化行政的功能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会产生强大的政府，形成官僚集权，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往下数，中央政府总是掌控一切，藩镇、采邑、诸侯、财阀形不成大气候。

拿这个特点比较一下游牧民族，会比较有意思。我到过蒙古，在那里牧民们集中居住是不可能的，一集中，牛羊就没有吃的了，所以只能分头行动，带着自己的牛羊找没人的地方去。牧民们逐水草而居，浪迹天下，居无定所，偶然聚到了一起，可能互为陌生人，谁听谁的？古代欧洲差不多就是这个情况，有漫长而普遍的游牧史，大家聚到一起，血缘、年龄不管用，财富大家都没多少，也不管用。最后就是打架定输赢。

古希腊的民主最初就是一种武士民主制，军事民主制。回过头来说，中国的官僚体制以及官本位的意识，后来通过科举制度的推广，变得更加精致，更加成熟，也更加顽固，以至到现在，“读书做官”还是根深蒂固的一种社会潜意识。很多企业招收高级技工，5000元/月，20000元/月，但招不到人。很多父母情愿孩子去考公务员，当一个科长工资不高，但有面子。很多祠堂里的祖先牌位上，只记录两样东西，一个是你的学历，比如读过华工大，这是要记上的。第二是你的官职，哪怕你只当过车间工会副主席，或者工会小组长，也是要记上的。但你有多少存款，离了几次婚，去过多少国家，这些都不会上牌位。这就是说，一个“读书”，一个“做官”，全齐了。在这样黑压压的众多牌位的逼压之下，有些后人如何睡得着觉？当和尚也想要个处级吧？当校长更想要个厅级吧？人们对官场的窥视欲、好奇心、想象力，岂能不产生一个巨大的读者群？这也许就是当下官场小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香港的情况很不一样。内地的不少宫廷戏、官场戏，像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康熙大帝》，在那里的票房就很差。描写孙中山的《走向共和》，表现国共相争的不少大片，香港人也不感兴趣。为什么？这就需要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文化记忆了。香港本就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的各种战争、造反、改革关系不大，因此不可能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个个都是政治局编外委员似的，也不可能像中原的老农民，个个都是皇帝国戚的知情人的关系户似的。香港对朝廷政治一直很疏远，很隔膜，今天被割给英国了，明天又被领养回来了，就像一个流浪儿，今天去张家当儿子，明天回李家当儿子。这个儿子会怎么想？外婆不疼，舅舅不爱，都不待见，我与这个国家有多大关系？“国破山河在”，“家书抵万金”，这个“国”与“家”之间的逻辑联系，怎么建立起来？因此，香港文学写“儿女情”的多，写“天下事”的少，写“家”的多，写“国”的少，国家意识形态比较淡薄。这种特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受到一些基本历史事实制约的。

记忆受主体的筛选，所以还有差异性。我们常常见到，一对夫妻闹离婚，闹上法庭，男的说一通，女的说一通，对同样一桩婚姻，双方都可以说得痛哭流涕委屈万分，都是一肚子苦水。他们也许都没有说假话，都有一点道理，但如此没法沟通，很可能是双方都剪裁了记忆，删除了自己不敏感、不留心、不愿意记住的一部分记忆。前一段，流传一个段子，是对古代文学名著《西游记》的读后感。大意是说，《西游记》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打不倒，凡是没有后台的妖怪都会被打死。还有一条：《西游记》里的天兵天将为什么打不过孙悟空？因为他们是玉皇大帝的雇佣工。为什么取经路上那么多妖魔鬼怪都难住了孙悟空？逼得他去搬救兵？因为那些妖魔鬼怪属于自我创业，生命力强。还有人把《水浒传》换了一个书名，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同学们看一看，很多读者对经典作品的记忆就是这样的，与教科书的规定大相径庭。我回忆，自己当小孩的时候，去电影院里面看电影，不管是爱情片，还是伦理片，还是战争片，男孩们最喜欢注意电影里面的坏人，学来的大多是坏样。由此可见，我们记忆一本书或一个电影，其实都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因欲望、利益、文化、具体情境而异，教科书并不能统一我们的记忆。

在座的大部分是理科生。我孩子曾经问我学什么，我说你读理工科吧。她问为什么，我说理工科好歹有一个道理可讲。1+1=2，在常规情况下不会错到哪里，至于在高等数学里另有一说，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文科常常没有1+1=2。一部《红楼梦》，有人说它是阶级斗争小说，有人说它是爱情小说，有人说它是佛家小说，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既然是都有道理，老师怎么教啊？学生怎么学啊？在人文领域里，多义性简直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世界上一块钢锭与另一块钢锭差别不大，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差别很大，而人文学科是面对人，不是面对钢锭。

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86年，发现他们并不把“殖民”当作一个贬义词。在他们的字典里，在他们的记忆里，殖民就是建设，开拓，开放，到落后地区传播文明，在那里修路架桥，办学校和办医院，就像我们建设大西部一样，激情燃烧的岁月呵。我们经历了苦斗，我们贡献了多少青春，很多殖民者是这样的记忆的。但面对同一段历史，被殖民者是另外一种记忆：洋毛子多坏呵，屠杀我们的亲人，抢走我们的财富，霸占我们的土地和水源，调戏我们的妇女……因为完全不同的记忆，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书写，以至“殖民”在中国人的字典里完全是一个贬义词，与西方国家的情况迥然有异。

“文革”也是一段至今未能形成全民共识的记忆。有些地方一旦出现群体事件，老工人们一上街，就把毛主席的像竖起来，把红旗举起来，高唱“文革”时期的歌曲，去找党委政府叫板。很多知识分子则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式的红色恐怖卷土重来。在“文革”中，我家也是一个受迫害者，包括我父亲就是“文革”中自杀的一个教师。我能体会不少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文革”的恐惧，理解他们当年所受到的侮辱、残害、贫困、以及学业上的耽误。但他们可能也得理解，老工人们可能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他们的“文革”记忆。就一般的工人来说，他们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较少，享受着“领导阶级”的荣耀，就业稳定，福利稳定，与官员们的收入差距不大，一不高兴就可以贴领导干部的大字报。那时候，我父亲作为教师，一个月粮票24斤，而工人一般是30斤，重体力岗位的工人是35到40斤。工人的相对感觉很好，至少是好一些，难道很让人费解吗？就算他们当年是既得利益者，时过境迁之后，他们现在成为最底层的“既失利益者”了，你能封住他们的嘴，不让他们说话？

几年前，我看到澳大利亚出版的一些资料，发现就在1965年，中国“文革”发生的前一年，离我们不远的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同样的大浩劫，甚至比“文革”更惨烈的悲剧。印尼的右派军人发动政变，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政府的支持下，前后共屠杀了200多万人，以至两、三年之内，平均每天杀掉1500人。仅美国大使馆提供的密杀名单就有好几千。一点文明也没有，一点人道也没有。奇怪的是，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文革”惨剧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但印尼大屠杀几乎销声匿迹，我们的传媒不说，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讨论，这是不是有点奇怪？同样是杀人，难道1965年的杀人比1966年的杀人，就更高贵一点，更仁慈一点、更正义一点？米兰•昆德拉，写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说过一句话：文学就是要抗争遗忘。我想补充一点：文学抗争遗忘，更具体地说，是要抗争那些偏失的、虚假的记忆，抗争各种政治权力、宗教权力、商业寡头权力所强加给我们的遗忘。

第三点，谈谈记忆的造假。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休谟，曾分析人的感觉能力。他说人有两种感觉，其一来自真实的体验，比如说下雪了，你感觉到冷，就是真实的感觉。其二来自符号、信号的灌输，是一种符号反应或条件反射，比如你老是听说蛇咬人，虽然从未被蛇咬过，但时间长了，也会对蛇感到害怕，成了一种疑似的、拟真的、几乎同样有效和可靠的感觉记忆。但这两种感觉记忆是有区别的，后一种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曾经有一首歌，《小和尚下山》。老和尚说你下山很危险，女人都是老虎，会吃人的。老和尚不停地这样说，于是小和尚下山以后，见到女人可能会真的很害怕。这就是一种感觉记忆的造假。历史上经常有这种情况。50、60年代的革命文学，千篇一律地“忆苦思甜”，说以前地主如何坏，长工如何苦。可我们下乡当知青，听有些当过长工的说，他们当年农忙时可以吃肉喝酒，东家待人还不错，比“大跃进”时代强多了……这些记忆让我们吓一跳，才知道自己以前的印象不一定靠谱，才知道革命文学的简单化和标签化到了何等程度。又比如说，谈到欧洲的中世纪，我们都会想到以宗教法庭为代表的一片黑暗。但我最近看了一个西方史学家的著作，他说这不过是一帮启蒙主义者，在16世纪以后，为了彰显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把前朝故意说得一塌糊涂。他列举了很多数据，证明中世纪的欧洲人吃肉更多，人均寿命很长，文化有很大的积累和发展。在这里，我不会就中世纪是否黑暗的问题下一个结论，只是给同学们提一个线索，只是说很多我们以前想当然的东西，觉得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许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30多年以来，中国的很多文艺作品正在走向世界，在国际社会获得关注。其中有一本书，已经成为西方学子们了解中国的必读之书。此书作者是一个中国人，丈夫是英国人。她在书里面写到，她80年代第一次到了西方世界，发现了那里有鲜花，让她深感震惊，因为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花。这让西方读者特别惊讶：中国没有花。有趣的是，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是这位作者的邻居，曾经笑着对我说，这位作者小的时候，经常跑到他家院子里偷花。她怎么能说在没见过花呢？同是在这一本书里，她说初到英国的时候，第一次上公共厕所，就跑到男厕所里去了，因为门前的小图标，一个是穿裤子的，一个是穿裙子的，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她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裙子。这当然又让西方读者大为惊讶：中国连裙子都没有。到了这一步，这本书的卖点足够多了吧？刺激性足够强了吧？问题在于，“文革”时期虽然裙子少一些，但那时候的江青，所谓“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也穿过裙子，还号召女人们穿布拉吉，就是苏式的那种连衣裙。还有一本小说，在英语世界名气很大。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军人，与一位护士产生爱情，互相放电。但是他在老家有一个媳妇，是个小脚女人，于是他百般纠结，在一个痛苦的离婚过程中苦苦挣扎，命运不能不令人同情。我不知道60年代的中国还有没有年轻的小脚女人，但我知道早在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就禁止妇女缠足裹脚。美国读者不明白这一点，据说小说初稿也不是这样写的，小脚女人这一情节安排是美国编辑要求作者改成这样的，以增强小说在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我得承认，虚构是作家的权力。文学不是新闻、不是科研报告，虚构一个小脚女人也未尝不可。但因为这样的虚构太多，因为这一类虚构被某种政治力量刻意地放大，西方很多观众和读者对中国的记忆就被严重造假。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小脚女人，没有穿过裙子，也没有见过鲜花，可能男人还留着长辫子，还在三叩九拜和茹毛饮血。当他们2008年来中国参观奥运会，当他们来到广州、上海、北京，难怪很多人的感觉是：哇，这根本不是中国。

问题出在哪里？是中国错了？还是西方的观众和读者错了？或者说西方的读者和观众从什么地方开始错起，为什么会错？在座的作家张欣，写过很多生动好看的都市故事和白领故事，但她的笔下没有小脚女人和长辫子，没有张艺谋电影里的那些怪异和腐朽，倒是很可能让不少西方的出版商、记者、批评家、翻译家感到陌生，在他们看来，缺少一种“中国性”和“东方性”。这也许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还难于化解和排除的一种文化障碍，甚至有时候会成为国际交往中的短路和翻车，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定时炸弹。

最后一点，谈一谈记忆书写者的责任。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重现记忆和再造记忆。既然我们知道记忆这个东西如此重要，知道记忆这一片汪洋大海里面有那么多暗礁和漩涡，下笔的时候也许不妨对自己有几点提醒：

一是尊重他者。每个人的肩上都没有扛一个他人的脑袋，更没有扛一大堆集体化的脑袋，因此记忆总是个人性的，是有偏向、有侧重的，是局部和微观的。这当然很正常，也很正当。我们都有自由释放自己记忆的权力。这正是共建民族记忆、人类记忆的坚实基础。但尊重他人的自由，是自由的应有之义。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海南岛，有一些暧昧的行业，以至有钱有势的某些男人感到特别幸福。但正是在这个时候，性放纵的另一方面是性压抑，包括很多农民工，长期处于夫妻两地分居的状态，承受着性剥夺的严酷事实。海南《天涯》杂志主编，我的继任者，曾说过杂志的来稿情况。他说，现在男作者来稿的80%是写偷情，女作者来稿的80%都是写离婚。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是重要的生活内容，也不是说偷情和离婚这种题材在作者的笔下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问题只在于：那么多玩不起偷情和离婚的人，包括那么多底层劳动者，生存问题尚未解决，吃饭成问题，看病成问题，孩子上学成问题，与这80%有什么关系？读多了这个80%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文学杂志都按这个比例来打造我们的记忆，进而影响大家对社会的认识，会不会出现一个可疑的偏失？

二是尊重差异，其实这也是尊重他者的另一种说法。文学有高下之分。低档的文学可以偏执，高档的文学务必包容。三流的文学可以标签化，一流的文学应有多义性。有些文化官员常犯错误，不准抹黑政府，就得把每一个党政官员都写成正面人物；不准美化敌人，就得把每一个地主、资本家都写得青面獠牙。西方人也常犯这种错误。前不久我看了一个影片，是表现德国纳粹罪恶的，据说在西方好评如潮。但我看了非常不满意，因为影片中间出现的纳粹，完全不是人，是野兽。这种妖魔化在政治上非常正确，但它不尊重敌人，没有对方的视角，就变得极为弱智和矫情，反而削弱了批判的力度。这就像以前我们中国很多影片，总是把国民党表现得鬼鬼祟祟，獐头鼠目，蛇行鼠蹿的那样。这十几年好些了，国民党都成了俊男美女，但日本人呢，清王朝呢，以及自由民主派心目中的中国革命呢？是不是还要妖魔化下去？这不是说历史和政治没有是非之分，只是说粗糙的、垄断的、偏执的、标签式的批判，因为不尊重对方的视角，不尊重对方的记忆，以及对方记忆的可能性，反而会变得十分脆弱，在效果上往往适得其反。这样的原则，不仅是要体现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政党与政党之间，也要体现在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年龄之间。我们眼下有很多少年作家，写年轻人的叛逆，满腔忧愤，批判父母，批判老师，批判社会，这都没有问题。我尊重你的这种记忆，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你大概不可局限于这种个人记忆。你除了理直气壮表现少男少女的记忆以外，你可能还需要尊重你所攻击的老师、家长、社会，尊重他们的记忆视角。所谓“有容乃大”，大作家有大容量，不会只有一腔要死要活的小资脾气。

其实，每个人都有记忆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显得褊狭一些，不过是自己的一部分记忆进入了沉睡，进入了冷藏。我们也不用着急。符号的洗脑与反洗脑不论如何激烈，人的生命存在，人类社会的延绵不息，终究会推动人类心理的自我修复，春夏秋冬，天道有常，包括在一定时候唤醒人们遗失的记忆。不少父母都有过这种体会：孩子在成家和就业之前，你说什么他都不听，都听不进去。但当孩子走向社会了，当上爸爸妈妈了，两代人之间就比较好沟通了。这里发生了什么变化？显然，是孩子与父母的生存经验开始接轨，激发出孩子的记忆需求，于是妈妈当年说过什么，爸爸当年说过什么，朋友、邻居、老师当年说过什么，都慢慢的苏醒过来。对于作家们来说，写作常常就是这样，受到生存际遇的推动，回应心灵的呼唤，实现一次次记忆的复活与再生。这种复活与再生，常常会使我们在某一天，某一刻，发现自己焕然一新。

【回放】雪漠读书汇掌门直播请扫描下图二维码登录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