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巴金的理想主义(侧记)

陈思和：巴金的理想主义(侧记)

9月24日，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陈思和教授莅临西北师范大学，参与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重返经典”电视大讲堂录制活动，为现场慕名而来的两百余师生做了“巴金的理想主义”报告，讲座由传媒学院院长徐兆寿主持。

徐兆寿院长介绍了陈思和先生在现代文学方面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并以自己与陈思和先生的师生之谊谈到中国的师道文化，深情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激之情。

讲座伊始，陈思和先生从巴金的著作《憩园》谈起，他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巴金的小说《憩园》，感动得不能自已、嚎啕大哭，自己就如小说中的“寒儿”一般。随着时光流逝，陈先生慢慢明白，自己童年与父亲聚少离多，父爱缺失。在陈先生看来，在人成长的早期，母亲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和呵护，仿佛不需要父亲似的，而等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到了开始认识社会和人生的阶段，父亲承担的社会教育功能就逐渐凸显。一次偶然的机会，当陈先生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同学李辉谈起巴金时被贾植芳先生听到以后，后来就与贾植芳先生渐渐熟悉并结下父子般的师生情谊，而自己童年父爱的缺憾恰恰被贾植芳老师所弥补，也在贾植芳先生的引导下开始对巴金及现代文学进行研究。陈先生在谈及现代文学时讲：“现代文学是一道河，我们如果与它没有关系，那它就是一条河；而当河在我们身上流过，我们成为河床上的一块石头，那现代文学就成了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说：“鲁迅、胡风、巴金、贾植芳等近现代文学的大儒，好像变成了邻居、朋友，不再陌生，读他们的书有不一样的情怀。

无心插柳柳成荫

陈思和先生精神矍铄、清气朗烈，徐徐向大家讲述自己与巴金先生的第一次会面。“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他应该是七十六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我第一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位著名作家。”

陈先生讲到，巴金给他印象是——他不是一个整天在书斋里编故事的作家，他是一个充满了活力和热情，希望改变中国命运的人。他很早就受到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然后又积极投身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去。1927年，巴金23岁，家里送他去法国学经济，结果他去了以后只在语言学校学习了半年法语，他家里知道后就停止给他寄钱。那个时候巴金非常失望，他又要养病，只好从巴黎搬到了一个小镇上，在那儿一面补习法语，一面研究无政府主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发生了一件事，美国政府抓了两个意大利的移民，这两个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美国搞工人运动。当时大家觉得，大概这两个人是不至于被判死刑的。没想到两个月后，美国政府还是把这两个人杀掉了，并且用的是残忍的电刑。这件事情对巴金的刺激非常大，他在书里写到，他知道这件事的那天，一整天坐在家里写信倾吐自己内心世界的痛苦，他脑子里还出现了那两个工人被电死的场面。于是他把他想到的都写下来，慢慢就写成了一部中篇小说，这本小说就是巴金的处女作——《灭亡》。这本小说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式的启蒙小说，写于1927年，写完之后巴金就把小说印出来寄回国。这本书在偶然的机会下恰好被叶圣陶先生看到。当时叶先生正在编《小说月报》，觉得这本书写得很好，没有征求巴金的意见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了，连载是从1929年的1月到4月。1929年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正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巴金在书里写出的痛苦、绝望，他对社会的诅咒，这部小说一下就流行起来了。

巴金在1928年年底回国，回国后才知道“巴金”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因为他本来追求的是实践安那其主义，可是当他回国以后发现他所信仰的理想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一个满腔热情希望改变社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青年民主战士，回到中国这么一个沉默的白色恐怖的社会环境里，他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这个时候他非常绝望，巴金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这种政治欲望、这种强烈的激情实现不了的时候，慢慢就转化为一种艺术想象力，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小说。结果在短短三四年里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就非常大，就像我们现在的畅销作家。可是，这种畅销对巴金来说又非常痛苦，因为他本来希望自己能够从事社会运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

陈思和先生继续讲到：“巴金很不想当作家，他还想搞他的无政府主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停地写作，其实他不想写作，想搞社会运动，但是没有地方给他搞，所以他就把这些痛苦写成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后来很有名的《爱情三部曲》这些书。巴金就是因为不知道应该走什么路才写作，他越写作，越是发现内心对社会的不满。而他这么一倾诉，大家就觉得巴金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路，这样阴错阳差以后，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读巴金的书。其实对巴金而言，越成名，越痛苦”。陈先生提到巴金曾跟他透露：“我根本不想当作家，写作始终是我的业余生活，不是我的正业”。他跟巴老说：“如果你搞社会运动，搞政治的话，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了。”巴老说，人是矛盾的，自己想多为中国做一点实际的工作。“他认为他今天走的路是不对的，都不是按照他的理想在走的，因为理想离他越来越远了，自己越来越不能投入到理想了，所以才变成了一个作家。”“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根本不把心放在写作上，他想通过写作实现一个真正的理想，写作只是他的手段，可是这个理想没有完成，他变成了一个作家。后来巴金一直讲自己创作很痛苦，是真的。”陈先生诚恳地补充道。

谈到巴金早年信仰的安那其主义，陈思和先生讲，那时候离“文革”还不远，巴金在“文革”中被批斗的主要罪名，就是无政府主义。自己那时正在研读巴金的著作，在贾植芳教授的指导下，不仅读到了巴金早期的许多相关文献，而且还直接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才弄明白了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以激进的姿态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的基本立场是站在被压迫者的一边。这样理解无政府主义，比较贴近当时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与巴金一生追求进步的写作活动联系起来了。

陈思和先生与曾在文革后对安那其主义作过比较客观的评价，认为安那其主义在“五四”时期只是作为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一种派别传入中国,它的两大思想核心:一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强权;二是强调绝对的个性自由。这两大思想核心在当时的中国与反帝反封建的主流文化相一致,安那其主义思潮在当时吸引的主要是一批向往革命的青年人。据说当时巴金先生读了该文章后,也同意这个观点。陈思和先生提到一个细节，“我记得那天谈话时也谈到了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当我表示对时下把无政府主义当作‘文革’时期‘打砸抢’来理解的不满时,巴金有点激愤地说:‘这别去管它,他们要批判一个对象时总是要把无政府主义拖去‘陪绑’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现在说不清楚。’我当时很注意巴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所以连他说那段话时做的动作,还记得很清楚。后来我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始终是表示这个态度:有些问题还是让历史去作结论吧,现在说不清楚。”

雄关漫道真如铁

写《随想录》，巴金可以说既不为名也不为利，“稿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拿，而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名了。在当时的社会，《随想录》也是被批判的，所以巴金这方面的压力非常大。你说他何必呢?一个老人为什么不在家里享享清福呢?我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动力促使他这样做。巴老这个人不善于讲话，你到他家那里，他不说话的，你提问题他才回答。可是他在《随想录》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到，‘我心里有火，我欠了一笔债，我死都不瞑目’等等，这样的话到处都是。如果是一个不了解巴金的人，会觉得他这样写有点做作、过分，但是如果理解巴金，理解他的痛苦，就会觉得这个话真是从他心里面说出来的，他真的是觉得欠了债要还，所以才这样一章一章地写出来”。

陈思和先生认为，巴金心中有一个巨大的理想，他如何把内心的理想慢慢从心里恢复起来，倾吐出来。晚年当他写《随想录》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努力要做到知行合一的，因为自己已经到了晚年，太太也已经去世，他觉得一定要让自己的价值观、理想跟写作完全吻合。这是巴金讲真话的一个思想基础，就是把心里话讲出来”。巴金之所以有这样一个力量，是因为心中有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虽然他身体不好，但是活得非常智慧，就是要把心中最重要的东西讲出来，但是他偏偏生活在一个不能讲真话的时代，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曲曲折折的内心感情和思想世界讲出来。

陈思和先生回忆：“大约是90年代初期，他的身体比较稳定，亲自读《巴金全集》和《译文全集》的校样，坚持写每卷的跋，还断断续续地写一些怀念老朋友的短文章。我策划“火凤凰文库”，第一本就是把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以后陆续写成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巴金先生欣然为它取名《再思录》。等编完以后，我又觉得薄薄的一本，印出来有些草率。就与巴金先生女儿李小林商量，能否取其中一篇短文作书的代序。没有想到，第二天小林就打来电话说，爸爸已经写好了《再思录》的序。他是躺在床上口述了一篇短文，很短，就这样几句话：

“躺在病床上，无法拿笔，讲话无声，似乎前途渺茫。听着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乐，想起他的话，他说过：‘如果你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欢乐，你就到人民中去吧，你会相信在苦难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欢乐。’他讲得多好啊!我想到我的读者。这个时候，我要对他们说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1995年1月12日”

陈思和先生在会场朗读巴金先生在病中口述的这篇序言，满怀深情。陈先生嗓音低沉，声音悠远。那一刻在兰州这座小城的一个会场里放佛让人产生一种巴金先生亲临的错愕之感，这大抵就是陈先生之前所言的将学问研究与自己的生命相关联的一种真境界吧。

念完这篇序言后，陈思和先生说：“小林在电话里给我念了这篇文字后，还担心里面所引的柴可夫斯基的话是否有误，回家去查了一下柴氏著作，除了原文中的“如果”记为“假若”，其他居然一字不差。当时巴金先生患了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曾提出要“安乐死”。可是在这篇出口成章的短文里他竟谈到了柴可夫斯基在民间寻找欢乐的话。可以想象，在病痛折磨下的巴金先生，心的世界仍然是那样宽广。”巴金曾说：我想做的事情做不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做成了。所以他“文学上越成功，人生的挫败感便越重”。陈思和先生也讲，正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培养了巴金，而巴金自身近乎分裂的人格养成了他的知识分子精神。讲到动情处，陈思和先生说，他与巴金以及巴金先生好友们的接触中发现，他们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他们有信仰，有实践，他们毕其一生都在坚守着理想信念，他们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全程三个小时的讲座，陈思和先生精神饱满，谈吐儒雅风趣，时时引发阵阵喝彩和掌声。会场里座无虚席，过道里也挤满了人，许多同学一直站着听了几小时。当主持人宣布要结束时，同学们还依依不舍，希望陈思和先生能再讲一阵。报告结束后，同学们又纷纷请陈先生签名、合影留念，久久不忍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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