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学者小说”——论杨剑龙的小说创作

转型时期的“学者小说”——论杨剑龙的小说创作

文\李洪华（南昌大学中文系）

摘要：杨剑龙是转型时期学者“越界”写作的代表。他的小说创作既有对往昔的“历史之思”，也有对当下的“现实之刺”。他常常以学院知识分子特有的知性和理性表达出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把传统知识分子匡时济世的情怀转化为商品经济时代人文精神的坚守，并内化小说特有的精神品质，彰显了“学者小说”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历了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转型，经济体制从计划过渡到市场，思想文化由一元到多元。转型时期，商品市场逐渐成为经济社会的主导力量，这种以承认主体物质利益为前提的经济体制使得物质利益及其交换法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生存方式。在思想文化领域，旧的价值体系开始崩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迅速转型的经济体制和多元文化空间释放出诸多可能，长期维系意识形态一体化的时代“共名”开始被众声喧哗的多元化所取代。“这种多元并不只是文化类型的多元，也是价值取向、道德趋向的多元，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上的分歧和冲突。”[1]在人文批判精神和世俗价值取向此消彼长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社会地位及其人文精神在转型时期陷入空前危机。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中，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一批原本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走出书斋，“以笔为旗”，介入当下，创作出一些融理性思考和感性表达的“学者小说”，把匡时济世的情怀转化为对人文精神的坚守，并内化其小说特有的精神品质。杨剑龙正是这一学者“越界”写作的代表。

近年来，原本致力于现当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的杨剑龙先生陆续发表了《金牛河》、《清明时节雨纷纷》、《租赁男友》、《消失了的朦胧》、《凝望与叹息》、《微信时代的回忆》、《喷嚏》、《牙痛》、《卡拉不OK》、《看手相》、《性别投稿》等系列小说。这些作品笔涉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等小说四大门类，既有对往昔的“历史之思”，也有对当下的“现实之刺”，以学院知识分子特有的知性和理性表达出强烈的公共关怀意识和深刻的现实批判精神。

一、“历史之思”彰显“学者小说”理性

在一般人看来，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常常是眼高手低，长于说教，短于创作，因为理性束缚了他们的感性，书斋囿限了他们的想象。然而对于杨剑龙而言却并非如此。他不仅像其他多数学者那样，以严谨的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孜孜以求，而且还把理性之思融入诗意想象，以文学创作表达生命感悟，彰显人文情怀。《金牛河》正是这样一部以“历史之思”彰显“学者小说”理性的长篇小说。小说中，作者以独特的知青视角对当年在赣北山村亲历过的青春岁月进行了诗意回想和历史沉思。从叙事层面上来看，《金牛河》主要由两类“文革”故事组成，一是外乡排工们的“江湖”往事，二是本地小镇人的现实人生。尽管在这两类故事中不乏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中常见的苦难和悲剧，譬如，曾经的战斗英雄落魄为山野排工客死他乡；无辜商贩在批斗中不堪其辱逃亡异地；下放知青被红卫兵迫害至精神崩溃；纯真少女惨遭权贵子弟轮奸而精神失常；追求爱情的乡村寡妇当众受辱被迫害至死，等等。但是，政治伤害和人生苦难并未成为小说的叙事主题，《金牛河》扬弃了一般文革叙事的“苦难伤痕”的基调，也超越了一般知青小说“青春无悔”的主题，而是把视点下沉到生活的断层和人性的深处，既在往事的回溯中重新唤起我们对边缘乡土的诗意回想，更在历史的沉思中深入探究特殊年代的人性幽微。虽然在小说题记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献给曾在广阔天地里的知青们，这里有我知青岁月的青春印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以知青为视角却不以知青为主体的长篇小说的价值更主要在于，它给我们敞现了诸多特殊年代乡村世俗生活经验之外的诗意与哲思，并因此提供了超越新时期以来知青书写的新经验。

《金牛河》对文革叙事和知青小说的扬弃与超越显然与作者的主体身份密不可分。作为长期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杨剑龙对于曾经亲历过的青春岁月和乡村社会有着迥异于一般知青作家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沉思。小说中，牛汉国、麻大哥、大老李、宋海清等排工们的山野人生既粗鄙不羁又生气淋漓，既表现了对民间生存智慧和顽强生命力的赞美，又流露出对他们生活艰辛和命运无常的悲悯，并以此彰显出学者小说对个体生命的终极关怀。姜阿翠、梅梅、婷婷、姜疯子等小镇人物的生活遭遇和命运悲剧，既展现了特殊年代平凡人生的现实苦难，又揭示了乡村社会基层权力者的人性畸变，并以此探寻这些生活悲剧和人性畸变背后的深层历史文化成因。

在谈及“为何”及“如何”书写这段知青往事时，杨剑龙说，当年的插队生活“使我接触到另一种人生”，多年以来，“这段生活始终烙在我的心帆上”，“我总想用怎样的形式写下这些”。经过十年的思考、沉淀和尝试，他最终认为“用长篇小说来写出这段生活是比较合适的，长篇小说容纳生活的厚度和容量，可以比较全面地展现这段生活”[2]，“文学创作是一种作家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思想观照生活的过程，作家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作家对于人生的深刻体悟与思考，都通过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予以生动地展示，任何以他者的眼光与思想来诠释生活的，无论其似乎多么深刻，无论其似乎多么生动，它只不过是充当了别人的喉舌。”[3]。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学者的“理性自觉”促成了《金牛河》超越了知青小说自叙传式的感伤书写，把沉思投向了更深广的乡村大地和社会人生，并因此提供了新时期以来知青小说和文革叙事的新经验。

虽然长篇小说的形式比较适合“容纳生活的厚度和容量”，但事实上，杨剑龙的短篇小说也同样以“独特的眼光与思想”观照过去一段时期的生活，并通过“独特的方式”表达“对于生活的独特感受与理解”、“对于人生的深刻体悟与思考”。在短篇小说《微信时代的回忆》中，作者以后工业化时代的现代通讯负载着历史的沉重和命运的辗转，以退休大学老师张静媛与昔日同学之间的微信往来勾连“文革”往事和今昔之变。虽然小说中作者用“革命”、“串联”、“批斗”、“红卫兵”、“工宣队”等“文革”语汇激活特殊岁月的时代氛围，但是对历史过往的观照和人生命运的思考还主要是通过主人公钱蔚丽的生活变迁和命运遭际传达出来的。高干子女钱蔚丽一度是老师们的宠儿，宣传队的骨干。然而“文革”中，父母落难，钱蔚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被当成流氓犯受到羞辱和批斗，精神失常。“文革”后，父母冤案平反，男友冤案昭雪，钱蔚丽的病情得到缓解，大学毕业后到日本工作，并结婚生子，过上宁静平和的生活。小说中，主人公钱蔚丽的文革往事主要是借张静媛的视角来叙述的，而钱蔚丽的文革后经历则又是由其本人自述的，在这之外，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贯穿叙述始终。小说虽然采取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叙述者常常有意放弃全知全能的“特权”，而用故事内不同人物的感知替代叙述者的感知，试图更真实地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微信时代的回忆》如何体现了学者小说的审美方式：故事内人物的眼光虽然带有主观偏见和感情色彩，但能够凸显叙述的在场感和真实性，而这一内视角叙述又被统摄于具有学者身份的故事外叙述者冷静、客观的叙述之中，从而彰显出学者小说融感性于理性的叙述魅力。

二、“现实之刺”彰显“学者小说”个性

陈思和先生在谈及转型时期的创作时说：“在90年代文学界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普遍疲软的状态下，有相当一部分有所作为的作家放弃了80年代的精英立场，主动转向民间世界，从大地升腾的天地元气中吸取与现实抗衡的力量，还有的作家在文化边缘的生存环境中用个人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4]转型时期，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和消费文化语境的形成，一些日益被边缘化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分化，或迎合市场，或屈从权威，失去了关注社会的公共情怀。与此同时，逐渐失去轰动效应的文学也开始“躲避崇高”，或坠入庸常，或沉迷形式，回避了介入现实的批判精神。针对人文精神日显颓势的文学状况，杨剑龙呼吁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在这样一种边缘化的处境中，应该“摆脱知识分子的某种依附性”，“追求与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追求自己创作的个性”[5]。在《租赁男友》、《性别投稿》、《喷嚏》、《牙痛》、《卡拉不OK》、《看手相》等现实题材小说中，杨剑龙把传统知识分子匡时济世的公共情怀转化为对人文精神的坚守，以学者的敏锐和深刻洞察时弊，针砭商品时代之种种“怪现状”，并揭示其背后深藏的精神实质，以“现实之刺”彰显“学者小说”个性。

马克思认为，人们的意识常常随着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方式的改变而改变[6]。转型时期，当市场成为社会诸要素的主导力量，物质利益和交换法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商品时代的消费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在《租赁男友》中，作者以戏谑的笔调嘲讽了消费时代的爱情。女主人公姚丽丽是一位都市白领剩女，为了避免母亲没完没了的唠叨和相亲安排，竟然租赁一位男友回家应付差事。她在租赁启事中明确提出：租赁一位35岁以下未婚男性7天，要求大学文凭以上、个子1米75以上、长相清秀、谈吐得体。被租赁者以未婚夫身份跟随某女去浙江某市过年，一切开销由女方负责，被租赁者必须认真扮演未婚夫的角色，报酬人民币2万元。已有女友的男主人公陈海辉很快便成为这桩“买卖”的顾客。租赁期间，演员出身的陈海辉以假乱真地完成了“男友”角色，获得了应有的报酬。然而“合约”期满后，似是而非的“爱情”却让姚丽丽难以释怀，继续要求陈海辉“弄假成真”。在遭到拒绝后，姚丽丽向陈海辉的女友夏琳琳公开了他们的“租赁”关系。尽管“租赁”如约完成，可是“男友”却最终失去了真正的爱情。曾经谈婚论嫁的女友夏琳琳愤而离开了陈海辉。消费时代的爱情在市场流通中轻而易举地颠覆了传统婚姻伦理。从取材上看，学者小说虽也不离市井人物，但与一般市井小说不同的是，以知识学养为背景、以逻辑思维为导向的学者在观照事物时并非止于就事说事，娱乐读者，而常常是透过表象，探寻本质，启蒙大众。学者小说的这一创作指向在《性别投稿》中也得到充分体现。理发师张海涛“不务正业”地爱上了文学创作，虽然勤奋努力，也有专家赐教，但投出去的稿件却总是泥牛入海，杳无声息。屡受挫折的张海涛后来突发奇想,为自己起了一个女性化的笔名——樱子,并用粉红色的信笺向一家比较有名气的文学刊物写了一封十分女性化的投稿信，于是，出人意料的事情接踵而至：“樱子”的小说不但发表了，而且还接到男编辑热情洋溢的来信。如法炮制的张海涛很快成为“文坛新星”，并获得该刊物的年度大奖。虽然作者对张海涛的“弄虚作假”并未流露出多少针砭之意，对男编辑“心怀不轨”的嘲讽也只是点到为止，但从结尾颁奖时男编辑的尴尬举止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性别投稿”故事讽刺的是商品经济时代价值标准的缺失与迷乱，并在更深层次上揭示了知识文化界积习难返的都市“阉寺性”问题。正如沈从文在《八骏图》中所揭示的，“高等知识者自认深得现代文明真谛，却也和一个普通湘西乡民一样，挡不住性爱的或隐或显的涌动。所不同者，是乡下人反能返朴归真，求得人性的谐和；而都市的智者却用由文明制造的种种绳索无形地捆绑自己，拘束与压制自己，以至于失态，跌入更加不文明的轮回圈中”[7]。

小说家族中的微型小说如同散文家族中的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反映现实，切中时弊，以短小精悍、见微知著著称。杨剑龙的微型小说常常以学者的思想锋芒和幽默智慧剑指当下职场人生，描画各类丑陋嘴脸，揭示时代精神病症。《喷嚏》借“喷嚏”带来的不同反应讽刺官场丑行。张科长因自己的喷嚏得罪处长被降职，而李处长却恰逢局长的喷嚏极尽谄媚获升迁。同样的喷嚏，不同的心态，迥异的结局。《牙痛》借“牙痛”引发的各种流言揭示机关不良风气。李处长的牙痛本不足为奇，华科长和刘科长的幸灾乐祸也情有可原，但由此引发的流言却折射出传统文化深处的国民劣根。《看手相》借“手相”招致的人生悲剧批判权力者的人性丑恶。牛丰利因会看手相而声名鹊起，也因看手相道破牛书记隐私惹祸上身，大会受批，奖金被扣，晋级无望，最终被强行送进了精神病院。虽然命相玄学乃传统糟粕，但作者笔锋并非在此，而是借此抨击权力者公器私用的丑恶品性。这些作品虽然篇幅短，情节简，人物少，但是构思巧，内涵深，容量大。作者不但以生动的笔触活画了不同人物的丑恶嘴脸，更以批判的眼光揭示了日常生活背后的积习沉疴，这些融文化内省于现实批判的微型小说以其特有的思想力度显示出学者小说的个性魅力。

三、“学院之殇”彰显“学者小说”本性

大学不仅创造和传承学术文化，同时也凝聚和彰显时代精神。大学叙事是大学生活经验的真实表达，主要讲述的是大学人物的故事，关注的是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并由此折射出时代的精神气候。转型时期，大学不再是知识分子单纯的生活社区和精神家园，商品经济大潮及其随之而来的各种世俗化浪潮很快冲决了守护大学的院墙，世俗喧嚣中的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学院知识分子在教育产业化和高校社会化的改革浪潮中，“名正言顺”地走出学院成为世俗大众的一员。一旦市场成为联通学院与社会的桥梁，大学与学院知识分子很快便招徕了各类关注的目光。当世俗大众仍然以思想高地和精神导师的成规来打量他们的时候，大学和学院知识分子便不可避免地背负上“难以承受之重”，成为公众舆论的中心。90年代以来关于学院人物和高校生活的大学叙事小说呈一时之盛，诸如汤吉夫的《大学纪事》、陈世旭的《裸体问题》、格非的《欲望的旗帜》、阎连科的《风雅颂》、邱华栋《教授》、张者的《桃李》等，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转型时期精神“沦陷”的大学及其知识分子。

在杨剑龙的小说创作中，关于学院知识分子的大学叙事应是最具本色的书写。自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近40年的学院人生使得杨剑龙在打量大学人物、叙写学院生活时有着特别的质感和温度，多方位呈现了转型时期高校知识分子的生存困窘和精神隐患等“学院之殇”。《清明时节雨纷纷》借新闻系教授李天白及其博士生姜丽文之间的婚外恋情导致的悲剧，反映了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危机。李天白的“越矩”虽有人性的弱点，但更直接的深层原因是来自家庭的心理压抑。一心扑在学术上的苏海伦教授不仅疏忽人妻职责，而且还经常以学术优势压制和嘲弄丈夫。苏海伦教授虽然成为了事业上的强者，但却在婚姻家庭上失去了更多的人生。李天白与姜丽文两情相悦，婚恋自由，本无可厚非。然而，即便是改革开放的转型时期，在强调为人师表的学院内部对于“不逾矩”的传统儒家伦理仍然有着格外的要求。学校纪检部门的批评处分，妻子苏海伦锲而不舍的报复，学术竞争对手耿迪昌教授的借题发挥，校内外沸沸扬扬的舆论压力，李天白与姜丽文的悲剧终于在所难免。姜丽文因伤害苏海伦被判刑入狱，李天白因心灰意冷跳楼自尽。小说中对有妇之夫李天白与学生姜丽文之间婚外恋的描写虽也偶有“越轨”笔致，但很显然，在作者看来，这场转型时期大学校园内有些司空见惯的师生恋本身并无多少引人注目之处，而导致其产生的深层缘由以及由此事件所衍生出的一系列“学院式”反应才真正发人深思。杨剑龙的大学叙事不仅贴近学院鼻息，而且深入学院内里，经由外部生活表象揭示其内里复杂的心理成因。在《凝望与叹息》中，作者借一位不甘于英年早逝的大学教师的独特视角，反映了商品经济时代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尴尬和心理隐患。同为大学教师主人公夫妇，都令人叹息地英年早逝。近年来，学院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和心理隐患常常引起各方关注。家庭问题、工作压力、情感危机等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都在不同程度上蚕食学院知识分子的身心健康。小说中，躺在殡仪馆里的“我”对自己的英年早逝心有不甘，以“凝望与叹息”当方式追问自己的死亡原因。在妻子病逝、儿子辞职、孙女上学、职称评定等各种现实烦恼之外，给“我”致命一击的是与干女儿王雪荫有悖伦理的“性丑闻”事件。令人吊诡的是，小说中作者对“我”关于王雪荫的蓄谋猜测未置可否，却对“我”在性冲动过程中的心理和细节辗转铺陈，不惜笔墨，其叙述动机和深层用意不难明了：对于长期身处相对封闭而单调的学院生活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商品经济时代的竞争压力和欲望诱惑双重夹击下的生存困窘和心理重负不容忽视。

杨剑龙大学叙事的本色化书写不止是表现在学院生活的质感和温度，而且还体现在学者小说特有的知识蕴含和书卷气质。文学作品的知识蕴含不仅由创作主体的知识结构所制约，还由题材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所规定。学院生活是蕴含着丰富知识的生活，大学生活小说的知识蕴含是由大学生活的内容特点决定的，应该成为大学生活小说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近年来，虽然反映学院生活的大学叙事小说并不少见，但是真正写出独具大学知识蕴含的成功大学叙事作品却并不多见。即使是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大学题材小说，也常常只是津津乐道于大学黑幕和欲望故事，而对学院人物特有的行为方式和精神气质视而不见，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具有时代精神的大学生活主体。杨剑龙的大学叙事则在知识蕴含方面彰显了大学生活特有的审美情趣。在《清明时节雨纷纷》、《凝望与叹息》和《消失了的朦胧》中，作者不但正面描写了课堂学习、学术会议、论文答辩、职称评议等具有学院本色的主体性生活，而且还通过学院人物富有知识蕴含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刻画了具有书卷气质的学院人物。《清明时节雨纷纷》中，新闻系教授李天白与化学系教授苏海伦夫妇之间的生活矛盾中常常交织着各自学术专业特色。譬如在日常争吵中，苏教授常常会翻着白眼嘲弄地问丈夫：“大陆有新闻吗？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大陆大多是狗咬人的新闻！”自认为学术知名度超过丈夫的苏教授，不但对新闻学专业带着有色眼镜，而且对丈夫的学问也颇为不屑。这种学术歧视当然引起李天白的愤愤不平，况且他挣的钱也比苏教授多。文人相轻的传统积习在这对学者夫妇之间最终演变成了家庭危机。《凝望与叹息》中的主人公夫妇给儿子设计的未来是“专家、学者、名教授”，然而不愿固守大学清贫的儿子却违背“父母之命”辞职从商，这对大学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知识分子的观念冲突。前辈学人信守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人格，后辈知识分子遵循的是商品经济时代的“变通”法则。知识蕴含所凸显的学院趣味在《消失了的朦胧》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患有眼疾的美术系教授华一帆一度受到同行和学生的推崇，他的作品“以一种独有的朦胧美构成其独特的意境，以其色彩运用的大胆与奇特，打破美术界传统的审美观念”，“具有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体现出一种生命的张扬与生动，洋溢着现代派的意味”。然而，华教授在摘除白内障以后，心态和事业却发生了逆转，“一切原先在他眼前模模糊糊、朦朦胧胧的都变得十分清晰了，他原先以想象去填补朦胧美，现在却没有了美感，他原先认为美的事物，现在却变得十分丑陋了”。显而易见，这些符合人物身份的学术话语大大丰富了作品中的知识蕴含，凸显了学院生活的特有情趣，丰富了小说的审美空间，提升了作品的思想境界，散发出浓郁的书卷气息，从而彰显出学者小说的魅力。

若干年前，王蒙曾在《读书》杂志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作家忽视学问知识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说，尽管有些作家在生活经验基础上能够写出优秀的作品，而许多学富五车的学者写不成小说，但是绝不能认为“搞创作不需要学问”。因为“光凭经验只能写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经验的东西”，“很难持之长久”，“只有有了学问，用学问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经验，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体……从而不断开拓扩展，不断与时代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8]。当然，王蒙同时也对一些学者鄙薄创作实际表达了同样的遗憾。今天看来，王蒙这番关于学问与创作关系的中肯之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缺乏学识的作家必定是狭隘的，其创作难以达到应有的深度和高度，而忽视创作实际的文艺学者也肯定只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因此，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转型时期杨剑龙等人的学者小说创作具有了特别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意义。

原载《当代文坛》2015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戚万学：《多元文化背景中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人民教育》，2011年第22期。

[2]杨剑龙：《金牛河·跋》，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225页。

[3][5]杨剑龙：《独立人格的追求与文学创作的个性》，《钟山》，1999年第4期。

[4]陈思和：《知识分子精神的自我救赎》，《文艺争鸣》，1999年第5期。

[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70页。

[7]未果：《说中国人的阉寺性》，《中国作家网》，2010年5月23日。

[8]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读书》，198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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