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伟大作品是作家写作的意外之果

阎连科：伟大作品是作家写作的意外之果

文学史已经再三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作家是伟大、理性并条理清晰的批评家；也鲜有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是伟大的小说家，如同无论多么优秀的航空员都没有能力让飞机在火车的轨道上起飞样，一个多么神奇的汽车司机，也不能把汽车开向天空——尽管他们都是驾驶运行器的人。萨特作为哲学家的小说家存在时，我们感到他是伟大、成功、独有的哲学家，尽管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而加缪作为作家的哲学家存在时，他的哲学成就无法和萨特相提并论，可他的小说，却比萨特的小说更有文学意义和审美之价值。如同哲学只可以深刻、丰富小说而无法指导写作一样，理论其实并不能指导一个作家的写作。理论只可以对作家说：可以尝试朝着那个方向走，那边可能会有一条新文学的路；但绝不能坚定无疑地面向作家道：朝东去，翻过山你就可以把太阳摘下来。一如笛福在写作《鲁滨逊漂流记》时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现实主义，那时文学理论家们还没来及把现实主义这个词汇送到世界上；卡夫卡在写作《变形记》时也不会想到表现主义、现代写作和荒诞派，马尔克斯在写作《百年孤独》时虽然知道了“神奇的现实”，但却根本没有想到他正在完成一部完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的伟大之杰作，所以他才说《没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艺术成就超过了《百年孤独》。种种景况，大凡如此，都在证明一个被一再证明的规律：伟大的批评家都是非常知道作家怎样可以把作品写好的；而好的作家是永远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作品写好、写新、写出伟大的境界来。似知非知、似懂非懂、可探寻又提心吊胆，大约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最好状态。当我们谈到内真实—→内因果—→神实主义时，也许那条文学之路果真明白无误——那就是说，其实那条路对作家并不一定真的走得通。原因就是那条文学之路太清晰明白了。

没有一种文学理论可以指导作家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作家只有在模糊中冒着失败之险和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可能有所收获，或有意外之收获。

世界上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必须是作家写作的意外之果。如果作家在写作之前就知道他是在写一部伟大之书时，那无疑是在走向富丽堂皇的陷阱、灯光闪烁的地狱。内因果决然不是一个指导写作的罗盘，而是一种模糊的可能；也不是一种文学的设想，而是看不清结果——也许光明、也许黑暗——的一个隐约之方向。怀着有些莽撞的勇气，朝着那个方向模糊地走去，不一定可以踏入文学的紫禁城，但有可能走入中国今天最荒谬、最复杂，也最丰富、最深刻的真实和现实之中。

作品对读者是一种审美，对作家是一种命运，对现实是一种渠道。而基于内真实的内因果，对此三者如果不是新的可能性，那就一定是那条道路上迎面矗立的坚实之墙壁，一个作家即便迎头走上并撞击，给所有的读者留下可供讥笑的愚呆傻行的笑柄，那么，从他额头上流出的鲜血，也终归可以最后痂结出一束干花似的美丽物形来。

于现实而言，文学最终是它的附属之物——什么样的现实，决定什么样的文学；于文学而言，现实最终是它的原材料，当生活成为文学之后，它就不再是生活，而是文学。把生活写成生活，一如一个工厂把原材料加工成了没有变化的原材料，仿佛把田野凌乱的柴草，搬移到库房整齐地堆码起来，可那整齐的码放，也最终还是一堆柴草而已。因为这样，才要柴草在作家的心里燃烧，能量转化，生成别的奇异之物——文学。生活就是那一堆、一片田野上的柴草，有人从中看到了春夏秋冬、岁月枯荣和生命的流逝；有人从中看到了家长里短，烦恼人生；还有人从中看到了诗和宇宙星辰。可也有人，只是从中看到了凌乱和无聊。今天中国的现实样貌，已经到了不简单是一片柴草、庄稼和楼瓦的时候，它的复杂性、荒诞性前所未有，其丰富性也前所未有。中国今天的现实，于文学而言，就是一片巨大的泥浆湖中淹没着无数的黄金和毒汞，有作家从那湖中摸到了黄金；有作家只在岸边嗅到了发着奇味异臭的气息；而有的作家，笔下只有毒汞的液体。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文学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证明我们在文学上抱残守缺的摇摇欲坠，并不说明我们对这个社会和人的认识之新鲜深刻。谁都知道，今天现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怪诞与奇异，远远大于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复杂与荒诞。谁都在抱怨，我们没有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注重于描摹现实，而不注重于探求现实。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被简单理解为生活的画笔，作家的才华是那画笔的颜料。描摹现实的作品肩扛大旗，一路凯歌；而探求现实的作品，则被不断的疑问、争论所棒打与呵斥。因为我们的现实主义以描摹现实为己任，表达对人与社会的颂扬和在颂扬中简浅的忧伤，美与温暖——则被过分放大的颂辞吹向了天空。所以，我们很少有那些对人和社会敢于真正叩问和怀疑的作品。一面感叹我们没有如托尔斯泰那样描写伟大时代变革的作品，一面又为那些简浅描摹社会现象的作品树碑立传；一面抱怨我们没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叩问灵魂的作家，一面又在为与灵魂无关的作品大唱颂歌、鸣锣开道、评奖发奖。

当代作家，在写作中走向人和中国经验的深层真实时，第一要面对的是我们现实主义写作中控构真实对深层真实的隔离和控制；第二要面对的是世相真实的经典对生命真实和灵魂真实无言的诱惑与劝导——这在通向生命真实的途道上，远比控构真实对作家写作意志的消解、融化来得温顺和汹涌。因为温顺，更能诱惑和腐蚀；因为汹涌，更能带走和冲垮作家探求深层真实的理想和意念。第三，必须要面对我们今天开放与封闭并举共存的最特殊的现实和最特殊的写作环境。

在我们的写作环境中，每个作家在写作中所面临的是经济开放后金钱诱惑的包围和特权的诱降与新意识形态的约束。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也不愿走向现实主义深层真实的特色阻拦。这种新意识形态的约束，不是改革开放前政策的“不准”“不能”和“不允许”，而是今天经济急剧发展后政治和金钱共同作用，促使作家本能地、无意识地“不愿”。它使作家自愿放弃心灵对某种真实的探求，不去主动让灵魂抵达社会现实的最内部，抵达人的最真实的内心。久而久之的写作习性，使每个作家的内心，无论你承认与否，其实都有了一道自我与深层现实隔离的屏障，在写作中点点滴滴地养成了自我的写作管理和本能的写作审查。一边是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世界，另一边是阻拦作家抵达这种丰富、复杂的社会屏障和作家写作的本能约束。我相信，每个作家都在这种矛盾和犹豫中写作，都明白，当代文学创作中描摹现实的现实主义无法抵达我们渴望的现实主义的深度和广度。现实主义只停留在一部分可以感知的世界上，而那些无法感知的存在的荒谬与奇异，现实主义则无法深求与探知。而作家努力冲破这种束缚屏障的挣扎，已经成为当代写作中最大的疲劳和不安。

本文选自阎连科先生长篇随笔文论《发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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