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狂热年代的青春记忆——费家营

 

雷达：狂热年代的青春记忆——费家营

 

一

朋友带我游览位于兰州安宁区的“黄河湿地公园”，说这是一处新建的生态景观，很值得一看。果然，在离黄河主流不远的河滩上，在逶迤曲折的栈桥边，细柳生姿，芦苇临风，散布着一窝窝明亮的水洼，别有一番风情。以前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湿地”，现在忽然就有了“湿地公园”，我惊叹兰州的变化之巨。不过，不知为什么，总觉得这里的一草一石似曾相识。当走到一个最大的鹅卵石水坑前，旧景重现，我像被雷电击中一般，呆立无语。我惊恐地想，这总不会是1958年大跃进时，我们曾洒下无数汗水，几乎累死，连走路都要睡着或栽倒的那一块地方吧？很不幸，根据对地理方位的反复核对，正是那块地方。至今还没有任何人道破过它的秘密，更没人想到过它其实是1958年“大跃进”一个遗迹的巧妙利用。 于是，“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震耳的口号声顿时在我耳边炸响。昨天并不古老。

1957年夏天，我十四岁，初中毕业，中考再次失利，仍未考上心仪的学校，铩羽而归。经第二次考试入兰州工农速成中学高中部。这所学校在兰州西郊费家营，主要培训工农干部，自1955年才开始招收普通高中班。我上高中的三年，正好经历了我们国家“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几大运动。

费家营对那时的兰州来说，相当边缘，再往西就是临界的沙井驿砖瓦场了。费家营原为左宗棠的皋兰７２营之一，是驻扎大兵的地方。1957年夏季的一天，我来费家营工农速中报到。新生对于新的学校永远充满好奇，我一拿到通知书，立刻就来了，想看看命运带我走向何方。路着实不近，那时公共汽车只能通到十里店，且为沙石路面，扬尘数丈，回看久久不散。剩下还有十多里路，全靠步行。学校在一个叫刘家堡子的地方。

盛夏的正午，沿河滩抄近道走，多是菜地，瓜地，河汊里微波翻涌，河岸上柳丝轻摇，云雀儿鸣啭着一低一昂，在远方荒山的衬托下，阳光更显明丽，周围更显静谧，好似进入了世外桃源。沿途也碰见几拨嘻笑的男女，也是去看新校的，后来证明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至今记得某女生滑下坡时格格笑着的样子。一路走得渴极，在校门口的瓜摊上，因不零卖，我买了一个整瓜，价钱便宜到不敢相信。杀瓜时，发出“沙”的一丝长声，接着咔喳一声，豁然而裂，红瓤顿现，吃起来甜得蜇嘴，“沙”得爽口。这就是兰州河滩著名的“旱砂”，现在已难觅到。进校门一看，更出意外，简直相当于一个大学的规模。培训工农干部的地方，自然宽绰。学校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中饭，好敞亮的食堂，饭是蛋炒饭，油大，葱花儿喷香，再配上一碗酸辣汤，那口感至今犹在舌尖。来时的低迷似一扫而光，心想，虽然比不上成绩好的同学考在市里，但这里设施好，饭好，操场大，生活上实惠啊。

就这样，我踏进了工农速中高中班。班上都是市内各校的落榜生，经二次考试进来的，情绪不免低落，但大家相视一笑，又有一种潜在的惺惺相惜感。男女生年龄都偏大，大很多，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这些同学可能平时学习不好，多有早恋经历，后来证明果然。没多久，就出现了半公开的“出双入对”场景，除了我这种少不更事的“尕娃”，还有山里来的实在太土的“洋芋蛋”们，不少人都迅速找到了各自的“归属”。当然，不等毕业又“各自飞”了，中学生的恋爱像一场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疾。在五十年代中期，我相信，这里应该是兰州甚至全国恋爱风最为盛行的唯一高中了。我一点都没有夸张。

所有学生都住校，也不可能不住校。入校头一天晚自习，是旁听斗争右派分子的会。时在九月初，反右已近尾声。斗争对象是一位“数学权威”，尖子教师，人已显老。让他自己承认，他为了显示他的学问大，经常自己拔头发，以使前额变得光亮可鉴。人们逼他现场拔一根，他就真的拔了一二根。他在台上作贱自己，尽量把自己小丑化，逗得批判者们冷笑，接着骂出更难听的话。他的罪行似乎还有攻击统购统销政策之类。他表现得够卖力，但我发现他的眼圈儿红红的，人也瘦得脱了形。他的自我丑化并没起什么作用，听说还是作为极右分子发配走了。我上高中的头一天即见识了如此怪诞的场面。

这学校不时发生毛骨悚然的事。也是入学刚一周，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操场上，忽然全班紧急集合。进得教室，发现有几个穿蓝制服马裤的警察严肃地站在前面，老师们也紧绷着脸来回清点人数，验看着每一个进来的人，气氛到了让人窒息的程度。有人轻声说，要抓人了。抓谁，不知道，很神秘。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疑心我会不会就是那个要抓的人。恐惧的念头飞过大脑，我迅速反省自己干过什么犯罪的事没有。这时只听一声断喝：把某某某押上来！这一刻在场的人全都脸色煞白，而我竟有一种莫名的解脱感。快六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楚记得这位同学的名字，但我不愿说出来。他被当众戴上手铐，宣布说，他长期盗窃，是一个惯犯，立即逮捕法办。他的脸色并不苍白，临上吉普车前，似乎还看了我一眼。这一眼有何意味呢，我不由打了个寒战。他是个沉默阴鸷的家伙，开学的一周，我和他还说过几次话。我至今不明白，公安局也罢，学校也罢，要抓谁就抓吧，何必要在开学初，布置这么一场杀一儆百的大戏呢？所有同学的心理感受都是惊恐，紧张和不安，都被吓着了。难道这就是校方希望收到的效果吗？后来才知，这个学校培养在职工农干部，最讲突出政治，阶级斗争意识特别强，我们这些单纯幼稚的中学生，连带着也享受到了“同等待遇”。

校长叫赵奋生，微胖，矮个，黑黑的，很结实，面色刚毅，据说是延安来的老革命。他每次讲话，必先大喊一声“同志们”，但这三个字经他的陕北口音一拐弯就变成了“秃子们”。但我们并不觉好笑，反而更觉庄严。那时凡操陕北口音的，都给人一种资格老，天生就是革命家的感觉。早晨他有时出现在操场上，和谁都不说话，在吊环上翻两个跟头，动作颇为麻利。他走后，我在他握过的吊环上也比试了二下，目注着他并不伟岸的背影消失。他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左的，所有的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成为兰州教育界的红人，名人。但奇怪的是，我遍搜兰州教育档案，竟找不到一条赵奋生的条目；关于兰州工农速中这样规模可观的学校，居然也没什么历史资料留下，它似乎完全消失在历史的烟海中了。但我要坚持说，这所学校在那些年头的表现，绝对是超常的，无论在甘肃还是在全国应该都是极其典型的，它的种种激烈的运动形态，已达于极致。历史不该遗忘它的存在。

二

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是我的高中第一年，相对还算正常。工农速中跟普通中学不同，它的生源来自甘肃各地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干部，他们在校期间的费用全由政府供给。我们高中班只是学校的一小部分。这学校也是藏龙卧虎，因种种原因到此的老教师不少，学问深湛者大有人在。有位张老师，讲“孔雀东南飞”是一绝，被传得很神。张的年事已高，榆中人，长得像粗糙的山汉，其口音给人一种土里土气没什么学问的感觉。我起先也颇不以为然。但听着听着，如坠幻境，神魂飘荡，被张老师沉郁顿挫的声音牵着走，完全融入了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故事，讲到“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时，被彻底征服了。全班同学包括我，没有一个人不是含着眼泪。现在想来，张老师是吃透了长诗的悲剧精神，在诗句关联处找到了贯通的气韵，善于抓住典型细节尽情渲染，延伸发挥，造就出一种特有的情感磁场。我相信，讲这一课，全国怕是没有一个人能敌过他。

也是在这里，我遇上了我的恩师朱世豪。他的名字与大翻译家朱生豪仅一字之差。他个子细高，清瘦飘逸，讲课不疾不徐，面色不忧不喜，很是澹定。他当时顶多也就二十七八岁吧，我却觉得他很深沉，年纪很大。我在多年后喜欢把他与“吟而成癖”的“长爪郎”李贺联系在一起。李贺是河南人，他也是河南人，我想象李贺大致就是他那样子吧。他毕业于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一毕业就分配到我们学校管我们班，既教课又当班主任。他欣赏我的作文，经常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贴在教室后墙上，有时还当众让我站起来自己朗读一遍。我因性格率直，说话楞，不大受人待见，常自卑。朱老师却视而不见，藏而不露，对我青眼相看，使我很感激。那时我有一套墨绿封面的鲁迅选集，共四本，是表哥送的，我课间休息时拿出一本来装模作样地读杂文，有点炫耀。朱老师看见了，弯下身说，你这年龄读鲁迅杂文还不宜领会，还是先读《朝花夕拾》吧，再读小说，再回头读杂文，最后读《野草》。第二天他果然带了鲁迅的散文要借给我。我说我有了。现在我动不动劝人读《朝花夕拾》，就是从他那儿学来的。那时人的口头禅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母亲就坚持让我将来考铁道学院；而朱老师却支持我考文科，即第三类高校。他是我人生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之一。1962年，我已上大二了，有天一帮人闲聊，有一人说，原先工农速中的朱世豪死了，死在去河南的火车上了，是心脏病突发，火车上也没个人能急救。还说他老家是乡下的，家里很穷，他早结婚有了孩子。我登时惊呆，半晌无语，难过得好些天缓不过劲儿。朱老师的影子老是在眼前飘来飘去。

学校的图书馆，在一小院内，左手是阅览室；高台阶上是借书处，一次可借二本。我经常乱借一气，有的书一翻太深奥，只好赶紧退掉。我当时借看而印象较深的有，戈宝权编的普希金文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小说选，郑振铎主编的黑皮老本的世界名著文库，还有巴金文集，茅盾文集，沈从文小说选等等。契诃夫的《变色龙》《小公务员之死》让我乐不可支，笑出了眼泪；巴金的《萌芽》，写矿工的苦难，很吸引我；沈从文的三三，萧萧，读来觉得很凄迷，但不是很理解；茅盾的《腐蚀》，是一个女特务的日记，我也不是很懂，但这书的自序中有段话：“呜呼，尘海茫茫，狐鬼满路，青年男女既未能不屈不淫，遂招致莫大精神苦闷”，我每读总觉很过瘾，就记住了，念念不忘，不想竟记了一辈子，至今还能背诵。

还记得，有天晚上，我在阅览室一口气读完了收获杂志上闻捷的长诗《复仇的火焰》，被浓郁的边疆情调和浓烈的诗意所打动，尤其是巴里坤草原上苦难的爱情。我走出院子，仍心潮难平，恰见一轮明月洒下万丈清辉，校园里如水如梦。我走，月亮也走，我停下，月亮也停下，我竟小跑起来，望着月亮和月边的流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这个青春感发的夜晚，终生难忘。

因为一个同乡兄长在一家单位掌管图书，我借到了《人民文学》1956年、1957年的两个合订本，那些被打成右派的作家的作品或被视为毒草的，我读了很多，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红豆》、《美丽》、《爬在旗杆上的人》、《小巷深处》、等。我还读了其它刊物上的《戒指》、《在悬崖上》《棱角》等等。理论文章则读了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我读得津津有味，沉溺其中，废寝忘食，钻研之深不亚于当时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潜意识里，我认同这些作家的良知，对文艺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对当时的批判心存质疑。我觉得我很早就有一种叛逆性。有这样的阅读积累，使我在多年后的1978年，跨进文艺报社时，实际也是初入文学界时，我对文坛的熟悉程度，包括对作家作品的了解之广，使一些老同志颇感惊讶。我进文艺报没多久，就提出了访问王蒙的选题，并说我自己想写，得到了冯牧、孔罗荪，谢永旺等领导的首肯和支持。后来我抓住空隙，访问了回京探亲的王蒙，写出了访问记《春光唱彻方无憾——访王蒙》，发表在1979年初的文艺报上。那时王蒙还在新疆，还没有彻底平反。这当然是后话了。任何事都有来龙去脉。

三

也许因为年龄最小，也许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好朋友，我当时感到很孤独，经常中午或下午从学校后门溜出来，沿着刘家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田埂，沿着黄河滩边上曲折的洼地或高岸不停地游走。那时社员们都在堡子周围农田里作业，河边显得空旷而不见人，弯弯的田间小路偶有板车上掉下来的一只西红柿或茄子什么的，颇像一幅西洋油画的意境。寂静使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

春天，往西北方向望去，会猛然发现，“桃林社”的桃花一夜之间开了，那是一种无可比拟的惊艳，几千棵甚至上万棵桃树忽然绽开了粉红色的花朵，而衬托着它们的背景却是寸草不生的赭褐色的绵绵荒山，于是，最鲜艳、最奔放的花儿与最苍凉、最沉默的秃山构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桃林像红霞，像红海，像火焰，在山脚下流淌着，在万古苍凉中寂寞地浮游着，燃烧着。安宁的桃花非常之美，我们只是静观和欣赏，那时并无多少宣传，不像现在，一到桃花季节，兰州就必然要举行盛大的国际桃花节，招商博览会，西部商洽会之类，声势越搞越大，桃花的美反倒褪色了。

夏天，正午的河滩不见一人，我像行走在洪荒时代，有时我跃上一个高坡，放声高歌“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虽无听众，也有几分豪气。走累了我就脱光了跳进黄河游泳，然后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想象着附近的林子里有一个仙女下河了，我像童话中的英俊少年一样藏在树后，悄悄藏起了她的衣裳。我觉得我年轻的身体里正有一种狂野的东西在膨胀。我正美滋滋地胡思乱想，突然听到一声大喝：学生娃，你真是精尻子撵狼哩，胆子也太大了，这水你也敢下么，你看见那种漩涡没有，漩进去你水性再好也凫不上来了。我抬头一看，见是一个放羊的中年人，肤色黝黑，目光炯炯地盯住我。我有点狼狈地赶快穿衣，朝他傻笑着。我奇怪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在这条并不宽却很深的支流里，有漏斗样的漩涡在我身边停了一下，流走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停了一下，似有所待，好像执意要把我带走。

冬天，夜里飘起雪花，我被尿憋醒，不得不披上棉衣去上厕所，我沿着通往厕所的小石子路狂奔，因远处的路灯晃眼，低头的我与迎面来的另一个低头的人猛烈相撞，我被撞飞到小路边结冰的田地里，昏了过去，天亮才被人救起。满面是血的我忽然发现，心爱的操场，远方的山，全被白雪笼盖，雪花儿还在轻轻旋舞，落在我滚烫的脸上，好冰凉，好舒服啊。我忘了我正在浑身发烧。

冬天，黄河结了厚厚的冰，人、马车、汽车都在河面坦然而行。转到初春，黄河的冰就融化了，当地人叫“开河”。“开河”的场面永远难忘：天蒙蒙亮，还在睡梦里，忽有人喊，开河了，开河了！我一骨碌翻下床，揉揉眼睛，跟着同学们往河边跑，隐隐听到黄河发出一种断裂般的闷响。人越聚越多，一齐站在河边，被那浩大阴沉的气势所震慑。巨大的冰块像是一个个怪兽，互相追逐着，撞击着，旋转着，有些冰块甚至要冲上岸来捉人。我们赶忙倒躲，棉鞋都湿了。此刻，独自一人是不敢站在河边的。 

后来我发现，我是永远离不开黄河的，黄河也好像永远紧紧地搂着我不放。幼时，我亲近天水老家的渭河，常在渭河边玩耍，其实那也是黄河的支流。从初中到高中直至上大学，不管我家搬到哪里，母亲的工作调动到哪里，从城东到城西，从南岸到北岸，总是紧挨着黄河。黄河与我有道不清的缘啊。

黄河的声音，至今还会在梦中响起。它成了我解读兰州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兰州所在的这片河谷，千年来一直是征战的沙场，汉唐宋，元明清，这里上演过无数的杀伐争斗。“开河”的声音不是冰河的嘶鸣，而是无数朝代在兰州河谷的战争中阵亡将士曾经的搏杀和呻吟。这使我读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格外有感应：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尝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近代欤？

究竟是以历史的势态来解读这些声音？还是以文学的人性观念来体认这悲愤？是以哲学的价值来判断其意义？抑或以宗教的精神来感受它的神秘？我在这一时期目睹了许多荒唐古怪的事，爱思考的我在这一时期既敢于质疑又时常陷入莫名的困惑。

相对优游的岁月很快结束了。1958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二，大事件纷至沓来，十分密集。“三面红旗”发布了，它们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的目标是“超英赶美”，二十年进入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成立之前，先有个“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接着全国各地就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刘家堡高级合作社自然不甘人后，我们全校师生打着小旗，锣鼓喧天地绕着堡内的土路走了好几圈，高呼着“人民公社好”。有人放鞭炮，青烟团团。但我没怎么看清过社员的面孔和表情。

那时人们最爱说的词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还有“又红又专”。上课与劳动交织进行，两者已发生剧烈矛盾，上课渐成一种敷衍，走过场，可有可无；而劳动变成了主课，层层加码，无休无止。“拔白旗，插红旗”的声浪高涨，大字报永远贴满墙，我的几位老师因被拔了白旗“榜上有名”而面露沮丧。政治的暴风雨又在集聚着能量，只待霹雳一声。

四

“大跃进”一声炮响，工农速中的秩序全乱了。赵奋生创造性地提出了“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响亮号召。每天大喇叭里喊得山响。我们一边应付式的上两节课，大部分时间转入了盲目的艰苦劳动。

这个口号的提出，是有背景的，甘肃当时已启动震惊中外的“引洮上山”工程。发动这个工程的初衷是理想主义的，是为了尽快彻底改变甘肃的穷困、干旱面貌。甘肃素有“陇中苦瘠甲天下”之说，其所以苦，就是没有水；而引洮工程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它要把洮河水从陇南岷县的古城村引出来，让大河翻腾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山头，一直引到陇东庆阳的董志塬上，全长一千多公里；计划一边灌溉田地，一边利用落差发电，在山顶上跑轮船，使其成为超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高山运河”。当时设想，20多个县将面貌焕然一新:“旱地变水田，山顶稻花香，米麦堆满仓，绿荫遍山岗，牛羊数不尽，鱼鸭满池塘”。这是多么富于想象力和诱惑力的方案。朱老总恰来甘肃视察，听了汇报很兴奋，当即题词，称为“甘肃英雄人民战胜自然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过工程劳模。当时的省委书记张仲良说“引洮工程是伟大创举，是大跃进的产物，只准办好，不准办坏；只准加快，不准拖延。”那时有首著名的红旗歌谣，道是：“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我来了！”简直就像专为引洮上山创作的。

然而，这目标太浪漫了也太荒谬了，荒谬到了残酷，它完全不顾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尤其是不顾自然规律和水利科学，大搞人海战术，以为只要靠“人多，力量大，热气高”就能拿下。工程最多时聚集了十六万民工，大小会战不断。但从开工之日起就不顺，事故频发，进展迟缓，图纸和实际之间有天壤之别。为了把荒唐维持下去，一直在“反右倾”、“反保守”的大批判中强力推行着。谁怀疑，谁就是兴风作浪，反对三面红旗，谁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时近三年，在经历了无数的“决口”，垮塌，饥荒,死伤之后，随着张仲良的下台，引洮工程也终于“下马了”。这个乌托邦工程造成的损失难以计数，直接为甘肃地区骇人听闻的大饥饿准备了条件。

知道了“引洮上山”，也就不难明白我们学校“劈北山,挖渔池,大炼钢铁”的提出了。何为“劈北山”？北山指的是安宁区北面寸草不生的连绵荒山。现在从飞机上下窥，仍可见沟壑纵横像沙盘一样的赭色地貌。因为气候干旱，降水极少，偶来暴雨，冲刷高原，便发育成了这种沟多坡陡、起伏破碎的景象。北山就是这个样子。说它寸草不生可能有点绝对化，但不长树不长庄稼，是绝对的，至今也没有什么大变化。我们每天扛着铁锨步行六七里去”劈山“，无非是开出一些方块地，挖个坑坑，植株下种，学校的大车拉水来，我们再担水上山浇灌。但水渗荒山，连个印痕也不留，顷刻间树苗就蔫死了。每天重复这种无效劳动。

何为“挖渔池”？那是赵奋生受当时“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那个“渔”字的启发，要在河滩上养鱼。甘肃人没有养鱼吃鱼的传统，不算好习惯，应该改，但在黄河边的鹅卵石水坑里养鱼，却近乎天方夜谭。但他还是要硬干，想放个大卫星。这是人和沙石窝之间漫长而艰巨的无意义较劲。我们熬夜挖沙子、挖鹅卵石，填入大筐，再抬至某处。挖来挖去，永远没个完。起先我们奔跑得欢，几天以后就挪不动步了。不要说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就是成年的壮汉，也难承受如此强度的劳动。我戴着像旧戏里的枷锁式的“垫圈”，常常抬着抬着，就歪着脖子睡着了。数学女老师发现我肩膀肿得老高，好心改派我给工地送饭送水。其实这也不轻松。是的，“渔池”在荒废了五十多年后巧妙地变身为“湿地公园”，但这并不能掩盖它当初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彭德怀语）实质。

再说“大炼钢铁”。工农速中的炼钢是引发了严重的事情。起先在学校外墙和刚进校门的北墙，砌起十座小高炉，由工农班的老大哥们掌管，日夜冒着滚滚黑烟，地上堆着些黑坨坨，难辨何物。后来动员大家回家拿铁家什。我拿来的是一只大铁锅。地上堆满了“捐献”的废铜烂铁，但小高炉胃口似乎很大，仍缺东西“炼”。这时不知是领导的暗示，还是群众的自发，开始瞄上了不远处三线国防大工厂的筹建处，那里堆放着大量钢管。于是同学们趁着夜色钻过铁丝网去偷，先是个别行动，后来发展成小分队，扛钢管者杭唷杭唷，络绎于途。工地看守人苦口劝阻无效，于是采取闪电出击，抓获了几个同学，我因跑得快，没有“落网”。第二天早晨我给扣押了一夜的同学送早餐，还不错，白面馒头夹咸菜，管够。三线工程直属中央部委领导，所谓钢管全是最优质的无缝钢管，哪里“炼”得动啊，只能“毁容”罢了。学校领导找上门要求“放人”，工地领导愤怒至极，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但那时大气候对学校有利，可以用大帽子压人，工地领导只得“忍让”，放人了事，至于被偷的钢管，就下落不明了。

那时也不是没有让人苦笑的事。比如除四害，打麻雀。哪四害？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以打麻雀声势最大，说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听说当时累死、打死的麻雀有二亿多只，这一年真是麻雀的特大凶年。打的方法是，放鞭炮，敲锣鼓，齐声吼，摇红旗，形成巨大声势，让麻雀惊惶失措，无处栖身，无处躲藏，直到累死坠落。对处在远郊山野中的我们学校而言，空间很大，似乎是无稽之谈，但是，你别不信，从市里逃窜出来的麻雀在我们这里还真的累死、掉下了不少。我们的方法主要是敲自己的搪瓷脸盆。我因找出了小时候玩过的“弹弓”，被允许可以四处游击。不料另一同学趁我不在，他不敲自己的脸盆却捡起我的脸盆猛敲。我当日射死了五只麻雀，沾沾自喜，回宿舍一洗脸，却发现我的脸盆大漏，用棉球也塞不住。那小子在暗暗发笑。

有的事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我们帮助刘家堡公社拔萝卜，连夜大战，每天都拔到十一二点。领队的是班上的李某，外地人，年纪大，都结婚了，还带爱人来过，他穿着肥大的抿裆裤，相当土气，但属于根正苗红。那天他走到一个女生跟前说，萝卜拔了，眼眼还在哩。那女生不明白，抬头问什么“眼眼”，他得意地加重语气说，你身上就有个“眼眼”啊。蹲在地里的同学悟出后皆大笑不止。那女生沉默不语。其实这是有前因的。此前一个周末集体打扫教室，砖漫地，尘土扬，突然一只小老鼠现身，群起关门追打，小鼠眼看无路，竟极聪明地钻进了这位女生的裤脚，女生摸腿大叫，最情急时一男生出来勇敢捏住了女生大腿根部，制服了小鼠，把带血的死鼠抖了出来。那场面可谓惊险，都知道再晚一步，老鼠会钻进哪里。那女生胀红了脸。

第二天，继续拔萝卜，李某又走来对那女生说，你的萝卜拔出来了没有。话音未落，想笑的人们正准备笑而未笑，只见暮色中闪过了一道白光，发出了叭的一声爆响，李某捂着脸跑开了，连连说你这人不经逗，不经逗。这时有人大声说，这个“饼”（耳光）扇得好啊，扇死这驴日的。大家齐声喊，扇死这驴日的！此后多日，这位班干抬不起头来；而那位女生似变得更加抑郁。

五

那真是一个狂热的年代。浮夸，吹牛，打肿脸充胖子，成为生活的常态。说假话的人理直气壮，说真话的人反倒理亏似的。1959年下半年，我进入高三，饥饿突然来了，食堂的蛋炒饭再也没了踪影，每天是定量的虚松的几块发糕，加上清米汤。抢米汤是一场激烈的战斗，我经常冲不进去，或终于冲进去了只见空桶底儿朝天，几把黑铁勺子东倒西歪。从现在的资料看，当时甘肃已出现了许多饿死人的现象，但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就搞出了五万吨！难道这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破天荒地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这还不是了不起的成就？"知道甘肃饿死人真相的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做过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诚恳地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不料张仲良梗着脖子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一些，既颟顸又可气。这都是见诸史料的真实情况。

这时传来一个爆炸性消息：赵奋生下台了！甚至传说他已经被关进监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历史上还是托派。这让我费解，以他的表现看，怎么会是右倾呢？他左得很。当然，这些是至今也未经证实的消息。总之是，赵校长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出现，来了个大高个儿的高校长，文质彬彬。记得那时在全校大会上逮捕了一个反动学生，工农班的调干生，南方人，头发乱蓬蓬的，此人入场时已戴着手铐，却唱着走调的国际歌昂首而来，有点神经兮兮。他是因反动日记而被发现的，究竟犯何罪已不记得。大会上同时通报了一件惊人的事，一位同学因吃得太多撑死了、胀死了！起因是，他老家的哥哥来看望他，捎来一袋馍馍，他当即吃了七八个，猛喝水，接着又吃了三个，还想吃，却已身子僵直，走不了路，抬到医院，吐了几大盆，终因胃部急性大出血而亡。饥饿中的人们听了，并不同情，都说“活该”。说起来，我的同学们都很纯朴，善良，活泼，记得晚饭后在大宿舍里，常由有文艺特长的魏万江同学用大铁锨指挥，男生们合唱秦腔《辕门斩子》，那不是唱，完全是“吼”，吼得大家好开心，都笑出了泪花。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是多么不堪回首啊。如果说我们与城里的高中生的最大不同，那就是在我们学校的同学中也在搞疑似的反右倾运动，揪反动学生。整个高中时期，左中右的划分非常明显，我大约被划为“中”，相对安全。若干年后文革中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我在高中时已提前体验到了。

我觉得，班长、团支书李福来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手腕，驾驭人的能力，杀伐决断的气魄，令人震惊。不管多年来我经见了多少厉害角色，却仍然认为，很少有人能比得上李福来的气势。他长得面如重枣，鼻子大，厚唇，浓眉呈八字型，看上去与秦腔《赵氏孤儿》里的奸雄屠岸贾有点像。他的功课很差，但他是政治明星，功课好不好已无关紧要。那时候经常可以看到，在下课后的教室里，或在夏天的树荫下，或在台阶边，总有男生或女生，都是申请入团的积极分子，在向李福来“汇报思想”，而李总是手里攥着一卷什么材料，或一份待填的入团志愿书，颔首静听。班上最漂亮的女同学A，是兰州城里的娇小姐，却被他俘获，成了他的“压寨夫人”，他们的关系基本是公开化的，无人敢非议。A居然也显出类似“夫贵妻荣”式的优越和冷傲，凡人不理。但A的功课是很好的，后来考进了西部的一所名校。其实，李福来不过是甘肃乡村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通青年，但在他的权威的鼎盛之时，不要说学生，就是他想把哪个老师捆起来，只要他一声令下，都能办到。

最难忘的是斗争一个姓原的同学，他也许就叫原茂生吧，河南乡村来的，白白净净，常带微笑，却与人保持距离，寡言罕语的冷。也不知他怎么得罪了李福来，李对他憎恨至极，他被作为反动学生揪了出来，隔几天就斗争一回。总是先问他，你是不是攻击人民公社了，原某说，没有。又问，你是不是说老家饿死人了，回答说，没有。最后问，你偷了多少食堂的发糕，回答还是，没有。于是有人厉声说，我今天再叫你说一个“没有”，我非把你的背锅（驼背）治平不可，接着就是扇耳光的很响亮的声音，重拳捣在胸口上的沉闷的声音，或脚猛踢在腹部引发的唉哟声。“打戒”一开，就收不住了。李福来站在人堆里不动声色，沉着脸，他是操纵者、默许者。谁是打手？是班上的几个厉害人。原某被一层层围在宿舍最里面的架子床边，动弹不得。我，还有一些年龄偏小的同学或女同学，都在外圈，惊恐得心跳，不敢出声。宿舍的窗子关得很严实，我那时唯一盼望的是有老师能路过听到，快点结束这惨剧，可每次都没有人发现。我们谁也不清楚原某犯了什么罪，谁也不敢多说什么。要是好几天没开斗争会，那几个厉害人会不高兴，说为什么还不开会啊。有一次，原某被打得很重，嘴角流血，脸色苍白，人被架到校医室。此事最后的结局不难猜想，原茂生跑了，失踪了，永远也没有回来过。只在墙角留下了一个破铺盖卷儿，一个打饭的盆盆和几本旧课本。据说派人到他老家也找过，也没找到人。也许读者觉得我在杜撰，在编故事，我要告诉你们，没有，绝对没有！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不然我怎敢把真名实姓都写在这里。文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突然爆发的，文革的形形色色斗争方式早已有之。所以我参加文革的某些斗争会，对其残酷性固然吃惊，却又并不过分吃惊，觉得是重演而已。上述情景唯一使人们惊奇的是，它竟然发生在高中学生中间。这是从未有人写出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然而不幸，它是真的。

1960年的上半年，饥肠辘辘之声终于把阶级斗争之声压倒了，饥饿的同学们开始准备高考，气氛一下子松活了不少。我考入了兰州艺术学院文学系，一个完全模仿“鲁艺”临时凑成的新大学，属大跃进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事物。其他同学进了诸如甘农大，甘师大，兰州医学院，师专等等，上什么学的或就此不上学的都有。李福来功课虽差但身体强健，他考上了甘肃师大体育系。然而他却最终没能上成。因为他被捕了，罪名是什么不清楚，被判劳改一年半。究竟是谁告发的，或者是学校自行调查的，一概不知。李福来出狱以后，已无学籍和团籍，经人介绍，到兰州的某饭店当了一名锅炉工。在大饥荒年代，这是再好也没有的“肥缺”了，他会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吃得饱，吃得好。这些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才听说的。至于他现在是否健在，以及他度过了怎样的一生，没有人知道。

雷达：甘肃天水人。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曾先后在全国文联，新华社工作，后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论文集《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文学的青春》《民族灵魂的重铸》《传统的创化》《文学活着》《思潮与文体》等共八部，二百六十万字。著有散文集《缩略时代》《雷达散文》《雷达自选集》等，以及杂著《雷达〈白鹿原〉评点本》等。

（原载《作家》2015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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