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雄：那段青春记忆

余泽雄：那段青春记忆

在海滨城市一家小的造船厂，工作四年后，踏进了大学校门。1974年9月。那天，还未进入华工校园，就能看到一座高大的花岗岩石牌坊，上面写着“国立中山大学”。后来，才知道华工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归属中山大学管辖。提着行李，走在学校宽阔的东湖路上。红墙绿瓦的教学楼、实验室，古朴轩然。校道旁，绿荫扶疏，清幽舍人。校园中心的湖面，波光盈盈，遐想连翩。从没有过的感觉，兴奋、依恋、朦胧、幸福，都柔和在了一起，真难以表达。

新生报到后，也许毕业生还没有离校，腾不出学生宿舍，我们一个班25名男生，集体住在一间简陋的小礼堂，说是小礼堂，其实叫大课室，更准确一些。全班都是来自本省各地区的学生，在一段青春的时光里，走到了一起，是多么庆幸的事情。男生都住在一起，那热闹，那温存，那趣事，真少不了。记得一次，不知哪位同学，把准备要洗的衣服，搁在脸盆里，离开了一会，当回来正要洗时，却不见了衣服。于是就问其他同学，我的衣服哪去了？也没有人知道，后来这位同学，却在晾晒处，找到了已经洗干净的衣服。这分明是，另一位同学就顺便，给这位同学的衣服也洗了。虽是小事，但在同学之间，添了一丝小小的温馨。70年代，物质还比较缺乏，每天学生的伙食很单调。有时，食堂一个星期下来，都是吃包心菜，吃怕了。有一次打饭，我跟食堂的工友（那时不叫服务员）说，我不要菜，给一勺肉汁行吗？工友却不太高兴，给了半勺汁。排在后面的同学，也想要肉汁时，这位工友发了脾气，骂骂咧咧了几句，也断了同学们的“奢求”。伙食的单调，却也为我们这些青春的“馋猫”，有了想吃好点的欲望。使人难忘的，莫过于假期结束返校的那几天，生活家庭稍微富裕的同学，把家乡的特产，都带回了学校，让大家同享。有冯肈林广宁粽子，有黄桂华龙川牛筋膏，有周木珍梅州沙田柚，还有很多，都记不住了。海边来的我，自然就是海味鱼干之类的。在学生宿舍做吃的场景，至今不忘呢。丁文发，我们的副班长，兼文体委员，老家东北，广东出生长大，有着东北人的直率豪爽，却也擅长广州的美食烹调，尽管那时从家里带的，现在看来是上不了餐桌的小剥皮鱼干，可是一经他的巧手，只有一个电炉、饭盆当炊具，就把那鱼干和辣椒，爆炒得香味四溅，一大间宿舍溢满了让人嘴馋的味道。这些生活点滴，只是当年学生的小插曲，暂且不表。

尽管入学前，大家都有工作经历，可是绝大部分同学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历史原因造成，我们没能完整地读完中学课程。刚入学，要安排半个学期，补习文化课。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学完中学几年的课程，若没有刻苦和自觉是不可能的。在文化补习的时间里，有一位姓杜，教物理的女老师，齐耳的短发，白哲、细腻、秀气的面，总是带着温馨的微笑，尽管下了课，仍不厌其烦地解答同学的疑问。她教会我们知识的同时，更传授书写作业时，清晰严谨的习惯。她那句“作业书写工整，对今后工作是有帮助的，”能否称得上是经典的话，不重要，但却使我们终生受益。尽管杜老师当时的年龄比一些同学大不了多少，可是，杜妈妈的尊称，却一直留存在他们的心里了。有时，学生对老师情感的表达，在其背后更真实、更朴素，有些也附加了点俏皮、调侃色彩。教电厂热力装置课程的陈青老师，是地道的广州人，上课讲一口纯正的广州普通话，个子高，肤色黝黑，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吸烟很厉害，手指和牙齿，熏得黄黄的。但是，他和班里的男同学关系特别好，课外聊得很随和，在学生的眼里，像哥们的感觉。于是，也不知是哪位说广州话的同学，在背后给他起了个俗名，“烟屎陈”，在有些人眼里，可能不雅，也难怪，地方语言含义差别很大。可知道，广州人起这样的外号，一般是很熟、很友好的人，才会这样起名，对方不但不反感，反而也坦然接纳，这是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宽容，说不清。还有一位实验室里的老师，姓冯。平常朴素得像个农民，大热天，只穿背心西短裤、拖鞋，吃饭时间，经常看见他，拿着比学生吃饭还要大的盘子，往食堂赶。见到学生总是笑眯眯。他那不修边幅的外表，也让我们班的“愤青”们，起了个忍俊不禁的外号，“冯傻子”，不过，大家也只是在说笑时，说说，而在他面前，还是很尊重的样子。在当时，他可是研究太阳能的专家。有个暑假，我没有回家，冯老师来学生宿舍找我们，说有没有懂得烧电焊的，帮他焊一个聚焦太阳镜的支架。真的找对了，苏初成同学就行，于是，帮冯老师完成了这个件事。在那个批判“师道尊严”的日子里，我们的师生关系，并不紧张，倒还觉得融洽。但也出现过一次，师生关系紧张事件。那是教我们电工基础课的李膺春老师，大部分同学听不明白，向教研处反映了几次，依然如故。于是，学生代表找到系领导，要求换老师。教研处领导说；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讲这门课是最好的老师。但大部分同学却不满意他讲课质量，这下可真的触动了李老师。也许，学校领导做了他的思想工作，接纳了学生的意见，在后来的讲课里，大有改进，同学们的反映也算满意。三十多年了，时过境迁，拿到今天来讲，无需判个对错，客观地记录下来，也为我们曾经的年少气盛，给李膺春老师造成不快，道歉！

校园的生活，总是愉快的。那时期，学习的压力虽然不大，但同学们的自觉性却很高，每天晚上图书馆，座无虚席。课外作业不多，但预习课本内容，占用了课外大部分时间。也有测验和单科考试，成绩并不看重，因为它不影响毕业。尽管这样，并没有丝毫降低大家学习的积极性。要学到真知识，为人民服务，是那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因为，我们这代人，已经被运动荒废了读书的黄金时段，若不趁还在青春期内，挽回已失去的学习机会，那将是一个多么大的遗憾。不管在什么时候，人有了求知的愿望，就会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境界。那个时代，给大学生冠以一个叫“工农兵学员”的称号。入学前，他们都是参加了工作的人，大部分是本单位的青年精英骨干。就拿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后来也是党支部书记的莫月花来说。入学前是海南省一个县的妇联主任。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力很强悍，但大姐般的细心，却把男生管得服服帖帖。由于，生源背景，学校赋予他们更多的自行管理空间。由班级组织的社会活动，也具有一些传统教育意义。有一年的清明节，计划组织全班同学，到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要写一篇祭文，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为写好文章，跑了两天图书馆，收集背景材料，完成了祭文。在清明节那天，全班同学肃穆站在烈士墓碑前，我庄严地朗诵了自己撰写的祭文，心潮澎拜，一股豪情也油然而生。礼仪结束后，那篇祭文稿，被其他班同学要去了，要是能保留到现在，看看当时是如何的一种文思，说不定能获得一篇散文随笔。

大学三年半时间，很多事情已经淡忘，但我们居住在东5宿舍，发生的一些轶事，却很难忘记。因为这里，是同学们相处时间最长，距离最短，交流最频的地方。那段青春记忆中的喜怒哀乐，都曾经发生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班长刘伟光住的宿舍，一到晚上是人气最聚的地方了。为何？原来故事会开讲，主讲者，班里最高个子刘伟光。这位山东汉子，有讲故事的天才，什么小说看过一遍之后，基本上能把书中的故事，有声有色地描述出来，在同学自修完后回宿舍，都喜欢来他这里，解解乏。“小孩”——谢泽权，更是热心听众。有时，刚讲到精彩之处，大个子班长立马卖个关子，“欲知后事，明天分解”，把听者的胃口先吊起来。谁要求再讲一会，也不行，逐客令一出，“该干嘛干嘛去！”于是，各回各房歇息。

记得有几天，班里的小孙，情绪十分低落，眼睛也红红的。问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他就是不开口。还是书记莫大姐有能耐，和几个女同学，从小孙的嘴里撬开了秘密。原来，他父亲去世了，家里人怕影响他学习，一直瞒着他。同学知道后，自发捐钱给小孙，大约捐了几十块钱，那时候，班里有部分农村同学，每月的助学金也只有几块钱。尽管大家都很拮据，还是毫不吝啬，帮助有困难的同学。这浓浓的同学情谊，至今难忘。

校园里的青春，是那样的无忧无虑，没有算计，没有戒心，纯真可爱。学习上的紧张和压力，并没有消解大家追逐愉快的心境。五.四青年节的晚会，也是同学们最开心的日子之一。自编自演，各显乐趣。梁秉成的粤曲清唱，“小孩”（谢泽权）的武术，班里“五朵金花”的女声小组唱，刘小琼与林新华的男女声合唱，冯肈林的空翻，还有我与钱大哥合作来一段诗朗诵，自己写的拙诗“小路”，现还记于旧日记本里呢！

三十八年前的青春，既清晰，又模糊，既留恋，又淡然，有笑声，也有泪水，有激情，也有迷茫，有向往，也有彷徨。这一切都成了那段时光，最值得品味的记忆。尽管三瓜两枣，鸡零狗碎地柔和在一起，不成文章，也不要紧，能抓住几块记忆碎片，那怕不全面，但却是当时的原形和真实，就足够了。因为，我相信与我一起经历过那段青春时光的同窗学友，并不执著每件事情的细节，只求看到一副青春的水墨画，几行曾似相识的文字，若能为他们带来一点点快乐，就很知足了，我不图别的，只为明天记忆模糊了，还有一篇青春小纪帮我找回些许美好，足矣！

于2015年12月31日晚上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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