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锋下：就丝绸之路衰落问题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交锋下：就丝绸之路衰落问题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张延龙/经观报

近期有一篇葛剑雄先生的访谈整理文章《破除对“一带一路”盲目乐观》见诸一些网站，引起颇多关注。

葛先生是我很尊重的历史学者，然而这篇文章细读之下，发现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有事实上的，也有观念上的。葛先生是著名学者，在参政议政方面素有直名，拥有良好的声誉和很大的社会影响力，部分观点可能会造成人们的误解，故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谨与葛先生就其文章之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商榷。

丝路断绝于唐末不符合史实

《破除》一文说，“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又说，“实际上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为了贸易和利润开辟过这条路”，这些都是对的，也有利于公众形成对丝绸之路历史的正确认知。

问题在于，《破除》一文说：“安史之乱后，唐朝从中亚节节败退，一直退到长安附近，丝绸之路基本上不存在了，变成了中亚内部的一条路。”并且说，“而这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术，到了广州、宁波这些地方。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

——为什么海运一通，丝绸之路的价值就没有了呢？《破除》一文认为，是因为“海上运输量大，除了丝绸，还增加了茶叶、陶瓷等日用品。所以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都有那么多的价值。”

事实上，被葛先生断定为没有价值的丝绸之路贸易，在安史之乱后，一直持续了近千年时间，直到十八世纪欧洲近现代工业的大规模发展，才严重的以曲线下降了。正如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更有规模更具效率的超市卖场始终没有代替杂货店一样，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衰落，并非是海运更先进的结果，而是衰落于复杂而现实的市场需求逻辑，简单认为海运就必然应该代替陆运，一则不符合史实，二则容易导致悲观但未必理性的现实预期。

唐之后数百年的明朝，海上贸易已经大规模兴起，但事实上，这同时也是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极为繁盛的时代。当时西域诸国与中国的丝路贸易，主要是以使节团入贡的形式完成的——双方其实心知肚明，那些其实仍然是符合彼此需求的贸易，而外交使节团的成员，也都是商人。

这段时间的丝绸之路贸易有大量的中外史料来佐证，比如《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就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1419年帖木儿帝国国王沙哈鲁派遣庞大使团访问中国的一次交易经历——那是个携带大量货物、拥有500人规模之多的的庞大使节团（商团），作者是使团的随团画师火者·盖耶速丁。

再比如，《明实录》记载，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派出的使者及商人290人，贡马3500百多匹及貂皮、硇砂等物，中国回赐的钞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而在正统十二年，瓦刺遣使朝贡，使团人数达到了空前的2149人，中国回赐的彩缎表里、布帛甚至达到了13345匹。

在当时波斯商人的眼里，丝绸之路上的甘州和肃州（今甘肃张掖和酒泉市）都是繁盛的都市，他们惊叹于甘州的繁华，甚至参观完一处木塔后，在日记里记述：“全世界的高级木工、铁匠和画家都应该去欣赏该建筑以便向中国艺术家们学习”，而在中国的史籍资料则记述：“西域入贡者尤盛”，岁岁不绝，西域商人“往来道路，贡无虚月”。

西域使节团（商团）带到北京的货物不是全部，只是一小部分，大多数商品由存留使臣（商人）在甘州、肃州等地代为出售，马匹则全由陕西行都司收购，陕西行省也因此成为了当时的“大批商货汇集之地”。

衰落的逻辑

为什么在数百年的时间里，看似更具规模和效率的海运竟然始终没有代替“没有价值”的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最早一批乘船来到澳门、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也曾迷惑于这个问题——他们最初惊奇于那些波斯人竟然经陆路步行来到北京，并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航运优势可以垄断中国与西方的贸易。

作为当时的奢侈品，丝绸这类商品的贸易，对成本其实并不敏感（同时，当时相当发达的明朝对西方的商品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需求，中国的需求主要是马匹），另一个问题是，海运实际上从来不会比丝绸之路更安全，在海上，阿拉伯人、马来人、中国海盗和葡萄牙人相对抗。

还有一些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因素。丝绸之路贸易是一个传统，相比于那些渡海而来的欧洲人，历代的中国政府、民众都更愿意那些来自西域的商人或者使者打交道，并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马克思的《俄国的对华贸易》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

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说，海路和丝绸之路曾在长时间内相辅相成，甚至在十八世纪期间尚互为补充，直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几乎独揽了中国与西方75%的贸易，剩余的25%落入俄罗斯之手”，这时候，丝绸之路贸易才严重以曲线下降。

这个时期，深层次的原因是双方市场的需求都发生了变化（结构性的需求变化一直在发生，比如在18世纪初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出口商品，但很明显，茶叶和丝绸两者并没有什么替代性），欧洲近代技术工业的兴起，让普及的棉布代替了丝绸，让化学合成品代替了中国出口的古老货物——麝香、樟脑，让来自瑞典的火柴代替了珍贵的中国火镰。

简单说，欧洲的工业化进程，使得西方不再需要从中国贩卖过去那些必需品，所以我们最终看到，英国最终控制的更先进更有效率的海上运输，并没有促生出更繁盛的丝绸贸易，而只是带来了一些中国当时所没有的近代工业产品——比如洋火，当然还有鸦片。

演化没有终点

关于丝绸，《破除》一文还提到：“比如我看到有幅漫画，画的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运了各种各样的物资，这是不可能的，运丝绸之外的东西是赚不到钱的”。实际上，根据记载，樟脑、大黄、肉桂、麝香、姜黄，甚至于生姜，都是古丝绸之路上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

再比如，《破除》一文说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否，取决于中央王朝的统一和控制，并强调汉唐两朝对中亚甚至西亚的战略控制能力。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心态，实际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当然取决于那些沿线的西域大小国家的和平，但西域国家战乱与否，同中国是否控制这些地区是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的。说白了，只要政局稳定，生意就不会停止。

当然这只是些历史细节，并没有多大意思。《破除》一文中唯一重要的误区在于对丝绸之路衰落的解释。这是因为，如果我们持丝绸之路的衰落只是因为海运更具竞争优势这样的简单历史判断，而无视丝绸之路衰落的过程里面中西方主体的变化、市场需求的演变，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现实推论就是今天重推陆上的丝绸之路，实际上既不合理也不乐观。

历史上，丝绸之路产生于市场的需求，它的几通几绝，看似脆弱，其实取决于今天我们怎样进行解读——比如说，“屡通屡绝”的语境自然是悲观的，但我们把它看作“屡绝屡通”，自然而然，就可以发现、认可历史和现实中市场需求所赋予的这条欧亚大通道的丰富生命力。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丝绸之路的价值，都不能，也不应该被海运所证伪。

市场需求的演化没有终点——比如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到今天的基建、工程服务，甚至金融合作，文明交流和融和的演化同样没有终点。往近处看，中国重推丝绸之路似乎只是为了解决国内的产能过剩，以及顺带的能源贸易，但往远处看，在新的发展对比语境下，这未必不是几大文明体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在全新的竞合关系中、产业优劣势下，重新接触、沟通、交流、合作的开端。

开端当然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葛先生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忧。但我们应该知道，演化有可知，也有不可知，依中国的传统心态，虽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正是因为有那些不可知的内容，诸如中西亚国家的政权稳定，诸如形形色色文化的差异和冲突，才需要我们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

葛先生还建议说，希望对政府官员以及更大范围的公众能有一个丝绸之路历史的培训，以形成普遍的正确的认知。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我希望对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培训，不应该止于那些辉煌的历史，而是要看到，历史上这条贸易通道、文明交流的通道，究竟因何而兴起，又因何而断绝（断绝的逻辑几乎和勃兴同样重要），只有这样，行动的认知才不会止于向中亚、西亚卖东西、修道路、买油气，才能够见机而作，把握住新丝绸之路的真正现实逻辑。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