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妞的东北事儿 我的那些叔伯亲戚们

大妞的东北事儿 我的那些叔伯亲戚们

文\斯琴琪琪格

第一篇            我的乡下

5、我的那些叔伯亲戚们

雪漠说，世事无常，生命的长度更是让我们无法驾驭的。那么，在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应该好好地爱自己的家人，去见一些不见就会留下遗憾的人。每个和你曾经邂逅过的人，真的会见一次少一次的，你永远不知道，昨天还在你眼前谈笑风生的人，明日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的风浪。

在喇嘛营子，我有一个叔伯叔叔和两个叔伯大爷，大爷在东北指的是父亲的哥哥。对于我叔叔和二大爷的中年病故，我始终感到遗憾，。一个家庭的支柱就那么没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日，那是种非常无奈的悲哀。我的叔叔和二大爷，也在我一次又一次离开喇嘛营子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远离了我的视线，直到我与他们阴阳两隔。有时，我也痛恨人性的麻木，他们在世的时候，我从没觉得他们在我的生命里显得重要，我甚至觉得他们可有可无。可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消息传入我脑海的时候，我就会感到异常惊愕和不知所措，我的心里还会涌动出生生的疼。我会觉得，当初还能和他们产生交流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多接近一下他们，听听他们那一辈人对俗世的未尽之言呢？可现在，再也不能了。他们渐渐的被淡忘，就连他们的儿女，也已经不再追忆他们曾经的存在。

人们总是这样，无论多么浓厚的感情，只要那个人长埋于黄土了，斗转星移，能被活着的人想起的时候，不是烧纸悼念的日子，也就只剩下茶余饭后突然被想起的一句调侃了。庆幸中国人的祖先们传给了后辈烧纸、祭拜、上坟这种不成文的悼念规则，这规则到底是让那些故去的人，在九泉之下不那么孤单清冷了。

我的叔伯叔叔包青山一家是我家盖了新房以后的第二个邻居。也正是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叔伯的概念。他家把房子盖在了我家的西面，后来好几年的时间里，喇嘛营子后街，只有我们三户人家。那年，叔叔新盖的房子该上包（上包就是新盖的房子要铺顶了）了，我起的特别早，第一个立在他家的房子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我抢到了很多的糖和饼干。那时候，喇嘛营子人盖新房的时候还有上包的规矩。不管那家人有多么困难，只要盖了新房，是必须要买些糖和饼干从房顶上撒下去的，抢的人越多，越热闹，主家也越高兴，估计是寓意日子红红火火吧。放鞭炮和撒吃食是要一起进行的，一般都是小孩子和妇女参加这种争抢。抢完以后男人们就都来了，他们爬上房顶，合力铺顶，只一两个小时就能完工。这时，女人和孩子看见自家的男人来了，就兴高采烈的兜着抢到的东西回家。到了晌午，要么背着玉米面，要么背着高粱之类的五谷杂粮作为上包的彩礼，来主家吃乔迁的喜宴。

想想那时候的民风是多么淳朴，盖房子这么大的工程，人们都是自觉的前去帮忙，不用给什么工钱。人们还要在新房铺顶的时候给主家送上自己认为珍贵的粮食。如今的喇嘛营子，人们紧锁着大门，暗暗的攀比着谁家更加富足。没有劳动力的家庭，不花重金，是请不来别人帮忙的。大约二十年的时间，人们的物质富足了，精神却贫穷了。人们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已经不是坐在那颗老榆树下拉家常了，而是蓬头垢面的坐在麻将桌前，为了输赢争得面红耳赤。小村中央的那颗老榆树，已经上百岁了，它曾经见证过喇嘛营子人的团结、有爱、向善和淳朴。那老榆树的边上，人们垒起过土坯墙。那土坯墙从半人高开始，很快就被纳凉来的人们坐的平平坦坦，只剩了一截土坯了。如今，坐过那个土坯墙的人们忙着做买卖，忙着过富裕日子，更忙着垒起高高的院落，拉开彼此的距离。那老榆树和它旁边的土坯静静的看着喇嘛营子的人们。冷冬里吹起的风，像一把刀子，吹的老榆树的枝条摇摇晃晃。我不知道那风有没有割开村里人那层层缚茧的心。人们正在丢弃一些不该丢弃的东西，他们用物质的丰盈交换了精神的富足。自此，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世界跟着物化时代的洪流，一贫如洗。雪漠担心的事，正在铺天盖地的发生。

我小的时候，家家都会在地里种上几亩高粱。入秋后，喇嘛营子地里的高粱那火红的穗子随风摇摆，甚是好看。那景象和电影《红高粱》里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那时候的树林是有护林员看守的，没有乡政府的大印，谁也不能乱砍了哪怕一棵树。人们统一遵守着这个规则，每个人都高度自觉的保持着喇嘛营子的自然生态。所以那时，盖房用来铺顶的材料，大部分都是用高粱穗子底下长出的那根细杆子编成的帘子。一穗高粱只能出大约30厘米长的用料。新房铺顶，只用自家的高粱细杆子定是不够用的.因为要铺得很厚，保证房顶的防风和不漏雨水。所以新房在刚刚打起地基后，妇女们就奔走各家各户，讨要铺顶用料。我阿爸盖新房的时候，他们也是四处要了的，那时邻里之间都很大方，每天都能要到很多。我奶奶和阿妈就通宵达旦的编帘子，最后房子铺顶的时候还是没够用。后来那房子经常漏雨。每次下雨，那漏雨的架势真的跟我住在土坯房里时候的情况好不到哪去。

因为有叔伯的亲戚关系，我家和叔叔家的走动非常密切。通往他家和我家的地方，甚至踩出来一条清晰的小路。叔叔家的婶子是个性情豪爽的女人，相对于阴柔巧舌的己荣婶子，她显得有些像男人。但是我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大方，不拘小节，是那种什么事不往深里想的女人。她话很少，这让她看上去很严肃，也不热情。但是每次到她家，她家有什么吃的，我都能随意拿了吃，就像是拿自家东西的感觉。她让我吃她家东西的时候，每次都有一种命令的口吻。但我就是喜欢这个像男人一样大大咧咧的婶子，她和热情似火的己荣婶子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后来仔细推敲了我喜欢她的原因，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沾亲带故，而是因为她让我感觉到了她的单纯和不做作，她简单明了的性格，正迎合了一个孩子简单的心性。虽然婶子不懂什么女人的柔情似水，但她每天把屋子收拾的干干净净，洗衣做饭下地干活，没有一样不好。叔叔就爱这样的婶子。在银饰手工艺人第一次来喇嘛营子打银镯子的时候，叔叔就率先给婶子买了一只，婶子也识趣的戴上了。那时候的农村，没几个人会戴什么首饰的。后来叔叔给婶子买了镯子的事情在全村都传开了。农村人学会整浪漫了，那事被人们谈论了很久。可是有些人也说，俗话说的好，出双入对。镯子怎么能只买单只呢，这不吉利。后来叔叔和婶子阴阳两隔，不知道是不是应验了人们的推论。婶子在喇嘛营子生活了大半辈子，但我至今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其实，全喇嘛营子的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大女儿叫胖儿。所以大家都管她叫胖儿她妈。

胖儿还有个妹妹叫猫儿，她们两姐妹都比我小。小时候，我总觉得胖儿这个孩子缺点心眼儿，属于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的感觉。因为她总是好坏不分。我对她好，她也觉得好，我对她不好，她也没什么反应。长大后，我每次回去见到她，和她交谈，我感到她不光不傻，还很聪明。首先她继承了她阿妈那种豁达不拘小节的胸襟，还惦记着彼此曾经的姐妹情谊。一个没有读过几年书的女子，能有这样的德行，让我对于当年在心里对她的嘲笑，感到羞愧。雪漠说，“人生是一场戏，世界是一个戏台，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每一个当下，其实都在演戏，虽然这出戏有各种不同的显现，但很快都会过去。”还好，那些无知懵懂的一切都过去了。

胖儿的妹妹猫儿跟她的名字一样，显得鬼灵精怪的多。我们的父母一下地干活，我和胖儿猫儿就会在一起玩儿。我尤其喜欢跟胖儿玩儿，胖儿听话，还耐训。有时候我生气了骂她，她就笑嘻嘻的迎合我。但猫儿就不一样，她会扯开了嗓门儿和我争吵。有好多次，我都追过去想狠狠揍她一顿，但她真的像猫儿一样一溜烟儿就跑了，从来都是打不着的。在干活这件事上，胖儿和猫儿也有很大的区别，胖儿能实心的下苦力干农活，猫儿却是偷奸耍滑干起活来不怎么下力气，跟我不爱干活一个样儿。后来胖儿招了个上门女婿结婚了，猫儿在阜新市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城市户口的男人嫁到了城里。那次回东北见到猫儿，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少说蒙语了，她给我的感觉还像当年那样精明不吃亏。想想在三教九流齐聚的城里生活，是该多些心眼的，她那性格很适合待在城里。胖儿比小时候胖了更多，应该是她心宽，日子又过得好的缘故。她从地里回来的路上看见了我，一到家，她就放下手里的镰刀，越过墙头来找我。她看上去黑了很多，记得小时候她白白净净的，大抵是长年累月的庄稼活儿让她变成那个样子了吧。她最大的变化不是她的外形，而是她跟我聊天的时候，她让我觉得她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明白，很透彻。比如她说：“与其到城里受窝囊气给别人打工，倒不如守着一亩三分地自由自在的过日子，现在城里白给钱我也不想去呢。”她分析的非常在理，在当今较为先进的农业高科技影响下，农民不怎么受累的同时，他们的庄稼还比我小时候那些年要丰收好几倍。类似的话题，胖儿跟我聊了很久，分析的也头头是道，我感觉她是个很懂庄稼和深深热爱着自己所选择的农村生活的一个女人。她活的快乐，就像她小时候那样，表面憨憨的，内心却很睿智。

胖儿和猫儿的生活轨迹和她们各自所选择的生活方式，让我想起了我阿爸常说的一句话：啥人啥命。胖儿能干，就留在了乡下。猫儿不喜欢干活，就嫁进了城里。每个人的命，会经历什么，该走怎样的路，营造怎样的人生。这都是上天早已安排好了的，如果你不去挣扎着改变，命运，就会顺着它早已既定好的方向，扭送着你进入它铺好轨道。

后来，我的叔叔患癌去世了。他生病期间，每次我去找妹妹们玩儿，我就能看见婶子在外面支起火炉，给他熬带有蝎子或者蜈蚣的药，让我看得毛骨悚然。阿爸会打针，时常被婶子叫过去给叔叔打杜冷丁缓解病痛。也只有打完杜冷丁后，叔叔才会感到轻松舒服一些。有那么一次，我被叔叔的背影惊呆了。我久久的坐在他身后，屏住呼吸，不敢惊扰了他短暂的安宁。他就坐在窗前，四目呆滞的看着窗外夕阳的余晖，曾经魁梧健壮的身影，瘦骨嶙峋，随着太阳的渐渐西落变成了一个微微晃动的黑影。那一刻，我的心，疼极了。

叔叔去世的那天，包括我阿爸在内的村里几个有力气的男人，将他装入棺内，埋在了后山。婶子的眼睛红红的，坐在我家昏黄的灯下，右手摸着左手腕上叔叔当年送的银镯子，无望的看着她的两个孩子，眼里的泪静静的滚出了眼眶。那时，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无助，一个家庭的哀痛。我终于学会爱人了，我开始真正用心去爱我那两个可怜的妹妹。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尽量多给她们快乐，对她们报以最大的宽容。可她们，随着叔叔的离世，似乎突然的长大了。她们变得乖巧听话和讨人喜爱。

每个人，似乎都在等着什么。雪漠等着把他所拥有的精神财富撒向世界，我等着走向文学舞台的镁光灯，而我那两个妹妹，是等了一场心如刀割的炼狱，而后成长。际遇总是在每个人的前面守着，或让人颓废，或让人升华。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自己的内心。

我的二大爷叫布和朝鲁。在印象里，他是我的叔伯亲戚里最热心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些叔伯亲戚们的主心骨。每年过年，他都会组织众亲戚大大小小一大家子人组团给族里的老人拜年。他一声令下，我们就齐齐的向老人磕头。二大爷热心于每一个叔伯亲戚的大情小事，他为大家调解矛盾，下一些决定，还帮助大家度过很多难关。如果时间长了，彼此生分了，二大爷就会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开会或者打打牌。他实际上是我们这些叔伯亲戚们互相走动的纽带。自从他去世后，我们这些叔伯亲戚之间的走动就逐渐的淡了。有时，喇嘛营子人竟觉察不出我们和叔伯亲戚间这种亲密的关系了。

那年，二大爷抱走了我家的一只长着四只眼睛的母狗崽。后来我家的大狗死了，我又去他家抱那只母狗生下的小崽。我犹豫不定挑哪只的时候，二大爷就蹲在葡萄树下帮我叫那些小狗崽崽，他说哪个最先跑过来，哪个就是最好的狗，是和我最有缘的狗。最先向我跑来的是一条浑身黄色的小狗崽，它的耳朵是天生立起来的，那狗的父亲是我表姐夫养的一条大狼狗。抱回家后，我给小狗崽起名叫马克，那只狗是我还未离开东北的时候，投入最多爱和感情的一只狗。那狗活了大概18年，在许多年后我客居西安的时候，老眼昏花老死在了家乡。马克死前的十年，我的二大爷和二大娘先后因病离开了人世。我还记得我上学远走西安的时候，我二大娘将十个煮熟的鸡蛋用衣角兜住塞到我的包里，眼泪汪汪的送我走的。缘分就是那么浅，想不到，和二大娘的那一别，竟是终生不能再见。在这世上，我们还能珍惜和一些人的缘分的时候，就尽力的去珍惜吧，在你和他（她）之间，上天给了多深的缘，谁也说不清的。

雪漠有个学生叫心印法师，当她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她说了这样一句话：世上没有一物属于我，也没有一物可以伴随我，除了信仰。雪漠觉得她真的懂了人生的真谛，人在世的时候，物质的丰足虽然能让人很好的享受，却没有真正意义。人离开人世的时候，能带走的只有功德，对社会贡献的价值和一份明白。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都会像我的叔叔和二大爷二大娘那样，不被更多人永远记住的原因。所以，那些得到世人崇敬的伟人们都是活得最清楚最明白的人，即使他们的肉身没有了，代表那个人的称谓和精神却长留于世，不曾被一代又一代的新人遗忘。

庆幸的是，我的三大爷哈日朝鲁还健康的活着。他养着几头壮实的牛，过着富足安定的生活。他还是个快乐的爷爷，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这是上天垂帘，让我还能有个叔伯大爷在这世上，看尽百态人间，阅览长河落日，不白来这世上活一遭。

在三大爷家，我还有个哥哥包福江和一个妹妹丫儿。福江哥哥是喇嘛营子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他念到了高中才回家务农。听说，前段日子，在阿爸的引荐下，当上了喇嘛营子的村官，一个小片长。算是才尽其用了。我唯一遗憾的是，小时候和丫儿妹妹交流太少，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聚在一起玩上几天，平时因为两家住的太远，很少在一起玩儿。丫儿看起来文静婉柔，礼貌谦和，是个非常不错的姑娘。后来她成了北漂一族，嫁给了山东的一个男孩子。日子过的还不错。这就够了，我希望她好，我的三大爷一家都好。

雪漠说，“我们需要的，仅仅是一颗真心。生命很短，一不留神，人就老了。”我只想在我还能从心里爱我那些亲人的时候，在我还能用文字表达爱的时候，把亲人的名字放在我书本的一个角落。许多年以后，如果我在冰冷的人群里，丢失了一颗火热的真心。我就翻翻这本书，看看我的亲人的名字，让他们唤醒我心里的爱，找回当年那个充满挚爱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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