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新诗的三个问题

余光中：新诗的三个问题

　　（一）大众化的问题

　　论者往往指责新诗，说它孤芳自赏，不够大众化，其实，60年来的新诗固然不够大众化，但是黄遵宪，苏曼殊以来的旧诗又何曾大众化呢？又五百年来第一人之誉的陈散原，似乎也没有多少读者，真正称的上大众化的，还是唐宋诗词之类。老实不客气地说有一句，政治进入民主，传播工具商业化以后，儒家的诗教，蔡元培的美育等等已经不能维持----真正大众化的诗，既非李杜，也非徐志摩，更非陈散原，而是流行歌。

　　大诗人也不见得大众化，以李白而言，《床前明月光》固然人人会背，但是《襄阳歌》，《梁甫吟》之类又有多少解人？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等固然脍炙人口，但是《壮游》。《遣怀》一类较长较深的作品，也不见得怎么大众化苏轼的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都已变做成语，流行自不待说，但是象“不减钟张君自足，下方罗赵我亦忧”之类的作品又有几人能懂？同样的，诗经的句子很多已成后世的成语，而楚辞则绝少这种情况。

　　一般人的大众化，往往只指空间的普及，而不包括时间的持久，其实真正的大众化应该兼顾两者，不但普及，还要持久。畅销书往往一时普及，但十年百年之后，便已湮没无闻，那样的大众化是靠不住的，例如王渔洋在清初，诗名满天下，曾在大名湖赋《秋柳》诗，和者数百人，但是三百年后，谁也不记得那首诗了，反之，李贺生前虽然少知音，但迄今数千年，他的作品仍持久不衰，甚至知音日众。诗之大众化，有时隔世始显，杜甫号称诗圣，但今传唐人所选唐诗九种，只有一种载录杜诗，要等到北宋中叶，杜诗才“大众化”起来。　

　　究竟什么程度才算大众化呢？如果中学生都读过就算大众化，那么中学国文课本里面选的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也可谓大众化了。如果诗集有几千册以上的销路就算大众化，那么台湾至少有半打诗人可谓大众化了，一本诗集出版不到一年就再版，这情形在台湾屡见不鲜，而真正的大众，他们有流行歌曲便已经满足。对文学要求漫无止境的大众化，似乎不切实际，不如低调一点，要求“小众化”吧。

　　（二）散文化的问题

　　这问题也牵涉到诗的大众化，因为有人认为诗句如果长短不拘就象散文，又认为诗如果散文化便不便背诵，不便背诵就不能普及，也就是不能大众化，这话只对了一部分，但不全对。一般人说到中国的古典诗歌，心里往往只是形式整齐的律诗绝句，而不是古诗，尤其不是句法参差的古诗。近体平仄协调，句法整齐，韵脚固定，最近于歌，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之中，诗，就是歌；对于新诗的要求，也就类推。

　　古诗句法参差，平仄不拘，段落杂错，换韵自由，除了还保持韵脚以外，简直可谓古典诗中的“自由诗”，正是中国诗歌的一大传统。足见新诗中之自由诗，也有传统的先例可依，不尽是西洋传来。至于文句回行古典诗中也不是完全没有，不可尽说成西法，例如王安石的：

离情被横笛句法

吹过乱山东。

又如苏轼的：

何苦将两耳

听此寒虫号？

　　都近于英诗的待续句(run-online),英诗之中，从不压韵的诗所谓自由诗（freeverse）开始，重要的诗体如无韵体（blankverse）早就不依赖韵脚了。

　　古人常笑韩愈以文为诗，也就是嫌他的句法散文化。其实古体诗讲究所谓“工拙参半”，如果语语皆工，反而失之于巧，缺少曲折顿挫，欲畅先涩之味，例如《蜀道难》一诗。几乎一半的句子都是散文，象“其险也如此，嗟乎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等等，根本不是诗句，但与七言的正统“诗化句”相辅而成，工拙对照，反而更具古朴苍老之感，而这一点却是通篇流利柔驯的七言办不到的，其实，韩愈和李商隐的七古学杜甫，欧阳修和苏轼的七古学李白，都走这种以文为诗的路子。诗句的散文化，只要把握的话，确是变化诗体，重造节奏的妙法，不必以此为病。

　　（三）诗歌的现实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自然又涉及大众化的问题。因为据某些批评家说，作品若非写实，便不能反映社会，不能反映社会，便无以大众化，无以大众化，便成个人主义的颓废之作了，现在人人都强调写实主义，但对于写实的对象，那个“现实”，却无一致的看法。比起散文和小说来，诗歌是一种简短而含蓄的文学体裁，讲究因小见大，以彼喻此，达到言有限而意无穷的境地。诗不能象散文那样直抒己意，必须婉转曲折一些，而要抒的不止是意，还有情和感，复杂的多，而另一方面，诗又不像小说那样，一定要创造一个人物，交代一个故事，和现实的关系直接而全面。诗的感觉比较主观，手法比较间接，比起其他文学体裁来，它是不太“写实”的。

　　即使同为诗作，“写实”的程度也有差别，例如同为唐诗，同为设问，下列各段在层次上便大不相同，崔灏的“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全是实写，李商隐的“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则是用典自喻，以古状今，间接了许多；王昌龄的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用物自喻，但物象在真幻之间，去“现实”更远；到了朱庆余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诗人已隐身幕后，用戏剧的一幕来自喻，全然进入象征了。冰心玉壶固然也是象征，但是和诗人的关系一目了然，只是局部的象征；画眉深浅和诗人的关系，若无“近试上张水部”的题目，就真的无迹可寻了。

　　一般人提到现实，立刻就想到社会的现状，其实现实的界说应该扩大到全面的人生，我所谓的全面的人生，也就是人的全面经验。如是则社会现状只是重要的中间经验，往小的一面看，尚有个人生活与自我的所思所感，所梦所欲；往大的一面看，尚有大自然与无限的时空，也就是一切生命所寄的宇宙。个人的一面，近而自然，自然的一面，远而神秘，其实都是人生的经验，也都是现实，比如爱情，原是人性之常，两个人之间特别亲密的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爱清的经验虽然掺了不少夸大的幻想，却也不能说全非现实。

　　如果说掺了幻想的成分就不算现实，那么充满了理想和浪漫情绪的革命也算不的现实。

　　从古至今，许多情诗都被学者解释成政治的影射。例如李商隐的一些作品，明明是美丽动人的情诗，偏有腐儒一辈说成是仕途失意的寄托，结果并不能增加我们对晚唐政治的了解，反而降低了我们对诗人失恋的同情，扫兴之至！这种偏见，正认为政治才是现实，而爱情不是。

　　我无意否认白居易和杜甫社会写实之作的价值，反之，我认为他们反映的社会现实非常重要，而这些作品也是中国诗歌中的不朽之作。但是我绝对不愿意为了这样的写实而排斥或低估了个人经验和自然经验的表现，人性之为现实，是内在的，持久的，社会现状之为现实，是外在的，变动的。一篇作品如能搔到人性的痒处，触及人性的痛处，则虽然不曾直接反映社会现状，也不能径斥之为不现实。

　　请看崔灏的《长干行》：

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短段五绝之中，既不见社会状况，也不见唐代政局，对于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毫无帮助，但是其中有一样是真实而持久的东西在吸引着我们，那便是人性。是那女子的口吻，乡井的情谊。寂寞的旅途，男女的相吸，打动了千年后的读者，而这些超越了变动不定的社会现状，正是人性之常，一首诗能把握这样的现实，才能垂之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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