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的陶醉感

逍遥游的陶醉感

山水为何成了中国文人的避难所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杨慎这首著名的《临江仙》里，渔父的形象被赋予一种文化内涵———纵情山水、超世旷达的隐逸思想和人格的象征。

渔父意象，寄托着中国文人对这种与世无争的超然生活的向往。得意时出仕兼济天下，失意后归隐吟风啸月，是中国文人千载不变的人生轨迹。历经宦海沉浮颠沛流离之后，莫不如散发弄扁舟，独钓寒江雪。山水田园，就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避难所，在这里，心灵的创伤得到愈合，灵魂获得拯救与升华。 渔父的这种象征传统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楚辞•渔父》篇：诗人屈原流放江边。渔父飘然而至，劝他说，“圣人不为外物所羁绊，而能与世共进。既然举世混浊，众人皆醉，何不追随圣人，放弃执著，随波逐流呢？”屈原矢志不移。渔父笑笑离去，边走边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儒家理想预示中国文人悲剧命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给知识分子设计的一条理想的康庄大道，同时也暗示着未来不可知的悲剧。对理想的执着与黯淡的现实往往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文人的追求、失落与痛苦都在这条大道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唐摭言》记载了一个故事：孟浩然，颇得当时的内阁副总理王维的赏识，经常在一起谈论学术问题。有一天皇帝忽然亲驾王维住所，按规定草民孟浩然是没有资格面圣的，仓促之下躲在桌子底下。王维不敢隐瞒，如实禀告。皇上听了很高兴，“这个人我听说过，你叫来给我看看。”孟浩然得以引见。皇上说：“朕听说你诗作的不错，那就给我现吟一首吧。”孟浩然出口成章：“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皇上一听，很不高兴：“朕何曾弃过人，定是你自己不求上进，怎还抱怨起朕来了？”于是下令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和理想就是“和”，在人生哲学范畴，“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如何面对人生与社会的矛盾。中国文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空有满腔抱负，却报国无门抑郁而终。像孟浩然、杜甫和陆游，是极想进入政治层又偏偏进不去；或是像柳宗元、苏轼，进去了又被黜贬。

屈原是中国文人悲剧的象征，他第一个深切感受到昏君忠臣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心理痛苦，也第一个成功地将这种心理痛苦引向“忠奸之争”的模式而没有危及君臣关系。所以屈原敢问天问地问神问历史而没有问君，问君会导致怀疑和否定整个文化体系。后世文人谨小慎微，更不敢胡乱猜疑了。

儒道的隐逸观使自然山水成为中国文人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孔子云：“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把出仕看作弘扬“道”的一种途径，目的在于辅佐君王以教化百姓。而当有志于“道”的君子面临现实的“无道”无能为力之时，则应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可见，隐逸在孔子眼中是对“道”的维护和捍卫。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就是要求文人时时用“志于道”来反省自身。隐逸是对道的维护，是对无道的非暴力不合作，隐逸之士因而超越了个人利害得失，以孱弱之躯维护了道统，同时也为后世作出了表率。

与儒家不同，道家的隐逸流露出的是对世俗的不屑。“无为”是道家思想的核心，道家的隐逸，其目在于通过隐逸方式来追求“无为”来排斥“有为”的纷扰，“有为”是不利的，会产生矫揉造作。庄子认为，人要顺乎自然才能返朴，返朴才能保全性命的本原。逍遥是乐，其一乐是卸去物累的超脱感，其二乐是与无限的宇宙融为一体的陶醉感。

对于中国文人来说，“仕”是出路，“隐”是退路，二者此消彼长。儒道的生存智慧也正表现于如何把不合理的现实合理化，使人处困境之中能坦然超脱。老庄以卓越的思辨哲学冷静地把人的困境合理化了，它以人的自我保存为基础，消除了人的痛苦与焦虑；儒家则以自律的荣耀来获得“乐”，不逆君王而背道，也不媚君王而违道，轻巧地让自己的政治失败和理想破灭得到自我安慰。

中国古代文人很容易与现实妥协，他们的悲剧意识通过道家的老练与儒家的自欺欺人化解于无形。隐逸者的象征——渔父，正好垂钓于中国主流文化儒、释、道三者的汇合点上，儒家的自然是象征的自然，它使人安贫乐道；道家的自然是天然的自然，它使人心斋坐忘，闲适旷达；释家的自然是禅意的自然，它使人勘破红尘，化悲为乐。自然山水成为文人悲剧意识首要的消解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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