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最缺少作家自己的思想​

阎连科：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最缺少作家自己的思想​

（2014年，阎连科在台湾“世界华文小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我把我的演讲的题目选择为：“我的理想仅仅是想写出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来。”这是一个很长的题目，让我把它破解开来，以批评家惯常的方法，分出几个关键词进行拆解的说明。

她总是叫我“连科哥”​

说我的理想，请让我说几件少年之往事。​

第一件，在我小时候，小得如一只兔子刚会出窝晒太阳，一只小绵羊刚能走出羊圈寻找它爱吃的一把草——那时候，我也许是六岁或七岁，饥饿像链条般，每天都拴在我的脖子上，想要把我吊死在空中，将我的喉管勒成一根无法透气的枯枝或败草，想要把我的生命如掷铁饼的运动员，一下将它甩到狂野的坟墓边。就是这时候，我的父亲在20里外修公路的工地上，传话说让我去一趟，到他那儿有肉吃。我就在一天去找我的父亲了。我边走边问，一路谨慎，担心我找不到父亲，但却找到了丢失的门扉。然而，饥饿也是一条通道，我还是一早出门，午时到工地见到了父亲。他拍拍我的头，拉着我的小手，把我交给了工地上的炊事员。炊事员就把我领进边上的一间小屋子，给我端来大半碗煮熟的肥猪肉——那一天，工地上杀了一头猪。同时还给了我两个白馒头，然后，他把糊了窗纸的窗户关上了，把屋门从外边锁上了，不让任何人看见我藏在屋里正在偷吃肉。​

我就在那一片漆黑的小屋里，狼吞虎咽，以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大半碗肉，还又喝完了半碗完全等于是油的煮肉水。从此，我知道了猪肉是白的比红的香，肥肉似乎比瘦肉更可口。可是，在我从那间小屋出来、挺着肚子要走时，我的父亲在送我的路上问：“你全都吃完了？没有给你姐姐留一点？”——那时候，我姐姐常年生病，每天都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我看着父亲的目光，来自我内心对吃的、贪婪的懊悔，如同我在路上顺手捡了一样东西，结果却成了贼一样。那个周末的下午，我手里拿着父亲没舍得吃的一块熟肉，用纸包着回家时，一路上再也没有吃肉时的香美感；没有那种幸福感。我一言不发，默默走着，多年之后，今天回忆起来，还有一种无法消退的委屈和愧疚。​

第二件事，是我们村里有个脱发的病人，男，小伙子，俗称是秃子。因此他一年四季头上都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一顶单布帽。天太热时，也会戴草帽。因为是秃子，因为头皮有病难看，就没人会去把他的帽子摘下来。谁突然去摘他的帽子时，他就和谁打架，并朝死里打。他敢拿起一块砖头朝对方的头上砸。因为他的头上戴的不仅是帽子，还是一种他做人的尊严和神圣。​

然而，这一天，村人都端着饭碗在门口吃饭时——乡党委书记——那时不叫乡，叫公社；叫革命委员会——我们村有幸一直是公社——乡所在地——那天相当于乡党委书记的革委会主任，突然把秃子的帽子摘下来，一下抛在空中，让那帽子打着旋儿朝下落。这一下，他动着小伙子的神圣了，冒犯小伙子的尊严了。小伙子大喝一声，举起饭碗就要朝革委会主任的头上砸过去。这时刻，这才叫千钧一发，才叫危急时刻。就在小伙子要把饭碗砸将过去时，就在村人们以为局面不可收拾时，可小伙子一下子认出扔他帽子的不是别人，正是相当于乡长、书记的革委会主任了。​

气氛极度安静了几秒钟。那时真是一针落地，犹如一声巨响。可就这时候，几秒钟，小伙子把举在头顶的饭碗，又缓缓收将回来了。他用柔和的、对不起的目光看看革委会主任，转身从革委会主任身边默默走过去，默默地拣起帽子，戴在头上，默默地离开大家，端着饭碗悄无声息地回家了。​

他走去的身影，柔弱无力，宛若深秋在空中无奈落下的一片叶。这片秋叶在我的头脑中，从我的少年飘到我的中年，还没有找到落脚地，一直地飘着、飘着，总是飘在我的记忆里。

第三件事情是，刚才我说的我们那儿修公路，要在我们村头的河上建造一座桥。桥是我们那儿自盘古开天后修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水泥桥。来修桥的是省会郑州的第一桥梁建筑公司。而这公司中有一对夫妇是钢筋工，广东人，借住在我们家。这家人专爱吃狗肉，非常让人烦。可他们家有一个小姑娘，比我小一岁，叫见娜，长得漂亮，穿得漂亮，走路蹦蹦跳跳的脚步，如弹奏钢琴的手指一模样；脚步声和音乐一模样。她总是叫我“连科哥”，上学放学都拉着我的手。我总爱替她背着书包让她空着手。我以为，生活本就这么阳光灿烂，春暖花开，连从天空落下的雨滴和冰粒，都如一对少年踮着脚尖奔跑在田野的脚步样。然而，然而在一个假期里，我去深山区我的姑姑家里住了几天，当我回来时，村头的路修通了，那座桥异常傲然地竖在村头河面上。可那些修桥的人，总是拉着我的手叫我哥的那个小姑娘，他们全家突然不在了，随着建筑公司不知搬到哪去了。​

那个叫见娜的小姑娘，给我留下了她用过的铁皮铅笔盒，作为纪念她就消失了。永远消失了。除了在我的回忆中她会出来和我见一面，之后就连我把她写入小说作为文学的寻人启事，也没真正见到她。​

感伤如同岁月的雨季；岁月如同雨季中的伤感。我就这么从少年走入了青年，在二十周岁时离开了我的故乡，当兵了。当兵之后我在新兵连的第一顿晚餐是吃的包子。那一顿我吃了十八个如拳头大的肉包子（还有一位我的同乡战友吃了二十二个）。第二天连队吃饺子，我和全连的士兵，每人都平均吃了一斤多饺子。我亲耳听见新兵连长在电话上，向营长汇报我们这批来自穷乡僻壤的新兵情况时，他骂我们全是猪。他对营长愤怒地说：“这些穷小子比猪都能吃！”他骂我们，可我们——是我，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没像我们村有头病的小伙对革委会主任那样黑下脸。因为来到这座豫东的军营里，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第一次见了电视机；第一次在电视中看到打排球，知道中国女排在世界上赢得了三连冠。更重要的，是我第一次读到了外国小说，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著名小说《飘》。​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中国是有翻译小说的。此前我在乡村看的全部是中国“红色经典”的革命小说。我以为全世界的小说都和中国的小说一模样，故事中百分之七十、八十的革命加上百分之三十或二十的爱情，就是百分百的最好小说了。是《飘》让我明白，有太多更好看、更伟大的小说和中国的革命故事不一样。它们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之后我以《飘》为桥梁，跨过阅读的河水，去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托耶夫斯基、雨果、司汤达、福楼拜、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等。我读所有十九世纪能找到的名著和十八世纪那些大家的作品。当这些作品读多时，当我也开始业余写作、并因此去回首往事，翻捡我过去的记忆时，我刚才说的那三件少年往事的意义，就因为文学、因为阅读发生变化了。​

原来，我以为我跑二十里路去吃大半碗肥肉是因为饥饿才去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还是因为理想。因为渴望今后吃饱吃好的人生理想我才跑去的。

原来，我以为村里有头病的小伙子，没有向革委会主任动粗打架，是因为害怕妥协的；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那不仅仅是害怕，还有几乎所有的人们对权力的敬重和恐惧。

原来，我以为我和那叫见娜的小姑娘的分手，是天真无邪、情窦初开的惆怅，后来，阅读和文学让我明白，不仅是这样，更重要的是你对某种来自都市的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大约，这也就是我少年时的向往和理想：向往吃饱吃好，向往受人尊重，向往现代的都市文明。这三种向往集合在一起，就是一种理想：希望离开土地，到城里去，自我奋斗，寻找自己人生需要的一切。这就是我首先要谈的，关于理想。​

开始去想“我以为”这三个字​

当我的理想，仅仅还有文学时，写作成了你的唯一。阅读成了你最有意味的日常。于是，你在接近三十岁时——三十而立，开始了拼命的写作。那时候，我写小说确实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这个写作速度，简直就是一部文字的机器。但到了1995年，有出版社给你出版你全部作品的文集时，你有机会回头重新阅读一下你写过的全部作品时，你发现你写了几十个中篇，可这几十个中篇，可能讲的是一个故事；你塑造了上百个人物，可这些人物大同小异，几乎也就是一个人物。​

你惊呆了，你惊呆了你自己的重复。​

你愕然了。你愕然自己的写作，正在自己画的文学圆圈中循环往复，以为是不停地前行，其实是在原地踏步。​

你很郑重地对自己的写作总结说：“你几乎全部的写作，都是在生产文学的垃圾！”出版，是对纸张的浪费；阅读，是对读者时间的浪费。你开始去反省这些问题。开始去想“我以为”这三个字。你开始去回忆中国当代文学的前三十年，那些几乎成为“中国经典”的革命文学，和十九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放在一起比较时，“前三十年”文学中最缺少的就是作家个人的“我以为”。那些小说的思想，是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统一发放的思想，不是作家自己的思想。那些故事中的人物，是被政治“核准”的人物，是统一了尺寸、身高、肤色、衣服和发型的“统一人物”，而不是世界文学中说的“这一个”。这些小说中没有作家的“我以为”。甚至连作家个人的影子都没有。包括许多作家使用的最具个性的语言中，都没有作家本人的“我以为”，更不要说故事、人物、命运、思想和怎样写的方法了。​

在卡夫卡的写作中，是卡夫卡最个人的“我以为”拯救了卡夫卡，开启了新的作家最本我的我以为。​

加缪的写作，与其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倒不如说是加缪文学的“我以为”，成就和建立了加缪最独特、本我的“我以为”。​

伍尔夫、贝克特、普鲁斯特和福克纳，还有以后美国文学上世纪黄金期中“黑色幽默”和“垮掉派”，再后来拉美文学中的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略萨和卡彭铁尔等，他们的伟大之处，都是在文学中最全面、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作家本人的“我以为”。​

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几乎就是作家本人“我以为”的展台和储柜。是一个“我以为”的百宝箱。​

一部小说中没有作家最本性、最本我、最独特的“我以为”，那小说其实就不再是小说，而是作家本人的坟墓和棺材。​

我的理想仅仅是写出我以为的一篇好小说​

于我而言，今年已经五十五岁了——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龄。以我自己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了解，以对我家族的生命遗传来认识，以对我今天在写作中时时出现的“力不从心”的程度讲，我不能相信我到了七十岁还可以激情澎湃、行走如飞，坐下来就思路敏捷，可以源源不断地讲述和写作。​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对什么都不能明白时，你的身体是健康的；而当你明白或接近明白时，你的身体和生命已经日落西山了。就是还可以老骥伏枥，也不过是夕阳之红。生命不是最美不过夕阳红，而是最伤不过夕阳红。诚实而言，我不能相信我过了六十岁、六十五岁，就是生命中没有意外、还算健康，也还能和现在一样，可以在《四书》中那样坚强地去面对人的境遇和民族的苦难。可以像《炸裂志》那样激情、讽刺、幽默地去叙述故事和情节——这样说不是说《四书》和《炸裂志》它们写得好，而是说，我今后可能写得越来越不好。岁月、年龄、命运，在不出意外时，大约还会给我留有五到十年最好的写作期。而在这五至十年间，我到底能握笔写出三本、两本什么小说呢？这是我最大疑虑，最大的不安，命运中最大的未知。因为，到现在，你都还没有在“我以为”中停下脚来，看见什么，发现什么，抓住什么，仍然还是在“不知、怀疑和尝试”中，寻找和奔走。​

我的写作，就是在不知和怀疑中不停地寻找和行走。在这不知、怀疑和行走、尝试中，我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六出祁山”里运送粮草的木牛和流马。《三国演义》中没有描写木牛流马的设计和建造的过程。但在我的家乡，在民间的土地上，却有一个极其神秘的传说。说中国的木匠之神鲁班，最大的愿望不是用木头建造人类必需的房屋和家具，而是用木头创造生命。鲁班的手艺是那样精湛高强。盖房子，做家具，是因为有了鲁班才有了我们今天美好的屋舍和家园。我们今天所有与木头相关的家具、用具、房舍和大型建筑与建造，都是鲁班的遗产。然而，鲁班一生最大的愿望，却不是为了这些，而是要用木头创造生命，制作出不用吃草就可以耕地的木牛，不用喂养就可以拉车的木马——这是我们人类要建造没有动力就可永远转动的机器——永动机最早的梦想。鲁班一生的努力，就是要用木头制造木牛、木马的生命。如此，他一年一年，十年二十年，终生努力，都是要在命运中找到并绘出制作真的、活的木牛、木马的秘诀和设计图。正因为他终生没有找到这些，他一生才都在寻找和劳作，所以在他年老之后，在他病入膏肓之后，躺在垂死的病床上，为一生对木牛木马的钻研、寻找、设计、失败而感到两手空空、死难瞑目时，神灵在他的昏迷之中，把设计、制作木牛木马的图纸送进了鲁班的头脑。​

鲁班是在他生命的最后，把木牛木马的图纸从他的头脑中绘制出来而平静、微笑着离开世界的。我家那块土地上的传说讲，诸葛亮在战争中制作木牛流马的图纸，就是鲁班的子孙在代代相传之后，交给了诸葛亮，使诸葛亮制作了木牛流马，六出祁山，七擒孟获，建立和巩固了蜀国。但他的这些丰功伟业中，没有木牛流马的建造是不可思议的。而这木牛和流马，却是鲁班创作、设计出的木牛流马图。​

回到我已经五十五岁的写作上来。在我有限的最好写作的时期里，我还没有那个全新、完美的“我以为”，无异于我还没有诸葛亮手里制作木牛流马的图。而鲁班，他一生都在寻找和设计木牛木马图，可在生命的最后设计出来时，生命却不允许他亲手把有生命、会呼吸的木牛木马创造、制作出来，献给他所喜爱的世界和人生。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鲁班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他能不为没有亲手创造出木牛流马感到遗憾吗？他的遗憾，如山如海，我们活着的人，将永远无法体会。而写作，是一个个体的劳动。是无限放大“自我”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去说，也是个人价值最大的实现之过程。所以，我还希望在我最好的写作时期里，能让我如鲁班样最后创造、设计出木牛木马图纸来，让我找到那全新、完美的“我以为”，并且，还要像诸葛亮那样制作、创造出一个、一架文学的木牛流马来。​

也因此，我才这样说：我最大的理想是在我的人生中仅仅写出一篇或一部我以为好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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