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挣扎与无望的救赎——雪漠的《白虎关》释义

——雪漠的《白虎关》释义

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8卷第3期2011年5月

●何清

【摘要】：尽管这些年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不在少数，但真正触及农民生存之重与精神之痛的却不多，而雪漠对西北农村的关切道出了社会转型中乡土传统的崩解与由此而生的乱象。《白虎关》的隐喻是一个蔓延而至无法免疫的病毒，农民生存的艰难与渴望摆脱困境的苦苦挣扎，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做着自我救赎的努力，悲剧性的结局已然是无力自救的注解。

关键词：雪漠；《白虎关》；挣扎；救赎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695(2011)03－0069－05

 尽管这些年评论界对文学以苦难为表现对象的现象诟病的比较多，认为“诉苦”式的文学作品缺少超越苦难的精神的引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类作品所能达到的深度，使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下降。我想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描写苦难，而在于作家如何将这种生活中的苦难艺术化，应该是心灵的真实而不是客观的摹写，应该是面对苦难的思考而不是呈现苦难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雪漠这些年的创作正是基于一种生活的苦难和对苦难生活的思考。他从《大漠祭》、《猎原》再到晚近出版的《白虎关》，所关注的都是社会激变中西北农村的现状和挣扎于困境中的农民的苦难人生。传统的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在无限膨胀的现代城市物质欲望的进逼和刺激下无以自守，坍塌的过程充满了悲壮的色彩。面对农村无法遏止的文化衰败、精神迷惘以及农民被动地在衰败中挣扎的现实，贾平凹在《秦腔》中也曾有过“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的哀叹。对那些偏远之地的农民来说，生存的重压具体而细微，必需而必须，由此演变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痛苦，那些痛苦的承担者卑微而无助，但争取更好地“活着”，依然是生命的主题图景。

一

 雪漠小说所展示的偏远一隅满载着这个时代农民的重负，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拜金拜物的社会风气见缝插针般地进入那些旮旯拐角的区域，农村原本恪守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礼法秩序等都被解构与颠覆在滚滚红尘之中，于是，平常的日子滋生出许多是是非非，它们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乡土中国既有的秩序、伦理、习俗和价值观念，在强大的‘现代’面前正在悄然崩解，在文化的意义上，它正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精神破产过程中，一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无辜无助更无奈;乡村的历史也正在重构，过去的历史叙述因其结果的难以兑现而被重新改写。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艳阳天’或‘金光大道’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1］49－52。由于西北的自然生态环境比较差，在客观上造成了人与环境之间在取与予上的矛盾，农民除了不断地向土地、向自然索要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外，似乎没有别的出路。但土地的负载能力毕竟是有限的，随着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农民的生存依据越来越变得脆弱和无力，生活的艰难凸显在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这些日常的琐事上，而贫穷的生活状态严重影响了家庭的和睦、婚姻关系的稳定、甚至对待生命的态度。贫穷加剧了农民从家庭到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盈耳塞目无处不在的繁荣富裕景象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关于农民“贫穷”的话题，农民的身份在不经意间被置换为“新农民”了，似乎那些昨天存在的让农民愁肠百结的问题都在今天迎刃而解了。雪漠从《大漠祭》就开始写的“老顺一家”，到了《白虎关》就真的遇到了“白虎”当关，作家是沿着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在一场速度、深度、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乡土社会转型中的遭遇一路写来，苦苦挣扎的生存现实触目惊心，金钱社会的刺激与传统的农业文明的解体，对农民的精神世界的冲击令人悲叹，除了被动地接受现实似乎别无选择。毫无疑问，雪漠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精神，正是通过对偏远之地的农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遭遇的双重困境的描写来体现的。

 然而，在现实的境遇中，农民所面临的头等大事还是“如何活着”。传统的对乡土的固守已变得异乎寻常的艰难，逃离与困守的两难选择成为新一代农民心中的纠结，生活在继续，日子也在他们穷尽生存的智慧中被不断地打发，父辈们(老顺、孟八爷为代表)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低成本的维系上面，建立在生活资源的相对均等与农民个体承担能力大体相当的基础之上，仓廪实、衣食足、人丁旺，是他们简单而又实在的生活理想，但随着环境的恶化，农民的生存成本急剧增加，而负担成本的能力却远远跟不上需要，天灾人祸对他们生活的影响非常客观地被放大了，陷入困境变得不可避免。在年轻一代身上(以猛子、花球为代表)，“挣扎”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表现。生活的严酷与无情，让他们躁动不安又倍受煎熬，面对以“淘金”为代表的工业化的入侵，除了愤怒、屈辱、羡慕、顺从似乎别无他法。在象征金钱和物欲的“白虎”拦路的关口，每个人心理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震荡，“白虎关”变成了人性展演的舞台，那些贫穷中度日的农民在“淘金”的诱惑下蜂拥而至，什么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人际关系等或显形或隐形的规约被统统置之脑后，对于财富、金钱的渴望和占有欲望被肆无忌惮地调动起来，他们是想借“淘金”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处境，就此而言，他们的行为本身确也无可厚非，谁不想活得好一点呢?当贫穷变成一种习惯、一种生活的常态延续下来的时候，人们常能安贫乐道。可当这种“安贫”的常态被“金”的力量硬生生撕裂后，贫穷就好像裸露的岩石，毫无遮掩地暴露在灿灿“金光”的照射之下。双福是村里最早走出去然后致富的人，且不说他是如何致富，是否取之有道，当他用财富照亮一个村庄的贫穷时，一种平衡的心理状态被彻底打破。正如北柱所说：“你显了你的阔，也显了老子的穷。”对财富占有的极度不均导致了心理的严重失衡，而“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中国传统的国民性的基因所在。猛子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青年农民，在他身上奔突着这个年龄阶段的生命活力，可他没有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知识和能力，家庭的贫困，生活的艰难，无法在他“男大当婚”的时候实现成家的愿望，性的压抑使他以偷情的方式疏解苦闷。他与双福留守村中的老婆维系着彼此需要的性关系，他还有一种深层的心理在作祟，那就是“你再牛可你的老婆叫我睡了”的报复式的快意。但这不仅无助于改变他日益窘困的处境，反而越来越把他推向了无望的境地。“最可怕的，除日子的难熬外，还‘没啥盼头了’。”［2］50对老百姓来说，怕就怕生活没有奔头了，如果心劲泄了，他的生活也就被抽空了。猛子在某种程度上是孤独的，他无法找到真正的倾诉对象，也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均富”不成就变成“仇富”，猛子和北柱的“斩坟”之举，意在断了双福的财路叫他彻底败了。掘人祖坟在农村被视为很恶毒的行径，如此不择手段的背后仍然是贫穷激起的“仇富”心理的指使;猛子和花球的夜偷金沙也是想“均富”。在他们通过正当渠道无力改变现状的时候，歪门邪道成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最简便的方式，你可以斥其愚昧无知，哀其不幸，但他们无路可走的现实确是这个时代生活在穷乡僻壤农民的真实行状。

 耐人寻味的是，在《白虎关》中似乎很难看到权力体制对乡村社会的呵护，一种建立在国家意志之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这里难觅踪影。帮农民脱贫，帮农民解痛，使之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甚至农村纷扰的纠纷和各种各样的矛盾的调处，这些理应由权力体制介入的关键内容却分明呈现出一种缺失的无序的状态。由此看来，作家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将他所描述的世界定位为民间社会，老百姓生存的艰难，精神的重负，只能靠他们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小说中的大头是村长，在基层代表着最大的权力，他没有为村中的老百姓谋取福利，而是把权力变成了对财富的占有，权利与金钱的合谋，使得本该将国家意志落实到最基层的公益置换为个人私利，他结网营私，在村中一人独大，开发白虎关征地他层层扒老百姓的皮，账目从不公开，老百姓纵有不满也对他无可奈何。因为农民认识的最大的官也就是个乡长，可乡长与大头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你还能指望他为你伸张正义吗?于是，猛子和白狗二人深夜潜入大头家偷盗的行为被他们名为“替天行道”的义举，在老百姓眼里盗取不义之财符合伸展民间正义的原则。但它所带来的后果却是很严重的，也就几袋黄豆，在大头的威逼下进行挨家搜查，并且在王秃子家发现了所谓的“证据”(一升黄豆)就将其作为罪犯让公安局抓走。权力支撑下的对人的尊严的随意践踏，致使原本弱势的人物命运更加伤痕累累，潜在的对抗升级为悲剧性的结局，终究引发了王秃子在后来杀大头儿子和老婆的极端报复。王秃子的行为残忍得令人发指，但一个卑微的小人物在无辜蒙冤后的耻辱感和他饱受歧视的无助境地，形成了他郁积于心挥之不去的痛苦，沉默中的爆发终以非理性的近乎绝望的方式维护着他那可怜的尊严，这就是他所在那个民间社会存在的、传统的“老羊皮换羔子皮”式的自我寻求公平的复仇观念的体现。显然，这与今天法制社会的理念是极度分离的，农民在现实中的挣扎和反抗还停留在民间原始的认知水平上，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确有让人忧虑和悲哀之处。

二

 面对苦难的生存现实，面对具体而微的人生困境，农民将如何自救?作者在小说中也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从小说人物的描绘中，可以看出他对兰兰、莹儿、月儿等几个女性用心很深。农民是整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妇女又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生活中的苦难往往她们承担更多，她们不像男人那样可以把痛苦转移化解掉一部分，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只有默默忍受和自我消化，她们内心的创伤也只能自我疗救，自我平复。粗糙甚至粗暴的生活无情地侵蚀、打磨掉她们鲜艳的光泽，当严酷的现实不能为她们的“活着”提供意义和支持时，不断地给自己寻找“活着”的理由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这个“理由”是一次次拯救自己的药方，而“活着”的意义正是这个“理由”提供的。面对人生如彼不堪忍受的困境，她们几乎没有可以借助解脱的力量，包括社会的救助和亲情援力的缺失。从这个意义讲，她们是在绝境中进行的挣扎与自救，被她们拿来作为救赎的资源，是她们经验世界里的可以找到的民间文化力量，想以此来铸成一个精神的盾牌，用自守来抵御或是把现实的伤害减轻，给自己生活的继续提供一个“理由”。

 对民间宗教的皈依是人物在无望的现实中的心灵转向，目的是想以此超脱苦难的现实，实现自我的拯救。兰兰由于换亲所导致的不幸的婚姻，使她生活在充满暴力、冷酷、甚至变态的家庭关系中。然而，“换亲”在偏远农村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陋习，这一现象背后的无奈与伤痛多与贫穷有关，作为农村沉重的生存现实迫压之下父母主导的一种变相交换的婚姻，它剥夺了女性在婚姻上的自主权与选择权，由于家庭无力解决兄弟的婚配问题，只能以牺牲姐妹的幸福像商品一样“以物易物”地进行双边交换，女性地位的卑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命运的悲剧性便带有必然性的因素。丈夫的一次次毒打撕碎了兰兰对于生活的梦想，几年的功夫，就“由清凌凌的少女，变成浑浊不堪的农妇。现实撕破了一切”［2］23。而男人对女人的暴力在小说叙事的环境里从来就不是问题，即使女人在家挨了打，也很难得到更多的同情，绝大多数的人认为，夫妻之间的打架实在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她不想走母亲的老路，也许这个地方的女人多数都是这样过来的，但她不甘心。“作为女人，她只有遭强暴的记忆，连老天赋予的女人的享受也没有了”［2］31。能给她安慰的花球也只是想占她的便宜，一旦满足性的需要，那些情意绵绵的铺垫顿时显得索然无味，虚幻的现实里她难以得到心灵的慰藉。她的女性被生活这把剪刀剪个精光，与婆婆撕破脸皮对骂，在丈夫拳脚相加时敢于反击等等。疼爱她的哥哥的死、心爱的女儿的惨死，以及家庭暴力造成的心灵的伤痛无法治愈，她以万念俱灭、一心向佛的决绝到金刚亥母洞修炼。“她需要‘金刚亥母’，那孤单无助的心需要有个依靠”［2］72。兰兰皈依金刚亥母，为的是求得心的安稳与实在，也是想在现实之外寻求一种解脱和安慰，想通过一心向“善”的修炼，让尘世的苦恨怨怼都能化解，让心灵多一份超然与宁静，慈悲与豁达。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可以依靠、可以脱离苦海的力量，包括家庭、亲情、友朋、甚至社会组织。选择皈依宗教，是绝望中的自我拯救，放弃尘世，所表达的是一种否定和反抗，表面上置亲情于不顾的决绝，实则是悲凉的人生中的无奈。无疑，这是一种心造的幻像，当金刚亥母在那些信众(兰兰妈、月儿爹、会兰子等)的话语拆解下变得虚无和靠不住时，兰兰顿时觉得“没活头了”、“一切都没救了”，人成了行尸走肉，唯一活着的理由突然间被抽去了。正如有学者所说：“农民想摆脱困境却找不到出路，他们甚至寄望于在金刚亥母洞修道，以获得超渡的机缘。一方面是现代化工业化野蛮地渗透进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另一方面，这里的人们的精神心理还是亘古不变，一样陷落在迷信里。在对这样的信仰描写中，雪漠也带着犹疑，他试图为这里的人们的精神世界找到一种可供寄托的神灵;但他又深知这样的信仰并不真实，也不可靠。因此，在他的严肃中又带着一些反讽;在反讽中又似乎有一种认真。中国传统乡村的伦理价值开始解体，这是一个迟到的解体，但累积起来的危机更加深重，解体得也异常猛烈。新的价值与信仰从何而来，这也一直是小说思考的重点所在。”［3］

 小说中女性的自救，除了想借助宗教的力量外，还体现在以“花儿”这样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为载体的心灵寄托上。作者在叙事中大量使用了“花儿”的唱词，这并非可有可无的随意点缀，而是在严酷的现实之外开掘出另一个心灵的空间，它寄寓了一种理想和希望，是精神的抚慰与自我的疗伤。莹儿是小说中的“‘花儿’仙子”，无爱的婚姻，丧夫的痛苦，在娘家与婆家之间纠缠不休的争斗中的两难处境下生存，使她心力交瘁，唯一让她坚持和顽强生活的力量就是隐藏于心中的爱情。曾经与小叔子灵官的爱意与偷情，给她留下了时常回味的甜蜜和幸福，每当遇到不快或痛苦的时候，她总是以此化解心中的悲伤。她不仅自己唱“花儿”，还教别人唱，把西北女性和“花儿”间的情感关联表达得淋漓尽致。“花儿”的主体是情歌，为情而歌的“花儿”所传达的是一种爱的力量，而爱的力量在这里也就是一种生活的力量。这是一种源于民间的爱的自我救赎，莹儿每当自己陷入绝望的境地时，总能在心底唤起爱的记忆和温馨的回想，情意绵绵，牵肠挂肚，稀释了沉重的现实，成为一次次说服自己坚强活着的正当理由。“花儿”作为民间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心灵表达方式，也是将西北特殊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精神气质融入其中，在夹杂着些许苍凉悲壮的意境里，流淌着个体生命对于美好爱情的渴望，凸显着人的生命活力和自由意志。个中的意味就像莹儿对月儿所说：“‘花儿’是啥?‘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就这么个唱法。这就是‘花儿’。唱‘花儿’，必须对人生有特殊的感悟。否则，口一张发出的，是干巴巴的乐音，而不是曳血带泪的‘花儿’。‘花儿’里有笑，是含泪的笑。‘花儿’里有泪，是带笑的泪。这里有心灵的体悟，而无需语言的诠释。带上了理性色彩，就不是‘花儿’了。”［2］141－142显然，这是作者借莹儿之口表达了他对渗透在“花儿”中含泪带笑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特征的认知。尽管作者认为“当生存成为活生生的重压时，诗意产生就成了奢侈。”［2］362可他仍然让他的人物活在“花儿”的诗意氛围中。如果说小说的基调有着令人窒息的沉重，那么，“花儿”却是羼杂在沉重中的一份美好，无论她看上去多么脆弱，多么令人肝肠寸断，但那的确是在“走不出去”又“熬不下去”的生存困境中的心灵寄托和潜在理想。

三

 从雪漠这些年的创作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背负着沉重的精神之轭的作家，面对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巨变，他的置疑、焦虑、担忧、甚至于愤怒都转化为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关怀，那些生活于乡土者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无不让他情牵心随，悲喜不已。本质上他还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民，他的灵魂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那块生养他的土地，农民的困境就是他的困境，农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就因为他是一个可以用知识和文化进行思考并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农民，在数年间反复讲着“老顺一家”的故事，不厌其烦地絮叨着农民生存的艰难和辛酸。这不是一个作家讲述“身体出走”与“精神还乡”的故事，更没有用启蒙者的眼光去批判乡民的愚昧和麻木，而是忧心忡忡地关注传统乡土的崩离与农民何去的命运。农民进城务工是中国社会在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导路径，“农民工”一词的出现就涵盖了一个新的阶层。对此，雪漠的态度是拒绝的，他认为冷漠的城市没有农民的位置，歧视与伤害是城市留给农民的现实感受，而农民也没有进入城市的能力，缺少赖以谋生的技能。灵官出走城市后的不知所终，月儿出走城市之后遍体鳞伤地回来，这两个人物是农民中的“知识者”，连他们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姑且不论作者这样的认识是否存偏，仅究诘其叙事立场背后的守护已是难以掩饰的悲情的告白，他借莹儿之口说：“人活着，得守护一种东西，不然就跟动物一样了。”我想这里面隐含两层意思，一是农民还有没有可守的东西，一是即便还有东西可守又能不能守住。富有意味的是莹儿和月儿的死，莹儿所代表的是一种传统的乡土的美，她守护着无望的爱，甜蜜而痛苦，含蓄而内敛，当她被逼再嫁的时候她选择了自杀。月儿是以乡土的美进入城市的，但城市留给她的是身体的伤害和心灵的创伤，“杨梅大疮”是城市送给她的礼物，她拖着疲病的身心返回乡土并接受爱的疗伤时，一切都已无法挽回。她痛苦地忍受着身体的一点一点溃烂和心灵的极度煎熬，就在溃烂快要爬上颈部的时候，她以自焚式的死亡定格了她最后的美丽。对美的守护是小说中人物的生命选择，更是作者内心对乡土文明衰败的不甘与不愿，作为美的象征的“莹儿”和“月儿”，“死”是必然的结局，因为作者不会容许一种传统的美被欲望的世界亵渎殆尽，以此定格了美的灵魂，也是为自己心中留下一丝可供守望的希望。然而，他很明白任何形式的救赎都是无力的，乡土上美的毁灭几乎是一种不可逆转的绝望的现实，他内心无力的挣扎与挣扎后的绝望，通过悲剧性的内涵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乡土中国的一份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作家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难题，那就是乡土的变化速度、深广度都远超他们的心理预期，原本熟悉的乡土却让他们在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把握时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它既不同于二、三十年代作家笔下“精神还乡”的想象，又有别于八十年代因改革而起的乡土观念的变迁。引起作家焦虑的是“城市化”化掉了乡土的精、气、神，是市场经济颠覆了传统的乡村世界，农民的精神支柱没了，乡土的文化底蕴没了，农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贾平凹、张炜、阎连科、刘庆邦、孙慧芬、张学东等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了对乡土的记忆和理解。相比较而言，雪漠对农村、农民的抒写更具有质感，他生活在西北一个偏远的小城，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但强势的经济与文化的进入，使农村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使他深感忧虑和不安。他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关注着“老顺一家”的命运，最终他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陷入绝望的未知。他与一些作家对传统崩解的哀叹式叙事有别，更不属于那种用心造的浪漫的幻象掩饰现实的伪作，他对乡土思考是从一个家庭“细胞”上生发出来的，充满着鲜活的直抵灵魂深处的痛感。在他看来，一个农民家庭的困境就是当下整个农村的困境，可以视为大部中国现实农村的缩影，因此有了宏观的意义。就此而言，雪漠小说在当下文坛的价值也是实在的。

参考文献：

［1］孟繁华．风雨飘摇的乡土中国———近年来长篇小说中的乡土中国［J］．南方文坛，2008(6)：49－52．

［2］雪漠．白虎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3］陈晓明．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雪漠的《白虎关》［M］．小说评论，2009(1)：116－118．

 (作者：苏州科技学院图书馆馆长，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