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散步地图：跟着鲁迅、戴望舒、萧红逛港岛

 

（小思）

香港文学散步地图：跟着鲁迅、戴望舒、萧红逛港岛

 

文\王俊逸

 

小思在形容“南来文人”的影响时，用了“播种”这个词，文人们来了又走，他们并不把香港当作可以长居之地，也不爱香港，但他们带来的种子留了下来。

做文学研究和资料汇编时，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卢玮銮；写散文时，她是小思。在她的著作《香港文学散步》中，小思挑选了五位在香港留下足迹的文人：蔡元培、鲁迅、许地山、戴望舒、萧红，以及四个重要地标：孔圣堂、学士台、六国饭店、达德学院，以散文串联起一幅香港文学地图。

散步包括思想散步、感情散步，眼睛看的是现在，脑海中感受的是跨越时空的“活的文化”。最终，所有读过的作品、作家的足迹、现今的建筑，在脑海中串联起一幅历史的画卷。

蔡元培：谁人还识蔡孑民

在推后两次后，我与小思终于在天后碰面。从港铁线天后站A1口一出来，就看到小思笑吟吟站在电话亭与卖衣服的小贩中间。我们坐了一路巴士，下车后沿着加路连山道往上步行，拐过一个弯道，就看到南华体育场的正门。南华体育场是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后举行公祭的地方。

1937年，抗战爆发，蔡元培带着家人南下香港养病。1938年，他撑着病体，在香港的圣约翰教堂演讲，讲的仍然是“美育”和“同情”，因他认为“抗战期间所最需要的，是人人都有宁静的头脑，又有强毅的意志”。1940年，74岁的蔡元培病逝，超过1万人聚集在南华体育场，灵车驶入时，诸人静默三分钟。如今，南华体育场与老照片中看到的开放式景象已经完全不同。围墙将整个体育场全部封闭，里面正在施工，我们只能从缝隙中窥得一点体育场内的样貌。

《香港文学散步》收录了好几位作家寻访蔡元培墓地的散记。我对照书中的描述，第二天独自前往位于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坟场位于半山腰，隔着一条大马路的对面是个渔港，无数大小渔船停泊在港口，海鸥在天空中飞来飞去。临近黄昏时，风景十分优美。

照着小思的记录，我向保安询问“资”字段的方位，保安反问：“是要找蔡元培的墓吗？”“是的。有很多人来过吗？”“每年总有一些吧，都是内地来的学生。”这里的情况已经与余光中 1970年来时大不相同。当时，诗人黄国彬打听到蔡元培墓地所在，通知余光中，他们打电话至坟场守卫处，守墓人十分无知，几经盘问，才问得“也许”他们要找的“蔡老师”的确葬于此地的消息。一群人前往祭拜后，余光中写了《蔡元培墓前》，历史学家周策纵写了《顽石》以示纪念。

我沿着台阶往上走，却迷失在大片相似的墓碑群中，好心的保安带着我来到几块绿云石拼成的一块墓碑前，上面用金色大字写着：蔡孑民先生之墓。与我一路走来看到的几位蔡姓爵士的墓碑相比，它不仅简陋，而且供奉寥寥。站在半山腰往上看，漫山遍野都是墓碑，瞬间感到一种忧郁。蔡元培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名字，不过是这成百上千个墓穴中的一个，就如同余光中在四十年前所说的，在香港，知蔡元培者已经不多，知蔡孑民者就更少了。

萧红：香港的命运跟她很像

在选入《香港文学散步》的六位作家中，小思最爱萧红。小思去东北，站在萧红的家乡，想看火烧云。足足三个钟头，当地人看了看天色，劝她不要再等，她固执地坚持着。“我最后还是等到了，看到了一朵像兔子一样的火烧云。”描写火烧云的一段出自萧红的《呼兰河传》。

她最后一部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写成，那时萧红身体极差，却写出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作品。“她从东北一路辗转，来到这个南方的小岛，回忆居然那么清晰。表示这个地方的空气也是很鼓励人家把所有的生活面放到最大，你可以回头看自己，也可以往前看。”小思说。

小思的学生李薇婷也爱萧红。“你不觉得香港的命运跟萧红很像吗？”她说，“她跟香港的命运很相似。一直在漂泊，只能依附一个又一个群体。”这突然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许鞍华为什么要拍萧红。她在某个采访中提到，“萧红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曾经以为是“女作家”的问题，现在看来，可能还有“身份的焦虑”。《黄金时代》在香港的首映式十分惨淡。学生们都去了中环“撑伞”。比起文艺，现实似乎是更重要的事。

1940年，赴港不到两年的萧红因严重肺病，在日军的轰炸声中客死香港。关于萧红病逝后的故事，其实还有一段后续。萧红的骨灰其实分了两半，一半被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一起葬在浅水湾海滨的一棵影树下，另一半骨灰被端木藏起，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一棵大树下。

浅水湾的这一半，在1957年迁到广州。另一半仍然留在圣士提反。1996年，端木去世，他的遗孀钟耀群遵从他的遗愿，找到一直有书信来往的小思，请她帮忙，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萧红埋骨之处。但当时的圣士提反女子中学仍由英国人主持，难以进入。次年，换了一位中国校长后，小思向他提出请求，终于了了端木的遗愿，将骨灰安放在大树下。现在，学校有些女学生知道了这段掌故，特地去看这棵大树，有一些人还因此对文学产生了兴趣。

戴望舒：终于能够埋骨在祖国的土地

小思在形容“南来文人”的影响时，用了“播种”这个词，文人们来了又走，他们并不把香港当作可以长居之地，也不爱香港，但他们带来的种子留了下来。1978年病逝于香港的唐君毅所谓的“灵根自植”，也是此意。

在我看来，戴望舒是《香港文学散步》中最有趣的一个。他两次赴港，前后加起来待了超过十年，却从来只把这地方当作一个暂居地。他写皇后大道附近楼梯街上的旧书市，颇有一点看不起的意思，认为香港人对书的估价很是奇怪，教人养鸡养兔这类实用书卖得最贵，那些藏家珍视的文学类书籍反而卖得便宜。他一直想要一个园子，像以前的住所一样，妻子告知他可以借用邻人的那片空地种花种草，他却含糊以对，心里想：“那不是我的园地，我要我自己的园地。”

对戴望舒来说，祖国是重要的。1942年，香港沦陷期间，戴望舒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关押入中环的域多利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存的手掌》——小思曾于1987年设法进入，拍下了许多照片，这座监狱现在已被政府列为“古迹”，进行了保护，普通人无法再进入了。

但戴望舒爱的祖国并不包括这片小岛。1949年10月，尽管哮喘已经十分严重，戴望舒仍执意北上，次年病逝于北京。叶灵凤在1957年写过一篇悼念戴望舒的文章，直接说：“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的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

戴望舒的想法，也是大多数赴港文人的想法。小思以卢玮銮之名编纂过一本散文选，题名为《香港的忧郁》，里面收录了许多文人落脚香港时描写香港的文章，很多人都把香港视为“小地方”和“文化沙漠”。香港的忧郁，其实也是小思的忧郁。

1980年代，中英谈判决定了香港回归，小思的朋友和亲人一个个移民离开本地，这成为她决心研究香港命运的契机，“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香港。我觉得很奇怪，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乡。因为移民的问题，让我知道原来有一些人对那片土地的留恋并没有那么深，有事就赶快走，没有事情就回来，那这个地方不是很惨么？如果我父母有事，我走开，他好了，有钱了，我再回来，那太可怕。所以我就越来越敏感，对于来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个地方。”

在跟小思聊天时，我常常感到她有一种“了不起的孤独”。这种了不起的孤独包括她四十年来每天阅读旧报刊，每周去一次书店，独力收集了大量香港文学的文献资料，也包括她拒绝了许多公开活动。“她明明很看重这本书，却拒绝在北京做活动，不愿意讲自己。”小思的内地的编辑陈飞雪说。

但讲香港，讲香港文学研究，小思很愿意。她很忙，却挤出了两天时间给我。离开香港文学特藏室时，老太太直直看着我说：“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里有资料，快来看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大批重要的文人曾到过香港，了解这些人在香港的踪迹和当时发表于此的文章，是填补空白的重要一环，缺了这一块，对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始终不够完整。

“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外滩画报》：你在书里用了“南来文人”这个词，这很有趣，内地做研究一般会使用“南下文人”或者是“赴港文人”，你做文学研究的立足点是什么？

小思（卢玮銮）：说起这个“南来文人”，我现在要更正。刚开始，我看到那些人的资料，比如许地山、茅盾、戴望舒、叶灵凤这些人，好像是从香港的北边来到香港，所以用了“南来”这个词。但后来这群人有一些回去，有一些死在这里，有一些去往更南的南洋。所以这个词用得不太小心，我写过一篇文章更正，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用了，就变成一个常用的词。

《外滩画报》：对的，其实也是常用的。

小思（卢玮銮）：有来就有去，他们关心的可能不是这个地方本身，而是因为种种理由才来到这里，工作完了或是要利用这个地方的机会已经完成，就会离开。如果要坚持用这个词的话，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狭义地用，没有问题，来就来了，去就去了。你刚才一问，我忽然闪了一下，为什么是来呢？因为不是从来就在这里。这也是香港的命运。我们从前常说，香港是一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割让给了英国人，让他们利用这个地方，发展他们需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一大群中国人也住在这里。所以南来的人对我们有好处，因为我们本地的人要发展，需要外来的人给我们启发或者互动。

1930年代的那些报纸上的副刊，的确是因为很多文人来到香港，参与副刊编辑，改变了它的面貌。我们不会否认南来的人对我们的帮助，他们在这里播种，之后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种子发展，对我们来说变成是重要的话题。长话短说，鲁迅回忆的时候就说那些警察对他很不满意，各种检查。也没法说到最清楚。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想大概必须再写一篇论文。

《外滩画报》：“播种”这个词很有趣。

小思（卢玮銮）：“播种”也不是我第一个人用，唐君毅先生说过灵根自植。花过飘零，花飘到这里来，下了地，变成了有生命的。外来人可以播种，我们自己也可能播种。

《外滩画报》：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

小思（卢玮銮）：对，但问题是这样的，香港本来就是一个文化、特别是文学比较单薄的城市，有个发展的过程。1930年代，在香港的现代文学爱好者都是面向上海——当然了，北京更古老一点——上海有很多殖民地，很洋化，跟香港很相像。要学的话一定是学大哥，上海那个时候在我们想来就是（文学）大哥，很多作家都认为作品登上上海的刊物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外滩画报》：你在《香港文学散步》中收录的跟编辑的对话中，多次说到很多文人到香港来，借香港的地方，是想利用这个自由的环境去发声，比如说鲁迅，他其实极不喜欢香港，觉得浸透了殖民地文化，但他仍然到香港来，在香港青年会发表演讲。昨天走了那么多的地方，感觉这是个什么都可以容得下的一个地方。

小思（卢玮銮）：当时鲁迅在中国，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很多时候都受到控制，不容易自由发声。1927年，鲁迅已经到了广州，当时又正好有一小群左派的人在一家报纸上占了副刊，宣传左翼文学，就想到要请他来演讲。鲁迅当时是左翼文学的领军人物，所以香港的殖民地政府很紧张，他演讲时，警察一直在青年会门口转来转去，各种检查。但这又很有趣，因为政府虽然不满意，虽然各种监视、管控，但还是让你讲。鲁迅到香港来讲了两天，有两篇演讲词，《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其实他关心的不是香港，而是利用香港这个可以发声的地方面向祖国。这就表示香港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外滩画报》：当时香港处在比较超然的地位吧？

小思（卢玮銮）：英国人统治的时候，它监视你、管制你，但还是可以让你发声，只要你不进入禁区就行了。申请一个演讲会很容易，三千块钱就可以注册办一个杂志。我要强调的是，鲁迅到这里来演讲，其实对香港没有太大的影响，当时只有两张报纸登了这个消息，但留下的两篇文章对中国就有很大的影响。

《外滩画报》：你书里选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现在看来也很有现实意义。你在书里提到，昨天也聊到了，选文时很重视对现代的关照。你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小思（卢玮銮）：很多人都以为我是怀旧，我在1980年代就开始做《香港文学散步》，到现在改了好几版。选文中提到的这些并不是旧的话题，更不是今天才说到的话题，是永恒的话题。这些文章现在看来还有意义，表示我们中国人一直需要这些话题。这本书最初我并不是写给内地人看，而是给不了解自己历史的香港人看。

《外滩画报》：最早是1980年代开始做的？

小思（卢玮銮）：所以你必须要注意这个年代跟我的思维的关系。

《外滩画报》：当时香港还在英国管治下。

小思（卢玮銮）：1983年开始，香港要回归的话题已经呈上了中英谈判，那个时候也是我非常敏感于香港人怎么看待回归后的身份问题。所以我关心的不只是香港了，也表示我关心将来我回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

《外滩画报》：所以最开始有计划做《香港文学散步》这本书时，的确想象过未来的读者群？

小思（卢玮銮）：有。我不是一开始就做一本书，是因为有人邀约在报纸上写散文，本来我写得不太多，一动笔我是很“功利”的，我一定会想象这些我心里的话要说给谁听，有没有用。我就把读者锁定在香港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出简体中文版，我也改过，因为现在面对的不是香港的学生，而是内地的读者。

当这本书出来后，很多人刚刚开始来香港自由行，有很多香港人都以为自由行这些游客都是来买东西，但我也看见很多内地游客带着孩子到香港大学的博物馆去看书、看资料。所以不要有固定的想法，他们可以拿着这本书来香港旅行，比如去浅水湾。当时，陈思和先生来的时候就说我要到浅水湾去看一看，所以我写这本书也是文化的交流。

《外滩画报》：我看你跟编辑的对话，说起香港有“悲剧性性格”。

小思（卢玮銮）：不是悲剧吗？从小到大都被自己的母亲割了给别人，变成别人家养大的孩子，不悲剧吗？养大之后亲生的妈妈说我要要回你，就又要回来，以为悲剧已经完结了，但是我们还是承受了好多的批评，也有一些委屈。我曾经编过一本书叫《香港的忧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来的人都把香港当成是一个小地方，没有文化，没有良好的修养，只知赚钱等等。所以香港的命运的确是忧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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