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献给阅读与虚构的赞辞

略萨：献给阅读与虚构的赞辞

我五岁那年学会了阅读，当时我住在玻利维亚的科恰邦巴市，在拉萨耶学校胡斯蒂阿诺修士的课堂上学会了读书识字。那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直到今天，将近七十年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自己初次领略阅读的魔法时，感觉有多么神奇。书中的文字化作奇异的图像，丰富了我的生活：它打破时空的藩篱，让我与尼摩船长在海底一起走过两万海里的航程；我跟达尔达尼昂、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密斯并肩作战，在阴险的黎塞留掌权时期，粉碎了危及皇后的种种阴谋；我也曾化身冉阿让，背着昏迷不醒的马吕斯，在巴黎的下水道中蹒跚而行。

阅读变梦幻为生活，变生活为梦幻，把文学的宇宙带到当年那个小男孩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母亲说，我最早写下的东西就是为我读到的故事续写结尾，因为我总因为故事结束而悲伤，也有的时候，我不喜欢故事的结局，于是动笔改写。这也许是我一生都在做的事情，只是我没有意识到：随着我长大、成年、衰老，我一直都在不断续写那些曾让我的童年充满欢乐和冒险的故事，让它们在时光中不断延伸。

我希望我母亲今天能在这里，她是一位会因为内尔沃和聂鲁达的诗句潸然泪下的女人；我也希望我的外祖父佩德罗能在这里，他有一副大鼻子和亮光光的秃脑袋，对我写的诗总是赞不绝口；还有卢乔舅舅，他曾热切地激励我全身心地投身写作，尽管在当时，在那样一个国家，文学给她的献身者的回报是那么菲薄。我一生中总有这样的人站在身边，他们爱我，鼓励我，感染我，在我心头充满疑虑时给予我信心。是他们，当然还有我的固执和一些运气，让我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献给写作——我的激情、嗜好和奇迹。写作创造出与现实平行的生活：它在噩运面前庇护我们；它把出奇的变为自然的，把自然的变为非凡的；它驱散混沌，让丑的变美，让瞬间成为永恒，让死亡成为从我们身边经过的一幕奇观。

写故事并非易事。当我提笔把脑海中的想法付诸文字，构思便在纸上枯萎，线索和画面无力向前。我怎样才能让它们重新焕发生命？幸运的是，我可以向大师们学习，追随他们的榜样。福楼拜告诉我，天才来自坚韧的自律和长久的耐心。福克纳让我懂得，形式——文笔和结构——既能让你的主题熠熠生辉，也能让它干瘪贫瘠。马托莱尔、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康拉德和托马斯·曼教给我，小说的规模和雄心跟手法和布局一样重要。萨特更是以他的名言——“语言就是行动”——告诉我，当小说、戏剧或文章致力于探讨当下问题并提出更好的选择时，它们能够改变历史的走向。加缪和奥威尔让我明白，剥除了道德维度的文学是非人的文学。马尔罗让我看到，英雄精神和史诗不仅存在于阿尔戈英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的年代，也存在于今天。

有些作家给了我一些启发，有些作家让我获益良多，如果我在这里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那无以计数的重重身影将把我们带入浓重的黑暗。他们不仅向我揭示讲故事的秘密技巧，还引领我探索人性的无底深渊，让我既对人性中深藏的英雄的种子肃然起敬，又在人性的野蛮与凶残面前恐惧战栗。他们是我最感激不尽的朋友，是他们唤醒了我的天职，他们的书让我发现，即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存在着希望，哪怕仅仅为了阅读、为了幻想故事，我们也应该努力活下去。

我以前时常会有疑问，在我的国家，写作是否是一件过于沉溺于自我的奢侈行为？以前在我的国家，穷人和文盲很多，社会充斥着不公正的现象，极少有人阅读，文化只是少数人的特权。但这样的疑问从未扼杀我感觉到的召唤，我始终坚持写作，即便在我最困顿的时期，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工作吞噬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也从没停过笔。我相信我做得对，因为，如果只有在实现了自由、繁荣、公正和高度文明的社会里文学才能蓬勃发展，那么文学就永远也不会出现。而事实却是，恰恰因为文学，因为她所塑造的意识，因为她所激起的愿望和渴望，因为我们从美丽幻想中归来后，在冰冷现实面前的觉醒，今天的人类文明，才不像文明的发端时期——当第一个讲故事的人开始用寓言为生活赋予人性时——那么残酷。如果没有我们读过的那些好书，我们的处境会更糟，我们会更加顺服、屈从、安于现状，而作为进步引擎的批判精神根本不会存在。阅读像写作一样，是对生活中的缺陷发出抗议。当我们在虚构中寻找生活中缺失的东西时，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明确地说出来，甚至不需要清楚地意识这一点），生活没有满足我们对绝对价值——这是人类处境的基础——的渴望，生活应该更好。我们编织虚构故事，是为了在几乎没有任何生活的时候，去经历种种我们想要过的生活。

没有虚构，我们就不会那么清晰地意识到自由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当生活被暴君、意识形态或宗教教条践踏时，我们就意识不到自己生活在怎样的地狱里。文学不仅能让我们沉浸在美与欢乐的梦想中，还让我们对各种压迫保持警觉。那些对此有所怀疑的人不妨问一问自己：那些处心积虑地想把公民的行为从摇篮到坟墓牢牢控制起来的统治者，为什么总是对文学恐惧万分？他们甚至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制度来压制文学，还密切监视独立作家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知道，任凭想象在书中自由徜徉是多么危险；他们知道，当读者把虚构呈现出来的自由——使文学成为可能的自由和文学所描述的自由——跟现实的愚民政策和恐怖政策放在一起比较时，虚构将发挥怎样的煽动力。无论作家是否愿意，是否自觉，当他们编织故事时，他们总会让不满蔓延，总会向人们揭示：世界被弄得一团糟，幻想的生活比我们日常的例行生活更丰富。事实上，这样的看法一旦在民众的感受和意识中扎根，民众就变得难以操纵，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刑讯官和监狱长的谎言，不再轻易相信牢狱中的生活更好、更安全。

优秀的文学作品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座桥梁，让我们一起享受、痛苦、惊讶，跨越语言、信仰、习惯、习俗和偏见的障碍，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当大白鲸让亚哈船长葬身大海，在东京、利马、廷巴克图的读者都会扣紧心弦，与船长并肩战斗。当爱玛·包法利吞下砒霜，安娜·卡列妮娜纵身跳向列车，于连·索黑尔攀上绞刑架，当《南方》中的那位城市医生胡安·达尔曼走出潘帕草原上的小酒馆，面对流氓的匕首，或者当我们意识到佩德罗·巴拉莫居住的科马拉村的所有居民都是亡灵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同样的战栗——无论你信仰佛祖、孔子、基督、真主，还是不可知论者，无论你穿夹克、打领带，还是穿斗篷、和服、灯笼裤。文学在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创造出共同的纽带，无知、意识形态、宗教、语言和愚昧在人与人之间树起的藩篱在文学面前黯然销隐。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恐怖，我们这个时代的恐怖是狂热分子，是自杀式恐怖分子，他们是一个古老的种群，相信可以通过屠杀赢得天堂，相信无辜者的血可以洗去集体的耻辱，可以匡扶正义，为虚假的信仰赋予真理。每天，全世界都有无数受害者成为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的牺牲品。集权帝国崩溃后，我们曾相信，共存、和平、多元价值体系和人权将日益巩固，大屠杀、种族灭绝、侵略和毁灭性战争将成为历史。然而，事情并未如我们所愿。在宗教狂热的刺激下，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野蛮以新的形式再度猖獗，我们无法忽视这样的事实：任何一小股自诩救世主的疯狂势力都有可能制造一场核灾难。我们必须面对他们、阻止他们、击败他们。这些人为数不多，但他们的罪行发出的喧响回荡在整个星球，他们制造的恶梦以其恐怖压迫着我们。我们不能容许自己受到这样的人的胁迫，不能容许他们把我们在漫长的文明进程中获得的自由夺走。我们必须捍卫自由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尽管有其局限，但它始终都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意味着共存、宽容、人权、法制、尊重批评、自由选举以及政权和平更替，总之，它意味着任何让我们脱离野蛮、向文学虚构出来的完美生活靠拢的东西——尽管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那种完美的生活，那种生活我们只配在创造、写作和阅读中拥有。我们必须去面对那些凶残的狂热分子，以此来捍卫我们梦想的权利和实现梦想的权利。

我年轻时像我这一代的很多作家一样，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剥削和社会不公在我的国家、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愈演愈烈，我相信社会主义是解决问题的药方。然而中央集权和集体主义最终让我幻灭，让我向着民主和自由的立场转变——这是我如今仍然努力坚持的立场。我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转变过程。我亲眼目睹自己热情支持的古巴革命最终变为苏联模式，成为专制的垂直权力系统；我听到了逃出古拉格铁丝网的异见分子的证词；我看到了华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系列历史事件逐步促成了我的转变。我的转变也仰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雷蒙德·阿隆、让-弗朗索瓦·勒维尔、以赛亚·伯林和卡尔?波普尔，通过他们，我重新认识了民主文化和开放社会的价值。当西方知识分子要么出于轻率、要么出于机会主义而臣服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咒语，甚至拜服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巫术时，这些思想大师表现出清醒的头脑和非凡的勇气，成为我们的典范。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巴黎，因为法国文学在我眼中绚烂无比。我相信，住在巴黎，呼吸着巴尔扎克、司汤达、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呼吸的空气有助于让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作家；而如果不离开秘鲁，我就会永远是一个只在节假日写作的业余作家。事实上，法国和法国文化的教导让我终生受益。比如，她让我懂得，文学既是一种训练、一份工作、一种坚持不懈的态度，也是一种召唤。我居住的法国，是萨特和加缪还活着，还在写作的法国，那也是尤涅斯库、贝克特、巴岱伊、齐奥朗的时代，人们发现了布莱希特的戏剧和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约翰·维拉尔的国民剧院和让·路易斯·巴劳特的音乐厅，新浪潮和新小说，安德烈·马尔罗的演讲和他那优美的文学篇章，那里还有当时全欧洲最富戏剧色彩的壮观景象——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和他那奥林匹亚山神般的雷霆威严。但我最应该感谢法国的，是她让我认识了拉丁美洲。到了法国我才发现，秘鲁是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将这个共同体维系在一起的是历史、地理、社会和政治问题、特定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所说所写的那种美妙的语言。就在当时，这个共同体正在产生一种新的震撼人心的文学。我在法国读到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卡布列拉·因方特、鲁尔福、奥内蒂、卡彭铁尔、爱德华兹、多诺索以及很多其他作家，他们带来了西班牙语叙事文学的革命性变化，正因为他们，欧洲和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人才认识到，拉丁美洲并非只有此起彼伏的政变、暴君的闹剧、满脸络腮胡子的游击队员、砂槌伴奏下的曼波和恰恰舞，拉丁美洲也是孕育思想、艺术形式和文学幻想的土地，这些文学幻想超越了风景如画的拉丁美洲，说着任何人都听得懂的语言。

从那个时代到今天，拉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尽管她也曾遇到过挫折，滞步不前，正像塞萨尔·巴列霍在一首诗中所说，“现在，兄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天，拉美的独裁者比以前大为减少，只剩下古巴和它承认的追随者委内瑞拉，还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这类滑稽的伪民粹主义的所谓民主政权。而在这片大陆的其他地区，民主政体在正常运转，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在巴西、智利、乌拉圭、秘鲁、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墨西哥和几乎所有中美洲国家，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左翼和右翼，它们代表着法制，代表着自由的批评、选举和政权更迭。这是正确的道路，如果我们能坚持这条道路，不断跟暗地滋生的腐败做斗争，继续与世界相融合，拉美就不再是寄希望于未来的大陆，而是把希望变成现实的大陆。

我在欧洲从未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其实，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住过的所有地方，无论是巴黎、伦敦、巴塞罗那、马德里、柏林，还是华盛顿、纽约、巴西，或者是多米尼加共和国，我都觉得像是在自己的家乡。我总能找到一个“窝”，让自己在其中安静地生活、工作、学习、孕育梦想，我还可以找到朋友、好书和写作题材。我不经意地让自己变成了一位世界公民，但这似乎并没有削弱我的“根”：我与我的祖国的联系。我的世界公民身份应该没有对它产生严重的影响，如果有，我在秘鲁的经历就不会继续哺育我身上的作家的生命，它们就不会一再出现在我的故事中——即便我的有些故事显得与秘鲁相去甚远。我相信，长时间远离我的出生地反而加强了我与她的联系，让我获得了更为清晰的观察视角，也为我带来了怀旧的情感，而怀旧能让我把修饰与实质分开，并一次次唤起我对往昔的回忆。对自己出生的祖国的爱不可能是一种强加的义务，就像所有其他类型的爱一样，它是心灵中自发的爱，就像把情人、朋友、父母和孩子结合起来的那种爱。

无论我去往何方，秘鲁始终在我心灵深处，我在那里出生、长大、逐渐生成自己的生命形态，那段童年和青年岁月塑造了我的性格、锻就了我的使命，我那里爱过、恨过、享受过、痛苦过、梦想过。发生在秘鲁事件总比其他地方的事件更能影响我、打动我、激怒我。我没有特意希望如此，也没有刻意为之，但事情就是这样。我的一些同胞指责我叛国，而在秘鲁最后一位独裁者执政期间，我险些失去了我的秘鲁公民身份，因为我当时呼吁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对秘鲁独裁当局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这是我对独裁统治的一贯态度，无论是对皮诺切特和卡斯特罗，还是对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朗的伊玛目、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缅甸的军政府。如果将来秘鲁再度发生政变，再有人妄图消灭我们脆弱的民主制度——但愿命运不会这样安排，也但愿秘鲁人再也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仍然会这么做。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心怀怨恨的人在感情用事，只有三流文人笔下那些只知道从自己的可悲立场看问题的人才会这么做。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相信，对于一个国家，独裁意味着绝对的恶，它是残酷和腐败的源头，它造成的创伤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愈合，它毒化民族的未来，在国民中养成恶劣的习惯和做事方法，这些恶习会影响几代人，让民主重建迟迟不能到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毫不犹豫地抗击独裁，动用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然而非常遗憾，民主国家的政府非但没有跟那些勇于同独裁政权抗争的人（比如，古巴的“白衣妇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昂山素季和LXB）站在一起，把他们的抗争当作共同的事业，反而经常跟迫害这些勇士的政权达成默契。这些勇士不仅在为自己的自由而战，也在为我们的自由而战。

何塞·玛利亚·阿尔盖达是我的一位同胞，他把秘鲁称为“所有血统的熔炉”，我认为这是对秘鲁的成分的最好描述。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每个秘鲁人身上包含的东西，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每个秘鲁人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传统、种族、信仰和文化的汇集。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是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原住民的后裔，他们编织的纳斯卡织布、帕拉卡斯羽毛斗篷，他们制作的摩西干或印加陶器，如今都陈列在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里；他们建造了马丘毕丘、大奇穆、昌昌古城、库埃拉普、西潘，还有女巫、太阳与月亮之神的葬身之地。我也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他们仗剑骑马，用马鞍袋给秘鲁驮来了希腊、罗马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带来了文艺复兴、塞万提斯、克维多和贡戈拉；也带来了粗糙的卡斯蒂利亚语，而安第斯山让她变得甜美。跟西班牙一起到来的是非洲，非洲以她的力量、音乐和沸腾的想象丰富了秘鲁的多样性。我们只要稍加探究就会发现，秘鲁就像博尔赫斯笔下的阿尔法，是整个世界的小小缩影。这个国家没有单一的身份，因为她拥有所有的身份——这是怎样的殊荣！

像一切征服一样，对美洲的征服也充满了残酷和暴力。我们在批判这段征服史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对原住民大肆掠夺、犯下种种罪行的人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曾祖父、高祖父，是那些来到美洲、在美洲定居下来的西班牙人，而不是留在西班牙本土的人。因此，为了公正起见，对征服史的批判应该是一种自我批判。因为当我们两百年前摆脱西班牙王国的统治、获得独立之后，那些获得了对前殖民地控制权的人并没有让印第安人获得解放，没有弥补以往的过失，而是继续像以前的西班牙征服者一样，贪婪而残忍地压迫印第安人，在有些国家，新成立的政权甚至对印第安人赶尽杀绝。让我们毫不隐晦地承认这一点：两个世纪以来，解放原住民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任务，然而我们却没有完成。这是整个拉美地区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每个国家都参与了这耻辱的历史，没有例外。

我像爱秘鲁一样爱西班牙，我对她的欠负就像我对她的感激一样深重。如果不是西班牙，我不可能站在这个讲台上，也不可能成为一位知名作家，我也许会像我的很多不那么幸运的同行一样，徘徊在炼狱中：没有好运和出版商，没有读者和文学奖，他们的才华只是悲哀中的一丝慰藉，他们作品的价值也许只有等待后人来发现。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在西班牙出版的，我获得了我难以与之匹配的名声，而我的朋友卡洛斯·巴拉尔、卡门·巴尔塞尔和其他很多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把我的故事介绍给更多读者。当我险些失去我在自己祖国的国籍时，西班牙给了我第二个国籍。我是持有西班牙护照的秘鲁人，我从未感到这两者之间有丝毫冲突，因为我始终觉得，西班牙和秘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决不仅仅存在于我这个小小的个人身上，它也是存在于历史、语言和文化中的基本现实。

我多年生活在西班牙的土地上，在这些岁月中，我最闪光的记忆是1970年代早期，我在心爱的巴塞罗那度过的五年时光。当时佛朗哥的独裁政府仍然当权，而且还试图加紧控制，但他们的统治已经是千疮百孔的化石，尤其在文化领域，已经完全不能像以前那样能控制局面。到处都是裂缝和漏洞，审查官员应接不暇。西班牙社会通过这些缝隙吸收新观念，阅读新书，了解新思潮，接触到种种在当时被视为颠覆思想的遭到禁止的艺术形式和艺术价值观。在这一开放潮流中，没有哪个城市像巴塞罗那样独占鳌头，在思想和创作的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时期。巴塞罗那变成了西班牙的文化首都，即将到来的自由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巴塞罗那也是拉美的文化中心，众多拉美画家、作家、出版商、艺术家涌向那座城市，有人常住，有人在巴塞罗那和自己的国家之间往返——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想成为诗人、小说家、画家或作曲家，你就必须去巴塞罗那。对我来说，那段难忘的岁月意味着同志情谊、友情、构想和丰富的文学创作。巴塞罗那就像曾经的巴黎，是一座巴别塔，一座世界之都，激荡着人们的生活和创作热情。在那里，内战以来第一次，西班牙作家和拉美作家互相融合、热情相待，发现彼此来自同一个传统，大家为了共同的事业和信念而结为同盟：独裁政权的末日即将到来，在民主的西班牙，文化将成为社会的主角。

尽管事态后来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人们的想象，但西班牙从独裁走向民主的变革仍然是现代史上最美妙的故事之一，它让全世界看到，当良知和理智占了上风，对立的政治力量为了共同的福祉而搁置争执时，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描写的奇迹也可以在现实中发生。西班牙从专制走向自由，从不发达走向繁荣，从第三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分化走向一个中产阶级国家，她融入了欧洲，在几年内就完善了民主体制，为西班牙的进一步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让全世界为之震惊。亲历这段历史既让我感动，又让我深受教益。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的顽症，它也危害着西班牙，我热切地希望：西班牙的欢乐故事不要被民族主义毁掉。

我憎恶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地方意识形态，有时甚至升级为一种宗教；它目光短浅，排斥异己，限制着自己的智力视野；它把民族偏见和种族偏见乔装打扮成最高价值，把一个人的出生环境转变为一种道德和生存的特权。民族主义和宗教偏执一道，引发过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像我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的灾难，还有此时此刻在中东发生的流血冲突。民族主义也是导致拉美分裂的罪魁祸首。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拉美发生过无数毫无意义的战争和冲突，土地沾满血污。各种势力把大量资财浪费在军火上，却不肯修建学校、图书馆和医院。

我们不应该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排斥“他者”，是孕育暴力的温床，而后者是一种健康的情感，它是对我们的出生地、对我们的祖先生活过的土地的慷慨的爱。在那片土地上诞生了我们最初的梦想。熟悉的自然风光、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在那里经历过的一切都化为记忆中的风景线，当我们被孤独包围时，带给我们安慰。祖国不是旗帜，不是国歌，也不是关于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祖国是几个地方，几个人，他们居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是勾起我们怀乡的感伤。祖国是一种温暖的感受：无论你浪迹何方，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回去的家。

我的秘鲁就是阿雷基帕，那是我的出生地，但我没在那里生活过。我通过我的母亲、外公、外婆、姨妈和舅舅对它的回忆和思念认识了它，因为我的整个家族像所有的阿雷基帕人一样，漂泊到哪里，就把那座白色的城市带到哪里。我的秘鲁是沙漠小城皮乌拉，是那里的牧豆树和不堪重负的小毛驴，在我童年时，那里的人管小毛驴叫“别人的脚”——一个动听又有些可怜的绰号。在皮乌拉，我第一次发现，小宝宝不是白鹳送来的，而是夫妻两人通过一些可怕的事情制造出来的，而那些事情在当时的我看来极其堕落。我的秘鲁是圣米盖尔中学和联合演出剧院，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我写的短剧搬上了舞台。我的秘鲁是迪亚哥·费雷街和哥伦布街的拐角，那是利马的米拉弗罗尔街区——我们称之为快乐街区——我在那里用短裤换了长裤，抽了第一支烟，学会了跳舞，堕入情网，向姑娘们表白心迹。我的秘鲁是《纪事》报社的编辑部，办公室里布满灰尘又生气勃勃，我刚满十六岁，第一次成为记者，这份职业和文学一起，几乎占据了我一生所有的时间。记者生涯像书籍一样，丰富了我的经历，让我更好地了解世界，接触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男人，女人，杰出的，善良的，败坏的，令人厌恶的。我的秘鲁是莱奥那多·普拉多军事学校。在那里我第一次意识到，秘鲁不是我一直生活其中的、被严密地保护隔离起来的中产阶级小小堡垒，而是一个广阔而古老的国家，充满了仇恨和不平等，社会冲突风云四起。我的秘鲁是“卡魏德”组织的秘室，那里聚集着几位圣马尔科斯大学的学生，策划着一场拯救世界的革命。我的秘鲁也是我在“自由运动组织”中结识的朋友，我们并肩作战了三年，面对炸弹、封锁和恐怖暗杀的威胁，捍卫民主和自由的文化。

我的秘鲁是帕特丽西娅，我那长着翘鼻子的勇敢不驯的表妹，四十五年前我幸运地娶她为妻，四十五年来她一直承受着我写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狂热、偏执和急躁。如果没有她，我的生活早就会在动荡的漩涡中分崩离析，更不会有阿尔瓦罗、冈萨罗、莫尔嘉那和六个孙辈孩子的诞生——他们带给我们欢乐，我们的生命通过他们得以延伸。她照管一切，而她经手的一切都井井有条。她解决棘手的问题，掌管家庭财务，让生活井然有序，帮我避开记者和不速之客的打扰，保证我的写作时间，安排约见和行程，整理行装。她是那么宽容，当她自以为在责怪我时，在我听来都像是对我的最高赞扬：“马里奥，你惟一擅长的事情就是写作。”

让我们再回到文学上来。“童年的天堂”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文学神话，它是我们在科恰邦巴住的大宅子，它有三个院子，住着整个大家庭，我跟表兄妹和学校里的小伙伴一起在院子里表演泰山和萨格瑞的故事。而我的童年天堂就是皮乌拉的夜晚，蝙蝠住在阁楼里，沉寂的影子为热土上方的星空增添了一份神秘。在那些年，写作就是做一个我的家人喜欢的游戏，是一件为我赢得赞许的神奇的事情。在家人眼中，我是外孙、外甥，是没有父亲的儿子，我父亲去世了，去了天堂。照片里的他身材挺拔，相貌英俊，穿着海军制服，他的照片摆在我的床头柜，我每晚都对着它祈祷，吻过它后才入睡。直到有一天早晨，当我们还住在皮乌拉的时候，我妈妈告诉我，照片上的人还活着，而且我们当天就要去利马，跟他一起生活。我觉得我直到今天也没能从当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那时我十一岁，从那一刻起，一切都变了。我丧失了童年的天真，发现了孤独、权威和成年人的生活，还有恐惧。解救我的是阅读。我读好书，在书的世界中寻求庇护，在那里，生活如此辉煌，充满紧张，冒险接着冒险，只有在书的世界中，我才再次感到自由和欢乐。解救我的还有写作。我偷偷地写作，仿佛那是一种难以启齿的恶习，一种遭到禁止的激情。从那时起，文学对我来说不再是游戏。她变成了我对抗噩运的方式，变成了我的抗议和造反，变成了回避不可忍受的事情的途径，也变成了我生活的理由。从那时起直到今天，每当我感到气馁或心灰意冷，徘徊在绝望的边缘，我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讲故事的工作，它对我来说就是黑暗隧道尽头的亮光，就是海中的一块浮木，带着遇险的人漂向海滩。

写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她让我呕心沥血。我像每个作家一样，时常担心自己才思枯竭，尽管如此，写作仍然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构思一个故事，从一个朦胧的想法开始，过去的生活经验在记忆中复苏，先是躁动不安，逐渐变做一股激情，进而成为栩栩如生的白日梦，催生我的狂想和决心，要把这涌动的幻影云团变成一个故事。福楼拜曾经说过，“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确如此，写作是充满了幻想和欢乐的生活，她是一团火，在你的脑海中扬洒四散的火花，你必须与那些倔强的词语搏斗才能掌握它们，你要探索广阔的世界，像一个猎人追踪诱人的猎物一样，只有这样，你才能充分地孕育一个处于胚胎状态的故事，才能满足每个故事的贪婪胃口，而当一个故事真正开始长大时，它会把所有其他故事统统吃掉。我会感到妊娠期的小说带给我的晕眩，当它初具形态之后，便有了自己的生命。故事中的人物开始行动、思考、感受，他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要求我尊重他们，为他们着想。对这些人物，我再也不能任意支配他们，再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自由意志，如果这样做了，不仅会杀死他们，还会让故事变得苍白，没有说服力。创作时的这种体验一直让我心醉神迷，我完全迷失在这种魔幻般的世界里，仿佛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做爱，日复一日，永不停息。

关于虚构，我谈小说谈得很多，却很少提到虚构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戏剧。这对戏剧很不公平。戏剧是我的初恋。少年时代的某一天，我在利马的塞古拉剧院观看了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我被一种强烈的情感刺穿，回家后随即写了一部关于印加人的剧作。1950年代的利马如果兴起过一场戏剧运动，我就会成为一名剧作家而不是小说家。但当时的利马没有发生那样的戏剧运动，我便越来越转向小说叙事。但我对戏剧的热爱从来没有停止过。它在小说的阴影下蜷缩了起来，打着盹，每当我观赏一出迷人的戏剧时，总能感觉到它的诱惑，心中充满对它的怀念。到了70年代后期，我年迈的姨婆已经有一百岁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让自己与周围的现实完全隔绝，生活在回忆和虚构的世界里。我通过她的回忆看到了一个故事。我预感到这是一个适合剧场演出的故事，只有在舞台上，这个精彩的虚构作品的所有辉煌和生机才能够充分展现。我带着新手的紧张和兴奋写完了剧本，满怀喜悦地看到诺尔曼·阿丽安德罗在舞台上出演了剧中的女主角。从那以后，我在写小说和文章的间隙进行过几次戏剧创作。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从未想过，在我七十岁高龄之际，我会登上舞台——或者说是步履蹒跚地走上舞台——参加演出。那次不计代价的冒险让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以自己的每一寸血肉之躯亲身经历这样的奇迹：一个用毕生的精力来创作虚构作品的人，居然能够在几个小时里面化身成幻想的人物，在观众面前活生生地上演虚构。我不知道该怎样感谢我的好友——导演让·欧雷和女演员爱塔娜·桑切兹·希洪——感谢他们鼓励我，让我跟他们一起分享戏剧那不可思议的美妙（尽管也伴随着演出带给我的恐慌）。

文学是对生活的虚假呈现，但这种虚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活。生活是一座迷宫，我们在这里出生、穿梭、死去，文学帮助我们在迷宫中找到方向。它可以安慰我们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打击和挫伤。依靠文学我们也得以——至少是部分地——破译现实那令人费解的象形文字，因为现实对大多数人而言都像是复杂的谜语，尤其是对我们这些更喜欢提问、而不是确定的答案的人。通过文学，我们也可以表达我们对很多主题的疑惑：超验世界，个人和集体的命运，灵魂，历史的意义和无意义，以及关于理性知识的各种问题。

我总是忍不住要去想象我们祖先的朦胧开端。那时他们住在山洞里，跟动物还没有太大的区别，让人与人可以相互沟通的语言才刚刚产生。他们在夜里围坐着火堆，远处传来电闪雷鸣和动物的吼叫，他们惊恐不安地聚在一起，开始讲故事。讲故事的人的声音和想象吸引着大家，人们围着他坐成一个圆圈，这是决定我们命运的时刻，因为就在这些原始人围起的圆圈里，文明诞生了，文明从此代代相传，哺育着我们的人性，引导我们成为自主的个体，从部落中独立出来，发展科学、艺术、法律，实现自由，探究自然、人体和宇宙空间最深处的奥秘，甚至实现星际旅行。当那些故事、寓言、神话、传奇第一次在听者耳边响起时，她一定像是一种新鲜的音乐。那些原始人终日受到自然的神秘和恐怖的威胁，周围是未知世界，危机四伏，生存几乎就等同于充饥、躲避风雨雷电、逃命和性交，那样的故事对他们那永远惊恐、永远警觉的心灵而言，不啻为一泓安静的池水，清凉的水浸透了他们全身。从那时起，他们开始一起做梦，一起诉说梦境。在讲故事的人的激发下，他们不再接受疲于奔命的生活轨迹的束缚，从野蛮的漩涡中脱身出来，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梦幻、欢乐和想象，还有一个破天荒的计划：他们要打破禁锢，要改变、改善。他们产生了好奇心，从此开始驱散笼罩在四周的神秘阴霾，他们开始为想象在心中唤起的渴望和雄心而奋斗。

文字的诞生更加丰富了这个从未中断的进程，现在，人们不仅可以听故事，还可以阅读故事，故事获得了文学带给它的永恒。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向后人讲述这一点，直到他们相信：虚构并不只是一种娱乐，也并不只是一种智力训练，可以用来塑造人的情感，唤醒批判精神；虚构是我们的必需品，有了它，文明才能继续存在、更新，才能把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保存下来。有了虚构，我们才不会退回到孤立无助的野蛮状态，生活才不至于削减为技术专家的实用主义，那些专家能看到事物的内里，却无视事物的环境、肇因与后果。有了虚构，我们才不会变成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仆人和奴隶。没有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渴望、理想和爱憎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机器人的世界。没有了文学，人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东西：超出自己、走向他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由我们的梦想熔铸而成。

从山洞到摩天大楼，从棍棒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部落一成不变的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让人类经验成倍增长，让我们不至于昏昏欲睡、自我沉溺、不问世事。没有什么像虚构生活那样激起我们那么多的忧虑、想象和渴望。通过文学，我们变成了伟大冒险的主人公，心中充满了现实生活无法给予我们的激情。文学的谎言通过我们变成了真实，读者在文学中发生转变，深深被渴望所感染，透过虚构的幻影对现实的平庸产生了无法平息的疑问。文学具有巫术的力量：她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渴望拥有我们尚未拥有的生活，让我们渴望成为我们所不是的人；她提升我们，让我们几乎变成不可思议的异教神灵，在同一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必死和永恒。当她施展这种巫术的力量时，她便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唤起了不屈和反抗，这是所有英雄壮举背后的力量，那些壮举反抗暴力，为减少人类的暴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减少暴力，而不是消灭暴力。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是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我们要继续做梦、阅读、写作，因为这是缓解我们的必死命运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她们，我们战胜时间的侵蚀，变不可能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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