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关注广阔人生的多个层面

　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什么样的文学，假若缺乏人的深刻参与的话，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文学该如何关怀人呢？这又将内在地决定着文学的品质高低。实际上，“茅盾文学奖”还是关注了中国现实人生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有写社会变革大潮的，有写工业改革的，有写底层人苦斗奋争的，有写边远地区民族风情的，有写都市普通人的日常经验的，也有写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等等。

　　我认为，关怀人的问题始终先于关怀哪些人的问题。有道是，对弱者要关怀他们的生存，对强者要关怀他们的灵魂；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正在关怀人本身，关怀人的生存本身。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局外人》、《误会》、《鼠疫》，萨特的《恶心》、《自画像》、《苍蝇》，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审判》之所以伟大，不是由于它们在描写和审视对象的选择上高人一筹，而是由于它们诚实而深刻地面对了无论什么人的真实处境，关注了无论什么人心灵遭受的来自生活、科技、政治等的逼压、摧残与异化，人自身真实处境在这些作品冷静、肃穆的展示中触目惊心。不绕开问题，不把问题简单化，能看到问题的真相，能揭示问题的根本症结，这种关注无论什么人的姿态、眼光、胸怀体现着这些作品的价值，真切地关怀人本身是这些作品伟大的唯一原因所在。

　　在已经评出的“茅盾文学奖”作品中，以前六届为例，我以为《芙蓉镇》、《李自成》、《平凡的世界》、《尘埃落定》、《长恨歌》、《白鹿原》等等可能在读者中拥有更为广泛和稳定的影响。而一些没有获奖的作品，其影响力也丝毫不容小视，比如张炜的《古船》，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铁凝的《玫瑰门》，还有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及莫言的《酒国》，等等。也还有一些未获奖作品值得一说。如尤凤伟《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夹边沟记事》，关注了一种政治行为对以知识群体为核心的一代人心身的折磨和摧毁；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当然是报告文学了，它对最底层农民的疾苦和生存困境的关注值得关注；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关注了普通人的巨大苦难和苦难人生的简单和偶然；雪漠的《大漠祭》关注了生存本身的艰辛、顽强和苍凉；姜戎的《狼图腾》，在思想上或有明显偏颇，但它能够关注草原在人的道理和政治的道理之间的生态命运……不管这些作品关注了什么人，不管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无论笨拙还是巧妙，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不是取巧粉饰，而是尽量诚实地关注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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