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伟大的人，从不害怕模仿

纪德：伟大的人，从不害怕模仿

黑蓝推荐：大艺术家从来不害怕模仿，真正的艺术家渴望深刻的影响。艺术创造的伟大时代，多产的时代也是受影响最深的时代。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但它唤醒人创造的本能。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替影响辩解。我们一般认为影响有好坏之分，我不打算区分它们。我想为所有的影响辩解。我认为有些极好的影响，但它们并非在所有人眼中都是极好的。我认为影响的好坏与否并非绝对的，它取决于接受影响的人。

我尤其认为有些人性格刁钻，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晦气，一切都是有害的。相反，对另一些人而言，一切都是宜人的粮食，他们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歌德曾说：“我贪婪地吞下赫尔德想教导我的一切。”

首先为受影响者辩护，然后为施影响者辩护，这就是今天谈话的两点内容。

歌德在《回忆录》中激动地谈到他的青年时代，那时他极为敏感，每次去郊外散步时，一声鸟鸣、一丝微风、一缕阳光、一小片阴影都仿佛在真正地改变他。他快乐地接受瞬间即逝的影响。

影响是形形色色的，我向你们引援歌德的这句话是因为我要讲讲所有的影响，它们各有各的重要性。我从最朦胧、最自然的影响开始，最后讲到人的影响以及人的作品的影响。我最后才讲到人是因为这最难讲，人们对此最有异议或试图提出异议。既然我也要为这种影响辩解，我想尽好地准备辩解词，也就是说不慌不忙地。

人不可能避免影响。防御得最好的，与世隔绝的人也受到影响。影响越单纯，它的强度可能越大。阴雨天我们无以解闷时，仅仅一场暴雨就会使人郁闷的难以自拔。

不可能想象一个人完全不受自然界和人的任何影响，因此，当一些英雄人物似乎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他们的举止难以解释，他们的突然行动在外界看来不可界议，仿佛不取决于人的动机，这时，人们愿意将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星辰的影响，因为无法想象人的行为会如此彻底地、深刻地、完全地出于自发。

我想一般可以说，那些负有盛名，被认为托星辰之福的人所接受的个人影响、特殊影响大于一般影响，所谓一般影响指的是同时对整个民族、至少同一城市的居民所产生的影响。

有两种类型的影响，一般影响与特殊影响，前者指整个家庭、一群人、一个国家同时承受的影响；后者指在家庭、城市、国家中，独自承受的影响（自愿或非自愿地、自觉或非自觉地、主动或被动地）。前者试图将个体缩减为典型，后者使个体与群体对立。泰纳几乎只论述前者，因为它更能印证他的决定论。

然而，人们不可能仅仅为自己发明新东西，我所说的个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将接受影响的人、个体，与其家庭及社会分割开来，但同时又使他与像他一样正在或曾经接受影响者接近起来，从而形成新群体，建立一种成员极其分散的新家庭，编织纽带，创立新族关系，使某位北京人与我本人产生同样的思想，并且超越时间，使亚默与维吉尔，与亚默与一位中国诗人发生联系，亚默上星期四曾给你们念过那首优美、朴实而可笑的中国诗。

一般影响肯定十分粗鲁——粗鲁成为一般的同义词绝非偶然。我不愿谈食物的影响，但是尼采出于某种悖论的考虑，声称饮料对于一个民族的习俗和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喝啤酒的德国人永远达不到喝葡萄酒的法国人在尼采眼中的那种轻盈和敏锐。

这一点就谈到这里。

但是我再说一遍，影响越不粗鲁，它起作用的方式就越特殊。气候的影响，季节的影响，在广大群众身上都同时起作用，但其方式都更细致和灵敏，引起迥然不同的种种反应。暑热使某甲精疲力竭，却使某乙十分兴奋。济慈只是在夏天才能好好工作，雪莱则是在秋天。而狄德罗说：“大风使我发狂。”

还可以举例，很多例子……

就说到这里。

气候的影响对异乡人来说不再是一般的影响，而会引起他的敏感。在这里提出了特殊影响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唯一问题。

歌德到达罗马时，惊呼道：“Nunbin ich endlich geboren!我终于出生了！……”他在书信集中说，他抵达意大利时，仿佛头一次意识到自己，头一次存在……因此可以说异国的影响属于最重要的影响。此外这是一种特选的影响，因为除了被迫旅行或流放这些不幸的例外，人们往往对旅行的目的地进行选择，选择就证明人们多少受到了它的影响。人们挑选某个国家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会受到它的影响，因为他们希望、盼望受到这种影响。人们挑选的是被他们认为最能影响人的地点。德拉克鲁瓦去摩洛哥不是为了成为东方景物画家，而是通过摩洛哥更鲜明、更细致、更微妙的和谐来更完美地“意识”他自己，“意识”自己这位善用彩色的画家。

我几乎不好意思引用歌德在《亲和力》中提到的莱辛的话，这句名言十分有趣：Es wandelt niemand unbestraft unter Pelmen译成法语就相当平淡了：“无人在棕榈树下散步而不受影响”。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虽然走出了棕榈树阴，人不再是先前的“我”了。

我读完这本书，读完后合上，将它放回书架上——但书中有些话我难以忘怀，它深入到我心内，我再无法将它与我本人区分开来。从此以后，我与读到这些话以前不同了。我可以忘记这本书，我甚至可以忘记读到过那些话，我可以只保存模糊的记忆，这都没有关系！我无法再恢复到读到它以前的样子了。怎么解释它的威力呢？

它的威力在于仅仅向我揭示了我身上的某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对我来说它只是一种解释——是的，只是一种对我本人的解释。有人已经说过：影响因相似而起作用。影响被比喻作镜子，它显示的不是我们实际上的模样，而是我们潜在的模样，用享利·德·雷尼耶的话说：“你尚未变成的内心兄弟”。我更准确地将这些影响与梅特林克一个剧本中的王子相比，王子来唤醒公主们，我们身上有多少被忽略的、沉睡的公主呀，她们等待一次接触、一个和弦、一个字眼来将她们唤醒！

与影响相比，我用大脑所学到的一切，凭记忆力所记住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呢？通过教育，我可以积累沉重的珍宝，大量笨重的财宝，万贯家财，它们作为工具无比珍贵，但始终有别于我，直到世界末日。守财奴将金币放进银箱，但是银箱一关上，它就仿佛是空空的。

而这种内心知识可不一样，其实它只是杂夹着爱的相认，的确是相认，仿佛发现了亲族关系。

在罗马，在离济慈孤零零的小墓不远的地方，我读济慈美妙的诗句，天真地让它轻柔的影响进入我心，温柔地触动我，认同我，与我最含糊、最不确定的思想联姻。病中的他在《夜莺颂》中感叹道：“哦,但愿有口葡萄美酒!/冷藏在幽深的地窖多年/使人领略到花香和绿野风光/领略到普罗旺斯的歌舞和阳光的欢乐/哦,但愿有一杯满溢着温暖的南方……”这优美的感叹仿佛从我口中涌出。

在社会上自我教育，获得充分发展，这似乎就是为自己找亲族。

我感到我们在此到达了一个危险的敏感点，谈论起来会更困难也更微妙。不再是自然的影响，而是人的影响了。在此以前，影响仿佛是使个人更加丰富的成功办法——至少像巫师手中的小棒，使人得以发现自己身上的财富——但突然之间，人们警觉起来，害怕起来（应该说特别是在今天），提防起来，这如何解释？在这里，影响被当作不祥之物，某种疾病、佝偻病，被当作对本人的侵犯、亵渎个性的罪过。

对失去个性的恐惧！

我们在文学这个幸福的圈子里见识过多种恐惧：害怕新的，害怕旧的，最近是害怕外国语言，不一而足，但在所有这些恐惧中，最卑下、最愚蠢、最可笑的是害怕失去个性！

“我不愿意读歌德。”一位从事文学的年轻人对我说（别害怕，我只有在赞美时才指名道姓）。“我不愿意读歌德，因为他可能影响我。”

只有达到罕见的完美状态的人才会认为任何变化都是坏变化。

这种细致的、备受宠爱的个性，人们害怕失去它，不是因为知道它十分宝贵，而是因为随时认为它会失掉。作家的这种个性常常表现为从不做这事或那事，这可以被称为否定的个性。失去它等于去做从来不愿做的事。大约十年前出了一本短篇集，作者取名为《无qui无que的故事集》（qui、que，法语中的关系代词）。作者不用连接代词（仿佛qui与que不再存在），认为这是自己的独特处、特殊风格、个性。有多少作家和艺术家只具有这种个性，万一他们像众人一样使用qui和que时，他们就会与人类凡俗平庸、千差万别的群众混淆不清了。

然而，应该承认伟大人物的个性是由他们的不理解构成的。突出他们的特点也必须受到强烈的限制。伟人给我们留下的形象决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晰的、十分明确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伟人的不理解构成了他的定位。

伏尔泰不理解圣经，他嘲笑品达罗斯，这不是对伏尔泰面貌的描绘吗？就好比一位画家在勾画一张面孔时，对它说：“你也就是这样了。”

聪明过人的歌德不理解贝多芬。贝多芬在歌德面前弹奏完升C小调幻想曲（即通常称作的月光曲）以后，见歌德仍然冷冷地一声不响，便忧伤地向他喊道：“可是，大师，如果您，您什么也不说，那谁能理解我呢？”这件事不是一下子就给歌德和贝多芬定位了吗？

这些不理解是可以解释的：它当然并非愚蠢，甚至也不是部分盲目，而是目眩。任何深沉的爱都具有排他性。情人对情妇的赞赏使他对其他不同的美貌无动于衷。伏尔泰爱才智，所以对抒情无动于衷。歌德爱希腊，爱莫扎特纯净而揉情的音乐，因此惧怕热情奔放的贝多芬，而且对为他弹奏C小调交响乐开始部分的门德尔松说：“我只感到吃惊”，他认为那太喧闹。

也许可以说，一切伟大的生产者，一切伟大的创造者，往往朝他想进行操作的点上投射大量的精神光芒，强大的光束，以致周围的一切显得黑暗。与此相反，业余爱好者却理解一切，这正是因为他并不热烈地、即排他性地爱任何东西。

有人并不具有由黑暗和眩目组成的致命个性，但他们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狭隘的、组合的个性，排斥某些影响，规定思想的食谱，就像一位肠胃衰弱的病人只能吃经过挑选的、花样不多的食品一样（其实他消化得很好！），与这些人相比，我更喜欢业余爱好者，他们不能当创造者，不能说话，便令人愉快地下决心注意听，而且成功地以听为已任（今天我们缺乏听者，正如缺乏流派一样——这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独特性所导致的后果）。

这些人害怕与他人相似，便极力表现出古怪的、独特的（因此往往也是难以理解的）面貌，并立即觉得它极端重要，必须一再强调，哪怕损害其他一切。我知道其中有一个人不愿意读易卜生，他说他“害怕过于理解易卜生”。另一个人决心永远不读外国诗人的作品，唯恐失去“对本国语言纯粹的语感”。

害怕并逃避影响的人默默地承认了他们的心灵是多么贫乏，在他们身上发现不了任何新东西，因为他们拒绝接受对发现的指引。他们之所以不在乎寻找亲族，我想正是因为他们预感到自己的亲姻关系不太妙。

伟人只考虑一点：尽可能地富于人性，或者不如说，变得平凡。变得平凡，莎士比亚、歌德、莫里哀、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而最了不起的是，他们同时又变得最有个性。那些为了自己的躲避人类的人只能变得特殊、古怪、残缺不全……我要引用《福音书》的话吗？是的，我想没有歪曲它的意思：“凡想保全生命的（个人生命）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按照希腊文本，应准备译为：“必使它真正活着”）。

因此伟人们从不畏惧受影响，相反它们寻求影响，其渴望程度仿佛是渴望生存。

歌德从不拒绝任何东西——用尼采的话说：“从不说不。”——他一定感到自身是多么丰富。歌德传似乎是一部受影响的历史（《铁手骑士葛兹·封·贝利欣根》反映了民族的影响，《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反映了希腊的影响，《浮士德》反映了中世纪的影响，《托夸多·塔索》反映了意大利的影响，如此等等，通过哈默刚译出的哈菲兹的诗集，歌德受到波斯的强大影响，在70岁高龄时学习波斯文，也写了《东西合集》）。

狂热的愿望推使歌德去意大利，同样的愿望也推使但丁去法国，这是因为他在意大利再找不到足够的影响，所以去巴黎接受法国学界的影响。

应该说我谈到的这种恐惧是完全现代的恐惧，它是文学艺术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结果，在从前是不存在的。在任何伟大的时代，人们只满足于有个性而不去追求个性，因此伟大时代的艺术家似乎被奇妙的共同资源聚集起来，通过他们无意中千差万别的面貌创立了一个集体，它几乎与每个孤立的形象一样令人赞叹。拉辛努力使自己不像别人吗？他的《菲德拉》是否因为所谓诞生于冉森派的影响而失去价值呢？十七世纪是否因为被笛卡儿所控制而不那么伟大呢？莎士比亚由于将普卢塔克的英雄搬上舞台，由于借取他的先行者或同代人的剧目而脸红了吗？

有一天我向一位从事文学的年轻人提出一个写作题目，我觉得这题目对他很合适，他居然没有想到这题目令我吃惊。一周以后，我再见他时，他神色黯然。他怎么了？我很关心……他辛酸地对我说：“唉！我不想责怪您，因为我觉得您建议我写的主题很好，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朋友，别再给我建议了！现在我自己想到了您那天说的题目。现在我该怎么办呢？它是您向我建议的，我永远也无法认为是我自己找到的。”——呵，我不是在编造。我承认当时我真不明白。这个可怜的人害怕失去个性。

据说普希金有一天对果戈里说：“年轻的朋友，那天我突然想到一个好题材——我认为是很好的主意，但我觉得我写不好。您应该写。我了解您，您会写出点什么来的。”——写出点什么来！——果然如此——果戈里写出了《死魂灵》，因而获得了荣誉，而这个主意来自普希金在某一天置于他思想中的那个小题材，那个萌芽。

我还应该走得更远，应该说：艺术创造的伟大时代，多产的时代也是受影响最深的时代。奥古斯都的时代受到希腊文学的影响，英国、意大利及法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受到古代的影响，如此等等。

在伟大的时代，由于形势有利，早已播下的、正在发芽与等待的一切便成长壮大、开花结果，而且光彩夺目，当我们凝视这些时代时，不免充满了怀念和伤感。我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赞赏它、爱它——应该弄清这流行的无政府状态从何而来，它使我们在一分钟内兴高采烈，让我们将它所赋予的热度误以为是极丰富的生命力。要知道使伟大时代既丰富多彩又具有统一性的原因在于它的所有成员都在同样的水源饮水……

而今天我们不再知道去哪个水泉饮水，我们认为有益于健康的水太多了，有人去这里，有人去那里。

这也是因为再没有一个唯一的大水泉喷水，水在四面八方渗出地面，缺乏冲力，勉强露了出来，然后一动不动地留在地面。今天的文学土壤就像一片沼泽。

再没有激流，再没有运河，再没有普通性的大影响——它组织和团结人们，使他们服从某个共同的大信仰，某个占统治地位的伟大思想——一句话，再没有流派，相反，人们害怕彼此相像，憎恶服从，也出于犹豫、怀疑、复杂心情，形成了一大堆特殊的小信仰，让希奇古怪的小个体占了上风。

如果说伟人们焦急地寻找影响，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财富很有把握，充满了对自身内在的富足的直觉，纯朴的直觉，他们生活在快乐的等待中，等待再次诞生。相反，那些本身没有丰富潜力的人们似乎时时害怕《福音书》的这句悲惨的话在他们身上应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在这里，生活对弱者来说仍是无情的。——这是逃避影响的理由吗？——不。——可是弱者将失去他们所期望的一点点独特性……先生们，那样更好！那就会导致流派。

流派总是由少数几位导师级伟人和一批跟随者组成，后者仿佛形成一片中立地，几位伟人得以在上面高高耸起。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从属，是无意识的、默默的服从，服从于某些伟大的思想，将它们视作真理。——如果这些不太伟大的人追随伟人，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伟人们会领他们走得更远，那是他们自己无法去的。幸亏有了鲁本斯，若尔丹斯有时才达到如此高的境地，我甚至觉得这个例子举得不当，相反应该把若尔丹斯纳入导师级的伟人之列。至于后来创立和统治英国画派的凡.戴克又如何呢？

另一件事：伟大的思想往往需要的不仅是一位伟人来表达它，来全盘强调它。只一位伟人是不够的，必须有好几个人来接过这最初的思想，重复它，使它发出折射，显露一种新的美。莎士比亚的伟大当初显得巨大无边，长期以来妨碍我们去观看，但今天却不再阻碍我们去欣赏他周围那批杰出的戏剧家。荷兰画派所推崇的思想只满足于一位泰尔布吕亨、一位梅曲、一位彼特.德.霍赫吗？不，不，它需要他们大家，还有许多其他人！

最后，如果说需要整整一批伟人来全身心地赞扬一个伟大思想的话，那么也需要另一批人来全身心地强调它，然后损害它和毁灭它。我指的不是攻击它的人，不，这些人的攻击往往在替它帮忙，他们的敌意使它更为强大。我指的是那些自以为替它帮忙的人，指的是那些倒霉的后代，思想到了他们那里便衰竭了。由于人类消费并且应该消费大量的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些人，他们耗尽了一个思想中所包含的慷慨，使它由从前的真理还原为思想，使它失去全部营养液，迫使后来者去寻找新的思想——这思想又似乎是真理。

感谢米里斯和安东·凡·戴克这些人，他们使奄奄一息的荷兰画派遭到毁灭，结束了它最后的统治。

在文学方面，我认为将结束帕尔纳斯派的不会是“自由诗派”，甚至也不是最著名的维埃莱—格里凡和维尔哈伦等人。帕尔纳斯会自我消灭，在它最后可怜的代表身上一蹶不振。

还有这一点：害怕并拒绝影响的人受到这种奇妙的惩罚，即——当人们发现有仿造者，那肯定是在这些人中间去寻找，因为他们在别人的艺术品面前很不规矩。恐惧使他们停留在作品的表面，他们只是浮浅地欣赏，只寻找材料和技巧的表面秘密（他们所认为的），而这个秘密只是由于与艺术家本人个性紧密地、深深地相连而存在，这是艺术家身上最无法调和的财富。他们完全不理解艺术品的存在价值，以为可以把雕像的外皮剥下来，往里面吹气，就会使它变成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真正的艺术家渴望深刻的影响，他会俯身观察艺术品，力图忘记它而进入更深层。他将完成的艺术品视作中止点、边界。要走得更远或换个方向，我们就必须换件大衣。真正的艺术家会在作品后面寻找人，而他学习的是人。

坦率的模仿仿作完全不同，仿作永远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是何种谬误使我们今天不敢再模仿，这说来话长，但一切都相互关联，如果你们一直听懂了我的话，那你们就很容易明白。大艺术家从来不害怕模仿。

米开朗基罗最初坚决地模仿古人，他的某些雕塑——其中有睡眠中的爱神——被他逗趣地说是挖掘出来的。据说他将另一座爱神像埋入土中，然后作为希腊石雕挖掘出来。

蒙田与古人交往，自喻为蜜蜂“四处采花”，然后酿成蜜，它是“蜜蜂自己的”东西，不再是“百里香或牛至”。

不，这是蒙田的东西，而且更好。

女士们先生们，

我原准备在为受影响者辩解以后，再为施影响者辩解，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为施影响者辩解不就是为“伟人”辩解吗？所有的伟人都是施影响者。艺术家的著作、画品仅仅是他作品的一部分，而他的影响解释他、延续他。笛卡儿不仅仅是《论方法》、《论折光学》、《沉思集》的作者，他也是笛卡儿主义的创始者。有时，人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作品，有时它与作品分开，仿佛只是永远地跟着它，例如亚理斯多德的《诗学》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沉默以后，对十七世纪的法国产生了影响。有时影响是唯一的作品，例如我冒昧援引的两位独特的人物苏格拉底和耶稣。

人们经常谈到伟人的责任。基督教造成了许多殉教者（因为这涉及救赎的问题），但人们并未指责基督，而对某位作家的思想所引起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反应却横加指责。有人说在维特之后，按照维特的模式，出现了自杀的流行病。同样，在俄国，在莱蒙托夫的一首诗以后，也是这样。塞维尼夫人谈到拉罗什富科的《箴言录》时曾说：“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自杀，或者当基督徒。”（她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没有人宁肯死去而不愿改宗）。被文学杀死的人，我想他们身上早已有了死亡，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早已准备成为基督徒。我说过，影响不创造任何东西，它只是唤醒。

然而，我决不会减轻伟人们的责任，它应该十分沉重，极为可怕，而这正是他们最大的光荣。就我所知，这责任并未使伟人望而却步。相反，他们努力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论人们料到还是没有料到，伟人们在四周引起了大量的生命消费。

而这并不总是因为他们需要统治。艺术家使别人服从他，这其中往往有多种原因。我看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他无法自足。他意识到所肩负的思想的重要性，为此不安。他感到对此负有责任，而且认为这责任极为重要，高于一切。他怎么办？独自一人！难以应付。他的五官不足以触摸世界，他每天的二十四小时不足以体验、思考和表达。他感到他一个人是不够的，他需要助手、替身、秘书。尼采说：“一个大人物不仅仅拥有自己的才智，还拥有所有朋友的才智。”每位朋友都将官能借与他，不仅如此，为他而生活。他成为中心，他观察，利用一切。他施加影响，因为其他人将为他体验和发挥他的思想，也可能危险地代替他验证思想。

有时很难替伟人辩解。我不是说我赞成这个，我只是说没有这个就没有伟人。也许有人宁愿没有“伟人”，我不这么想，这是见解的问题。如果伟人们想工作而不施加影响，那他们首先就消息不灵，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思想的运作，其次他们不会使人感兴趣，因为只有影响我们的东西才对我们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首先为受影响者辩解。现在我敢说他们对伟人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我几乎讲完了我想说的话。也许你们会觉得我在这里试图阐明的某些思想不合常理或者是错误的。如果我能使你们产生——我是说在你们身上唤醒——某些你们认为正确美好的思想以抵制我的思想，那我会十分满意。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的反作用影响。

本文系《纪德文集·文论卷》中的《文学上的影响》（花城出版社，桂裕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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