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灵感卡片”

纳博科夫的“灵感卡片”

有些作家搭建世界时，习惯从一个又一个俗词开始；而有些作家则习惯拼　接一张又一张卡片。俗词是概念、套话、冗语；卡片则是印象、情绪、生命。纳博科夫的写作秘密就像他钻研蝴蝶一般，把想到的记在卡片上，许多人物躲在那些卡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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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评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纳博科夫必然当选。他是那类作家中的作家，才华横溢，公认的文体大家。纳博科夫一生特立独行：

“ 我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我不钓鱼，不烹饪，不跳舞，不吹捧同行，不签名售书，不签署宣言，不酗酒，不上教堂，不做心理治疗，不参加示威游行。

同样，如果要评选一位二十世纪最热爱卡片的作家，非纳博科夫莫属。

就是这样一位超一流作家，在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里，毫不掩饰自己对卡片的偏爱。试看三例：

“ 例1：BBC电视台（1962）BBC：您怎样进行写作？您的创作方法是什么？纳博科夫：我现在发现索引卡片真的是进行写作的绝佳纸张，我并不从开头写起，一章接一章地写到结尾。我只是对画面上的空白进行填充，完成我脑海中相当清晰的拼图玩具，这儿取出一块，那儿取出一块，拼出一角天空，再拼出山水景物，再拼出———我不知道,也许是喝得醉醺醺的猎手。

例2：《花花公子》（1964）《花花公子》：您能再给我们说说实际的创作过程吗？如萌发写一本书的想法，是因为读了一些随手写下的笔记，还是因为一部正在写的作品的片段？纳博科夫：不说也罢。没必要对胎儿做探究性的手术，但我可以说点别的。这个盒子装着卡片，上面有我近来在不同时间写的笔记，而我在写《微暗的火》（PaleFire）时又搁在一旁。这是一小沓弃之不用的卡片。

例3：《巴黎评论》（1967）《巴黎评论》：您能说一下您的写作习惯吗？您按事先准备好的大纲写吗？您是从一章到另一章跳着写，还是按顺序从开头写到结尾？纳博科夫：作品的构思先于作品本身。就像玩字谜游戏，我随意在空白处填写。我在卡片上写下这些段落，直到完成整部小说，我的写作计划是灵活的，但我对写作工具则相对讲究：横格的布里斯托卡片、削得不太尖的橡皮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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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们这类超一流作家为什么偏爱使用卡片来写作？卡片写作背后的认知科学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一位作家写作的基本流程来梳理：阅读、写作与修改。

首先，用卡片来组织阅读心得，能帮助作家们更好地记忆。其次，用卡片来写作，能够帮助作家们提升创意密度。最后，基于卡片修改文章，能够改善作家们的远距联想能力。

为什么写读书卡片或者读书笔记，会更容易提升记忆？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在这里，需要介绍认知科学最新研究进展，超出多数人常识的一个原理：必要难度。

如果我们将人的大脑粗陋地比喻为一块硬盘。假设你的每次记忆，都是往这块硬盘中写入内容。我们可以近似地将人的记忆想象成无限容量，但是这些硬盘上的资讯会相互竞争。人的记忆有两种基本机制：存储与提取。

以前，人们的常识以为，记得越快，就是学习效果越好。简而言之，存储越容易，提取就会越快。但是近些年，最新实验发现了与常识相反的结论：存储与提取负相关。

也就是说，存入记忆容易，提取出来会不容易；反之，如果你有些吃力地存入，那么，提取会更牢靠。比如，我们的常识是要在课堂上记笔记。但是必要难度原理建议，别在课堂上记笔记，老师边讲边记笔记，你会听得太明白，写入太容易，但是大脑那块硬盘未来会不易提取出来。过些日子，多数遗忘。反之，如果我们略微增加一下写入难度，比如晚上回到宿舍或者第二天再写笔记，这样未来提取会更容易。也就是，你有些困难地存入，会记得更好并真正学会。

纳博科夫这类超一流作家，无不是通过自我修炼，无意中掌握了必要难度原理，所以，他们往往不会当时写笔记，而是时隔几个小时左右，再回去默写读书笔记或者写日记。所以当记者问纳博科夫是否坚持长期写日记时，纳博科夫回答：“我是一个记忆力很差但热衷于记忆的人；我可以非常清晰地回想起景色、姿势、语调，以及无数的具体的细节，但记不住姓名和数字。”

其次，用卡片来写作，为什么能够帮助作家改善创意密度？这是善用大脑特点。一般作家是摊开一个长长的Word文档，纳博科夫眼前则是小卡片。同样的心力，前者会将其分散到三千字上，后者聚集在更少内容上，创意密度更大，所以纳博科夫的文章常常妙语连珠。

当记者问：“您如何看待美国文学？”纳博科夫回答道：“每代很少有两三个真正的一流作家同时存在。”超一流作家普遍意识到同一历史周期，只能诞生有限数量的天才。天才是什么？对纳博科夫来说，天才必须用俄语来发音———Geniy，发音低沉，充满敬畏之意。因此，他们小心翼翼，“仔细研究历史上对手的作品，包括上帝的作品”，将自己的才华与心力压缩到一张小小的卡片中；与之相反，平庸作家，则挥霍才华，将原本一张卡片的内容，稀释到一本又一本书上。

作家拖稿，举世公认。阿兰·德波顿说：“当作家无所谓文章写得好不好，而是怕交不出稿子时，他们才开始动笔。”如果作家启动写作的思路有“我要写一本书”与“我要写好一张卡片”。显然，两者的认知负荷大不一样，后者更容易打破行为瘫痪，避免写作拖延。

最后是修改。作家如建筑师，用词汇去设计斑斓多彩和形式各异的建筑。当你将作家理解为建筑师，你就明白，为何每次盖房子，比起从水泥等粗活干起，直接用预制材料来搭房子会更快更稳。普通人每次写作在干粗活，纳博科夫等则是拼接卡片。我们的大脑，一方面先天具备贪婪的模式处理能力，当看到一幅未完成的，缺了一条边的正方形，我们会试图补上；然而另一方面，创作性却常在于远距联想能力。好作家应当创作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纳博科夫如是说：“想象是记忆的一种形式。意象取决于联想的力量，联想则由记忆提供和促动。”所以大脑的模式处理能力与创意需要的远距联想能力，构成了写作的基本矛盾。

当纳博科夫修改稿件时，打乱不同卡片顺序，在玩一个以卡片为基础的拼图游戏，而常人修改稿件时，还是在一个词汇、一个句子地修改。相对一般写作者来说，纳博科夫们从词汇到卡片，再一次，激发了远距联想能力的可能性。

“ 例4：《花花公子》（1964）

《花花公子》：您怎么会想到记录和收集这些互不相关的印象和材料？

纳博科夫：我所知道的是，在一部小说写作初期，我很想储备一些稻草、绒毛、衔些小石子，没人知道一只鸟对它未来的巢和巢里的蛋有多清晰的设想，或者鸟压根就不去设想。我写小说从不从头写起，我写第四章前还没写到第三章，我没有义务按顺序从这一页写到下一页；不，我这儿挑一点，那儿挑一点，直到填满纸上全部空白。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卡片上写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当整部作品完成，我稍后再给这些卡片编号。每张卡片改写过多次。大约三张卡片可以打出一页纸。

所有上述认知科学原理：必要难度、创意密度与远距联想能力，都反映了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组块。什么是组块？在认知科学中，为了方便记忆，我们把一些需要记忆的东西加以分类或加工使之成为一个小的整体，就称之为组块。卡片就是相对传统写作的“词汇”、“段落”来说，更大、更便于记忆、更有意义的一个组块。对它来进行记忆、创作与修改，而非对最原始的词汇进行记忆、创作与修改，是超一流作家掌握的写作秘笈。

超一流作家偏爱卡片，习惯同样来之不易。在纳博科夫年轻时，他像每一位青年作家一样，只是用练习本写。当他38岁时，开始写《天赋》（TheGift）时，他突然开悟了，改用卡片写作。

“ 例5：《威斯康星研究》（1967）

在30年代后期，我开始写《天赋》，也许是需要许多的笔记，我就改用另一种方法，也更实用的方法———用橡皮铅笔在索引卡片上写。因为我向来在一开始就对整部小说有一种奇妙而清晰的前瞻，我发现卡片用起来尤为方便，因为不必按照章节的逻辑顺序，而可以在小说的任何一个部分进行替换，随时填补空白，我恐怕和柏拉图混淆起来，我并不在意他，但我确实认为，就我的情况来说这是真的：整部小说，还没写，就似乎在另外的某个空间完美地准备好了。有时清晰，有时模糊，我的工作就是尽量把我所理解的写出来，尽可能准确地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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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位卡片上万的超一流作家背后，必有一位默默整理卡片的人，正如杨绛之于钱钟书，薇拉之于纳博科夫。

“ 例6：《巴黎评论》（1967）

《巴黎评论》：“您能说一下您夫人跟您的合作吗？”纳博科夫：“她是我的顾问和法官，……我的所有短篇和长篇小说，我都至少对她读两遍。她打字的时候要重读这些作品，清样出来后要进行校对。”

杨绛与钱钟书，薇拉与纳博科夫。棋逢对手、一生坚守。不同文化，同样一个关乎爱与创造力的故事。正如低调的钱钟书在《写在人生边上》扉页用“赠予季康”来表达对杨绛的爱一样，纳博科夫能做的就是，在一生每本书的扉页写上：献给薇拉。

美国国会图书馆与康奈尔大学都收藏有纳博科夫的卡片。遗憾的是，纳博科夫将《洛丽塔》草稿阶段的卡片全部毁掉，只保留了大约100张准备阶段的卡片。纳博科夫晚年最后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是《劳拉的原型》。因为作品并不完美，在遗嘱中他同样要求销毁这部作品。然而幸运的是，在瑞士银行的保险箱里保存了30多年后，这份写在150张卡片上的神秘手稿终于面世，并于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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