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绿化树》主题随想曲

文\雷达

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像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

它拥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出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它描写了知识分子精神跋涉的艰辛和马列主义灵智的光芒，也描写了一位带着“罪犯”镣铐的青年诗人从踽踽独行到在人民中寻求“超越自己”的根基……总之，它以现实的心灵化和心灵的现实化，带领我们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识的形象世界里。这个二十多年前的“世界”是畸形的、偏僻的，甚至是荒诞不经的，但人们不难从中寻求到某些典型的东西和时代生活的来踪去迹，不难进入一种苦难而又高尚的精神境界。

难道不是吗？主人公章永璘假如不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右派”，他也就不会比别人更深刻地感到自己在当时存在的艰难；假如没有非人的待遇和可怕的饥饿，他也就不会一度意识到生存的虚茫和“悬空”；假如他不是被抛弃在严酷惨厉的境遇，也就不足以充分反映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遭受的不幸的巨大和特定时期生活悖谬的程度何等惊人……

然而，今天的读者仍然有各种理由对这部小说提出分歧的看法。这种种看法无疑只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有人为之赞叹、倾倒；有人对之反感、嫌弃；感情脆弱的读者，陪着男女主人公一起流泪；冷静而克制的读者，则长于理性判断，指出漏洞；有人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真实的、典型的；有人则认为章永璘的“改造”是人为的，是已被实践证明行不通的，不足为训；有人认为章永璘的苦难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有人则认为作者表现了对苦难的病态崇拜；有人认为作者概括了一类知识分子的追求；有人则认为作者贬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人认为是劳动人民拯救了章永璘；有人则认为作者盲目赞扬了体力劳动者的蒙昧；有人认为作者对极左路线极尽批判；有人则认为作者至今站在“左”的立足点上……如此分歧的看法，只能证明：《绿化树》是一部内容较为复杂的作品，它的主题具有相当的广阔性、多义性和丰厚性，同时证明，它是一部能够引起人们探索它底蕴的感情的作品。仅此一点，也足可使它的作者感到欣慰了。

问题在于，张贤亮不是社会学家，而是诗人（广义的）。《绿化树》并不是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六十年代初期的社会生活特征，而只是以诗的方式再现了那个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特定人物的生存和抉择、命运和情感。何必要苛求一个小说家没有以全面的严谨的逻辑方式总结那个时期的生活，分析那个时期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根源呢？这样的要求，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的范畴。遗憾的是，我们常常不由自主地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概念，把政策和思想的一般原则，当成了文学批评的最重要的标尺。

我想，还是让我们尽可能地少纠结在诸如“思想改造”（指曾经流行的专用名词）“知识分子是否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分”“与工农兵相结合”“商品流通”之类的政治经济术语上，不要从定义，而是从张贤亮所创造的形象世界里，去领受他究竟通过艺术形象要感染我们一些什么，也尽量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角度，看一看他的成功和失误吧！

悲怆而深沉的艺术批判

“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章永璘，现在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小说就从这里掀开了它的序幕。然而，劳动释放后的“右派”章永璘，真的自由了吗？是的，他现在可以在荒原上自由地跑来跑去，他可以为怀揣两个稗子面馍馍沾沾自喜，他还偶然地被指定为“班长”，但是，饥饿和罪犯，物质和精神，像双重枷锁，仍然沉重地压在他的肩头。“自由”在这里显得多余，他只有选择墙根面壁的自由罢了。阶级斗争的喊声由于饥饿引起的虚脱，已经变得喑哑而微弱，而“一切为了活”的“狼孩”式的欲望却加倍强烈地在章永璘身上突现出来。他曾是一位青年诗人，熟读古今诗篇，不乏幻想和联想的能力，可惜，在严酷饥饿和“右派”身份面前，这一切全化成了精神的碎片。一种人生的空漠感，或者如他所说的“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的感觉，占据着他的头脑。“万物之灵”的人，一时降到了禽兽的水平，哀呼着“祖宗有灵”，盼望着获得一小点充饥的食物。

这难道不是令人痛绝的现象吗？读者盛赞作者写饥饿感达到心理氛围的高度真实，使人恍如身历其境。可是，透过这种饥饿的描写，作者自有其深沉的寄托。人之区别于非人，就因为人不是消极地、被动地适应环境，而应该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着的主体。可是，处在“改造”中的章永璘，这位“现实的个人”，早被剥夺了创造历史、改造环境、施展才能的权利；他的“改造”是赎“原罪”式的，他的劳动是无价值的。马克思曾这样说过：“吃、喝、性机能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4页。问题的实质正在这里。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章永璘的单纯的求生欲望则使他与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的“人”暂时分道扬镳了。现在，他的可怜的知识和聪明，只能用来利用视觉误差多捞取100CC面糊，狡黠地用三斤土豆换五斤胡萝卜。他被抛出了正常的社会联系，丧失了人的本质特征——劳动的权利，他的灵魂怎能不严重扭曲、变形，带着精神奴役的创伤，向着自己的对立物靠拢呢？

令人费解的是，有人认为这样的描写是在贬低知识分子，是忘记了知识分子理应是工人阶级的成员。理由是，权衡知识分子阶级性质的标准应该是经济地位和为谁服务；既然章永璘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那他就应该“以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身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昂首挺胸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而小说中的章永璘却“安于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和受压抑的困境”，这岂不是一种自我“贬低”吗？显而易见，这是一种超越历史条件的苛求。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如果不是过分热衷于逻辑推理，也是对六十年代整个社会气氛、意识形态特征和价值定向缺乏感性的认识。并不是章永璘不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而是社会不让他“服务”，并不是张贤亮在贬低知识分子，而是那个时期的“左”倾政治在贬低知识分子。章永璘暂时只能在当时历史条件和社会心理所允许的情势下，在他的认识能力所能够达到的水准上，来认识他自己的境遇和地位。因为，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的，也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认识自我。

当然，有的同志批评章永璘以过度卑贱、忍从和忏悔的心理认识自我，也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细读小说将会发现，章永璘最初的思想里，缺乏明晰的通贯全局的主线，因而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文化以杂糅形态浮沉，——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造就的某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这种文化、心理影响不是用一个“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定性就可以消除净尽的。不管是谁，要消化吸收全人类的智慧，都必须经历漫长的思想历程。而他耽于幻想，内心生活丰富多变，像飘忽的云，还没有树立坚定正确的人生哲学观念。小说只是多次写到了他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对“我何以落到这步田地”大惑不解，只能归之于家庭出身，对“批判”和“改造”消极地抵制而已。我以为这样的描写是比较切合“这一个”章永璘的心理真实的。否则，他就不成为章永璘了，而可能是某一个杰出人物——具有较为清醒的预见和超前的叛逆意识的“右派”也是有的。试想，如果作者离开章永璘的个性，他的骨子里的贵族意识残余和对不切实际的“自由”“民主”的玄想，以及他的脆弱的神经和自私自卑心理，而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不断掺入今天的认识和觉悟——对知识分子正确评价的抽象原则，那就不但违背了性格的真实，还可能因“拔高”人物而使人物变成某种思想的“号筒”。

是的，对一个社会主义作家来说，即使处理历史题材，也应该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高度上进行重新评价。但是，我们切忌拿今天的思想方式改铸昨天的人；我们又要切记“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1页）。

章永璘啊，在你的心未被真理的光芒照亮之前，在你的躯壳未被旷野的风吹醒之前，你混沌，你迷惘，你不管熟读了多少诗篇，却不能理解自己和祖国的命运，你尽管有勇气偷糨糊吃，却没有足够的胆识发现生活的悖谬。历史还没有到让你真正发现自己的程度。可是，你的存在方式，你的扭曲的灵魂，你的年轻的却报国无门的心灵，还有你所在的荒村生产力的极端低下，这一切，难道不是对“左”倾错误最深刻、最痛切的艺术批判吗？

哲理化的严峻的人生主题

如果认为《绿化树》的题旨仅仅是对“左”倾错误的深刻的艺术批判，那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部作品丰富的、有机的主题思想的一根重要支脉罢了。在我看来，《绿化树》的主题是由三条不可分割、筋肉相连的思想脉络构成的。这三条脉络是：对“左”倾错误的贯彻始终的批判锋芒，对“超越自己”的崇高人生境界的向往和求索，对蕴藏于劳动人民中的原始美和淳朴人性的热烈礼赞。正是这三股思想的合流，交融渗透，相补相生，形成了《绿化树》强劲蓬勃的思想冲击力。

我不同意《绿化树》是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这一提法。“思想改造”这一专门术语，是经过长期“左”的思想的曲解后所遗留的产物，也是一个曾经伤害和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的用语。这个用语，有它特定的历史演变的含义，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直到它今天的消亡的全过程中，它意味着唯血统、唯成分论，劳动惩罚、不信任，永无休止的检讨、没完没了的赎罪，甚至“文革”期间被打上了宗教式的苦行主义的印记。对于这种“思想改造”，从它的内容到形式，就应该像对待两个错误估计一样抛弃之，淘汰之。

可是，有的同志为什么总要把《绿化树》和这种所谓的“思想改造”联系在一起呢？从章永璘的客观处境来说，当时的政治生活所强迫他进行的，正是上述这种“思想改造”；而从张贤亮对章永璘的思想历程和心灵变化的具体描写来看，倒是恰恰否定了这种“改造”，而肯定了另一种真正的主观世界的净化和改造、人生境界的提高和人生信念的建立。这是一个重要的界限，必须划清。倘若张贤亮还是依着多年的陈规老例，大写所谓虚假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之类的呓语的话，那我也会同意某些同志的意见：《绿化树》在继续宣扬“左”倾思想，作者的双脚还深陷在极左路线的泥淖中不能自拔。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从小说的“题记”来看，作者要写的是一部总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系列中篇，而这部书的中心内容则是“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果这也是一种改造过程的话，与上述所谓“思想改造”完全是两回事。我认为，在这些话里多少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哲理追求。那就是，不论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还是任何一个处于具体社会联系中的个人来说，都面临着一种改造——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则是真正超越自己，获得了成为全面表现自己本质的人的一种完美体现。这样的“改造”和升华，岂不是比那种长期流行的“思想改造”的观念的内涵高得多，也深刻得多吗？所谓主题的哲理化也就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普遍性和相对真理性。正因为章永璘的生活道路中包含着某种永恒价值，才使它能够激动今天千百万不同职业、不同经历而思索着“活着为了什么”的人们。

小说在写到章永璘借糊窗户打“糨子”做煎饼吃了之后，黑夜降临时，有这样一段“自我反省”：……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

类似这样内省式的潜意识活动，大量充塞在《绿化树》的篇章中。章永璘忽而忏悔，忽而自责，忽而怀疑，忽而清醒，他在自我意识的深海里浮沉，在灵魂的广场上激烈搏斗。这样的描写不但造成了特殊的心理氛围，而且剖示了当年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巨大精神苦闷，这种自剖式的方法，就像筇竹寺的罗汉撕开了胸前的皮肉，让世人来看清他的心一样。鲁迅先生曾经称赞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说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真正的洁白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406—407页。。《绿化树》何尝没有这种严酷的“拷问”呢？

那么，“拷问”出了什么呢？——这就是《绿化树》全篇结构转动的枢机。章永璘从对“狼孩心理”的否定发现了自己的“堕落”，从诅咒堕落到寻求“比活着更高的东西”；从“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到意识到自己是“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然而，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获得初步的“自觉性”。只有当马缨花、海喜喜、谢队长们作为一股生活的汹涌激流，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股思想和智慧的激流，交织着、相互印证地冲激着章永璘的灵魂的时候，他才真正爬过了生与死的门槛，以仿效筋肉劳动者的自尊，以内省的智慧，以对自己软弱的“依赖感”的厌恶，迈开了“超越自己”的艰难的第一步，有所“顿悟”。精神的碎片重新凝聚，他开始了紧张的思考。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不管是汇合着个人的家世体验阅读《资本论》，还是随着海喜喜的马车去领受旷野的风的吹拂，他对“必然和自由”的争取和认识都是极有限度的。从外界环境说，要想从被凌虐、被歧视中完全解脱是不可能的；但就内心世界来说，则有相对的自由天地，达到某种对“必然”的认识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

我不认为作品描写章永璘的阅读《资本论》是矫饰的和牵强的。即使从知识分子须臾也离不开书本的“惯性”及当时允许阅读书籍的可能和范围来言，也是真实的。章永璘在弄通了一些原理之后，“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的愉悦心情，在读到描述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的关系时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叔祖们的可笑形状时的忍俊不禁，特别是他由于读《资本论》获得了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因而在其他“右派”不指名的批评他时，他倒产生了“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嘲笑、蔑视，只不过针对我的躯体，与‘我’无关”的超然之感……这些都真实而风趣地描绘出内在的智慧的威力。当然，我们的文学传统还不习惯这种读书心得式的穿插，一般把它看做是小说中的赘疣。其实，在一些篇制宏大的作品里，放入这些片断是不奇怪的。

是的，章永璘只能在苦难中追求灵魂的变化、上升、超越、否定之否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充满反复和迂回的过程。《绿化树》是系列中篇的九部之一，因而章永璘的“超越自己”也顶多是一个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而已。马缨花在目睹章永璘忍受住了海喜喜挑战似的“劳动”，并以维护尊严的、一反温文尔雅的姿态与之恶斗的场面后，戏谑地说：“你倒像是咱们的人！”这个评价出自马缨花之口，自然比当时的“政治审定”宝贵得多，可以证明这位“右派”的实际性质和价值。可是，马缨花毕竟看得太简单了吧。带有嘲讽意味的是，当海喜喜怀着情场败北的失落感，来与章永璘悲壮地辞别时，章永璘忽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我和他，谁高尚？”这是一个极其尖锐和严肃的问题！这并不是评判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孰高孰低的幼稚问题，也不是受血统论的支配对劳动者的盲目称赞，而是关于灵魂的高尚和卑下的道德哲学问题。果然不久，章永璘继刚刚建立的“自觉性”之后，便产生了由衷的新的忏悔：“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绿化树》写到这里打了一个逗点，作为章永璘的思想历程的“中继站”而停下了。可以想象，今后等待着章永璘的思想风暴和灵魂洗礼还要远为酷烈和浩大。

在《灵与肉》里，张贤亮写过一个许灵均；在《土牢情话》里，他写过一个石在；在《绿化树》里又写了章永璘。从这个形象系列里可以窥见张贤亮对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一贯性，也可看到这些人物精神上的相近相邻之处。当然，《绿化树》的思想艺术成就也可从这样的比较中认识。许灵均似乎更接近于章永璘，但许的思维处于一种定向结构，更多地用了“人民—土地—根”的单向线索；许灵均缺乏纵横交织的网络状意识层次，他的“出国”还是“回乡”，他的与李秀芝的感情纠葛，都缺少必要的充分的冲突，多少被简化了。而章永璘则大为不同，他更倾向于内省式的哲理思考，他的精神活动层次更丰富，他与马缨花的内在分化趋势同许灵均与李秀芝的融合无间加以比较，就不能不承认，章永璘的形象的涵盖力要更为深厚。

有的同志指出，张贤亮“有一种对苦难的病态崇拜”，而“那种通过受苦而净化灵魂的观念实质上的一种宗教心理”。这的确是抓住了张贤亮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缺乏分析和鉴别。我也觉得，强调苦难中的超拔，刻意发掘“伤痕上的美，痛苦中的欢乐”（张贤亮语），倒也确是张贤亮重要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着力之处。我想，问题不在于是否写了苦难，而在于划清“苦难的历程”与虔诚的宗教心理的界限。所谓宗教心理，是指人们不敢正视或不能理喻自己的痛苦的根源，因而认定痛苦的产生乃是自己犯了罪，只有忍耐、赎还，才可脱离苦海。这自然是病态的。但是，假若正视忧患，同忧患斗争，成就为一种伟大的人格，则是一种反宗教心理的积极姿态。我不否认章永璘最初具有病态的宗教心理，但我认为张贤亮对章永璘的这种宗教心理除了不无悲悯，更重要的还是否定和批判。

苦难，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并不陌生，多少年来，不公正的歧视，人为的“苦难”和压抑还少么?不是应不应该描写“苦难”，而是苦难已经接连不断地发生过。虽然不能推论为“越是遭受不公正的歧视排斥反倒越激发革命意志”，但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知识分子假若没有受到如许的苦难，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愈益成熟和清醒了。所以，描写“苦难的历程”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苦难”也要分析：打成“右派”是“难”，不被信任是“难”，精神压抑是“难”，“左”的毒害是“难”，思想禁锢是“难”……九九八十一难，都是“苦难”，都是客观事实。所以，章永璘的道路是特殊的，也是典型的。他的道路之不同于林道静，《绿化树》之不同于《青春之歌》，乃是因为章永璘与林道静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而绝不是如某些论者苛责的：说它“很难像《青春之歌》那样能够概括当时青年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一般的规律性的历史”。可忧的正是这种拿着“一般的规律性”尺子的评论。须识，典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并非一种。即使是林道静，也不过是民主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那么章永璘呢？作为六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难道没有存在的权利吗？

“人民意识”与野性的赞歌

直到现在，为了在思想倾向的最根本之点上划清评价《绿化树》的界限，我们还没有顾得上正面地、仔细地端详马缨花呢（虽然在前面已多次提到过她）。然而，我们怎能稍稍遗忘这位飞扬流动、奔放不羁、情如烈火、性如野风的女主角呢？离开了她，一部《绿化树》将会黯然失色。如果说，章永璘是九部系列中篇的贯穿着的中心人物的话，那么局限在“这一部”《绿化树》来看，马缨花则是它的主人公。她不仅体现着该部作品的思想底色和根基，而且以她为中心，由章永璘和海喜喜共同构成鼎足而三、缺一不可的人物关系。难怪作品要以她来命名了。

在“这一部”里，章永璘像一个在荒原上冻僵了的迷路人，是马缨花把他搀扶起来，温热了他的躯体，恢复和激发了他求知的欲望和继续生活的勇气。章永璘，这当时最卑贱的灵魂，在接过了当时最昂贵的白面馍馍的时候，不由流下了两行清泪。从此，“宝石般的指纹溶进了他的血液”，他在这位富于伟大同情的野性女子面前，怀着无限感激之情，低下了他沉重的头颅。

仅仅是感激而已！章永璘曾经苦恼而困惑地自问：“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认为，弄清这种“关系”同样是理解《绿化树》的核心问题之一。许多文章都把章永璘和马缨花的关系称为“爱情”，对此，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我认为这至少是对“爱情”的一种滥用。当我看到章永璘说“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的时候，当我听到章永璘的“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内心自问的时候，当章永璘突然产生要把马缨花让给海喜喜的念头的时候，我几乎不忍卒读了。马缨花啊，如果你知道了这一切，你的心会碎的！

你对章永璘是一种之死靡它的烈火般的爱。他要拥抱你，你说：“还是念你的书吧”；他不能克制性欲的冲动，你说：“那会伤身体”；他怀疑你的忠诚，你说：“你把它拿去吧”；你发出过这样令人战栗的誓言：“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然而，你并未真正理解章永璘，就像他并不真正理解你一样。你的爱不过是“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他的爱则“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反照”。你并不是他的“阿哥的肉”；他也不是你的“狗狗”。尽管章永璘出于感恩、“义务”和改变血统的自我劝慰，表现出尽可能高的热情向你“求婚”（这“求婚”因你尖刻而清醒的笑声而变得多么可笑），但可悲的“差距”依然无情地横在你们之间。这样的描写，的确达到了严酷的毫不容情的真实，或表示激赏。但或还是要回到那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上来：章永璘和马缨花，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其实，质言之，这是一个受难的知识分子与筋肉劳动者之间的血肉联系，这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有人说，《绿化树》描写的不过是被张贤亮多次重复过的“一个并不新鲜的‘落难’知识分子与一个善良、多情、没有文化的劳动妇女的爱情故事”罢了。这未免说得太轻松了吧！读了《绿化树》，我们难道不会感到我们过去对劳动人民的认识太肤浅了吗？难道不觉得过去对于人民创造历史这个千古不移的命题缺乏真正深刻的感受吗？难道不会遗憾于我们对人民中蕴蓄的非凡耐力和韧性认识不足吗？资产阶级的“优生学”家们总是斥责人民群众是最不讲理的、疯狂的、野性的，因而也是智力低下的。他们甚至认为“个人一到群众里面，他的知识程度就不能不骤然降低”。事情恰恰相反。章永璘正是来到“农场一分队”，生活在这个靠“捎日子”计算日月的荒村以后，他那麻木钝化的心才得到了复苏。这自然只能发生在特殊年代里像章永璘这种特别身份的人身上。但是，正像吕叔湘在《文明与野蛮》一书的后记里所说的：“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文明与野蛮》，第299页。

读者想必记得小说开篇不久，海喜喜的民歌给章永璘的心灵震撼力吧。“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这议论也精辟。显然，作者在强调劳动者与大自然的血缘关系这个美学问题。可是，有的论者却指责作者“对这种毕竟是不文明的、落后的东西加以无限赞美能是适当的吗？”这恐怕是迂阔之论。文明与诗意毕竟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狄德罗痛恨贵族的虚伪矫饰，就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愈文明，它的风俗习惯就越没有诗意”，“诗需要的是一种巨大的粗犷的野蛮的气魄”。大画家高更自称是“幼稚而粗鲁的野蛮人”。这些话自然经不起社会学家的“逻辑推理”，但你能说，作为一种美学见解，这样的说法就没有一定道理吗？

事实上，张贤亮完全无意于从社会学的角度辨析马缨花们的“智商”和文化水平，他要发掘和赞美的是那种带着原始色彩的、与披着“左”的革命外表的虚伪“革命”相颉颃的人民的伟力。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这叫做“人民意识”——“文学是人民的意识，它像镜子一般反映出人民的精神和生活；在文学中，像在事实中一样，可以看到人民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的地位，以及从它的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精神历史发展的契机。人民的文学源泉可能不是某种外在刺激或外在的推动力，而只是人民的世界观。”别林斯基：《一八四○年的俄国文学》。

正是这种“人民意识”不但恢复了章永璘的筋肉，而且启发了他的智慧和生活信念。就拿马缨花来说，她是作者在荒凉的边陲，在人们目力不及的地方，所发现的一个奇异的存在，通过她展开了一个陌生的、充满诗意的道德世界。虽然她有个“私生女”，她是个轻浮的风尘女子吗？虽然她开“美国饭店”，她牺牲过自己的人格吗？有许多人对她挤弄着贪婪的目光，但她不是西北高原上的“宝贝儿”，她的唾弃和峻拒也是令男人们畏惧的。她似乎很天真洒脱，其实机智果敢。她的生存方式和手段都带着野性的真诚和洞察人情世态的机警。最妙的是作为劳动者她却又瞧不起同是劳动者的海喜喜，她更喜欢读书人。她没有“政治觉悟”的偏见和等级观念的尊卑意识，她由于地域和民族的关系，由于撒马尔罕后裔的血统，也没有内地女子的宗法观念，她是一株“喜光、耐干旱”的野性之花。她的意识和生存方式，不就是一种对抗吗？如果拿她和张贤亮笔下的“卡门”（《吉卜赛人》）、乔安萍（《土牢情话》）、李秀芝（《灵与肉》）、韩玉梅（《河的子孙》）加以比较，我们要说的话也许就更多了。至于海喜喜的野蛮、粗豪、重义、慷慨，谢队长的骂声中的“良心”……这一切，都绝妙地体现出如上所说“人民的世界观”。

表现强烈的“人民意识”，讴歌淳朴的野性美、畸形美，可说是张贤亮美学理想的基调，也是形成他作品的雄奇深沉、刚健浑脱、悲怆婉转的“高原风格”的重要基因。在小说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这个看法，至少对中国当代文学是适当的，至于欧洲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则不尽然。但不管作者自己怎么说，就《绿化树》来看，马缨花的确如巨大的底盘，支撑着章永璘踏上崎岖的人生之路。

“自我限定”与“左”的胎痕

也许，读者会认为我对《绿化树》过分地偏爱了。其实，在阅读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我时时感到，张贤亮一面在不断痛切地批判着“左”倾思想的危害，一面无形中流露出他身上残留的“左”的胎痕。这几乎是任何一个从五十年代走到今天的作家都无法完全克服干净的精神负担，这并不奇怪。如果要穷根究底，“左”的思想根源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不无关系，是一种“胎痕”。例如，张贤亮更多地强调了章永璘的“内省”，而回避着对外界的批判剖析；他否定流行的“思想改造”的悖谬的一面，却又在整体构思和人物布局上，逃不出这个大致的框架和途径；他充分描写了章永璘的精神一度崩溃，却忘记了这个新中国的青年教师不可能不保留建国初期所受的革命教育和争取投身革命（哪怕他理解得很单纯）的冲动；他赞颂人民的淳厚和不怀偏见，却忽视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也不可能在人民中毫无反应——到处都是温情；他描写了《资本论》对章永璘个人精神的启迪，却忽略了假如真正对《资本论》心领神会的话，章永璘的反抗意识和怀疑心理要比现在大好几倍。何况，正如作者也写到的，脱离了对外在世界的改造，内在世界的改造也是靠不住的；他既然要写一个“苦难的历程”，章永璘的“超越自我”的“自觉性”诞生得是否仍然轻易了些；他写的是劳动人民对章永璘的感召，但在具体描写中章永璘真正接触的似乎太限于马缨花的小屋了……总之，章永璘的心理过于阴郁了些，我们有理由要求章永璘哪怕葆有一点儿像王蒙《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气息的残痕也好。

关心张贤亮创作的同志可能早就注意到了。张贤亮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感兴趣，并在其他作品中多次引用，这无可厚非。问题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在感性事物中的显现”的美学原则，他的“艺术清洗论”——“概念完全贯注到符合它的实在里”的原则，实际上对张贤亮的创作有着一定影响。他很强调理性在创作中的作用，这一面固然增强了哲理意识，另一方面也致使作品中壅塞了较多的抽象概念。这就不时出现艺术形象与自我概括的矛盾，心理描写与哲理表述的矛盾，其结果，反而限制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形象的广阔内涵和外延，变成了一种“自我限定”。因为任何“理性”都不可能完全数清生活之树究竟有多少叶片。当然，我们不会也用不着受他那越来越多的谈玄说理的眩感，重要的还是看他描绘出了什么，而不是说明了什么。

《绿化树》已不仅是作为系列中篇之一的片断意义存在着，且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独特现象，留给人们以众多的话题和有价值的争议了。也许这是历史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视觉误差”造成的吧，那么，就放它回到时间和空间中再受检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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