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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安乐居

2018-07-20 09:33 来源:www.xuemo.cn 作者:汪曾祺 浏览:1818484

 

汪曾祺:安乐居

安乐居是一家小饭馆,挨着安乐林。

安乐林围墙上开了个月亮门,门头砖额上刻着三个经石峪体的大字,像那么回事。走进去,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有几十棵杨树。当中种了两棵丁香花,一棵白丁香,一棵紫丁香,这就是仅有的观赏植物了。这个林是没有什么逛头的,在林子里走一圈,五分钟就够了。附近一带养鸟的爱到这里来挂鸟。他们养的都是小鸟,红子居多,也有黄雀。大个的鸟,画眉、百灵是极少的。他们不像那些以养鸟为生活中第一大事的行家,照他们的说法是“瞎玩儿”。他们不养大鸟,觉得那太费事,“是它玩我,还是我玩它呀?”把鸟一挂,他们就蹲在地下说话儿,——也有自己带个马札儿来坐着的。

这么一片小树林子,名声却不小,附近几条胡同都是依此命名。安乐林头条、安乐林二条……这个小饭馆叫做安乐居,挺合适。

安乐居不卖米饭炒菜。主食是包子、花卷。每天卖得不少,一半是附近的居民买回去的。这家饭馆其实叫个小酒铺更合适些。到这儿来的喝酒比吃饭的多。这家的酒只有一毛三分一两的。北京人喝酒,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喝一毛三的是一个层次,喝二锅头的是一个层次,喝红粮大曲、华灯大曲乃至衡水老白干的是一个层次,喝八大名酒是高层次,喝茅台的是最高层次。安乐居的“酒座”大都是属于一毛三层次,即最低层次的。他们有时也喝二锅头,但对二锅头颇有意见,觉得还不如一毛三的。一毛三他们喝“服”了,觉得喝起来“顺”。他们有人甚至觉得大曲的味道不能容忍。安乐居天热的时候也卖散啤酒。

酒菜不少。煮花生豆、炸花生豆。暴腌鸡子。拌粉皮。猪头肉,——单要耳朵也成,都是熟人了!猪蹄,偶有猪尾巴,一忽的工夫就卖完了。也有时卖烧鸡、酱鸭,切块。最受欢迎的是兔头。一个酱兔头,三四毛钱,至大也就是五毛多钱,喝二两酒,够了。——这还是一年多以前的事,现在如果还有兔头也该涨价了。这些酒客们吃兔头是有一定章法的,先掰哪儿,后掰哪儿,最后磕开脑绷骨,把兔脑掏出来吃掉。没有抓起来乱啃的,吃得非常干净,连一丝肉都不剩。安乐居每年卖出的兔头真不老少。这个小饭馆大可另挂一块招牌:“兔头酒家”。

酒客进门,都有准时候。

头一个进来的总是老吕。安乐居十点半开门。一开门,老吕就进来。他总是坐在靠窗户一张桌子的东头的座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这成了他的专座。他不是像一般人似的“垂足而坐”,而是一条腿盘着,一条腿曲着,像老太太坐炕似的踞坐在一张方凳上,——脱了鞋。他不喝安乐居的一毛三,总是自己带了酒来,用一个扁长的瓶子,一瓶子装三两。酒杯也是自备的。他是喝慢酒的,三两酒从十点半一直喝到十二点差一刻:“我喝不来急酒。有人结婚,他们闹酒,我就一口也不喝,——回家自己再喝!”一边喝酒,吃兔头,一边不住地抽关东烟。他的烟袋如果丢了,有人捡到一定会送还给他的。谁都认得:这是老吕的。白铜锅儿,白铜嘴儿,紫铜杆儿。他抽烟也抽得慢条斯理的,从不大口猛吸。这人整个儿是个慢性子。说话也慢。他也爱说话,但是他说一个什么事都只是客观地叙述,不大参加自己的意见,不动感情。一块喝酒的买了兔头,常要发一点感慨:“那会儿,兔头,五分钱一个,还带俩耳朵!”老吕说:“那是多会儿?——说那个,没用!有兔头,就不错。”西头有一家姓屠的,一家子都很浑愣,爱打架。屠老头儿到永春饭馆去喝酒,和服务员吵起来了,伸手就揪人家脖领子。服务员一胳臂把他搡开了。他憋了一肚子气。回去跟儿子一说。他儿子二话没说,捡了块砖头,到了永春,一砖头就把服务员脑袋开了!结果:儿子抓进去了,屠老头还得负责人家的医药费。这件事老吕亲眼目睹。一块喝酒的问起,他详详细细叙述了全过程。坐在他对面的老聂听了,说:

“该!”

坐在里面犄角的老王说:

“这是什么买卖!”

老吕只是很平静地说:“这回大概得老实两天。”

老吕在小红门一家木材厂下夜看门。每天骑车去,路上得走四十分钟。他想往近处挪挪,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说:“算了!远就远点吧。”

他在木材厂喂了一条狗。他每天来喝酒,都带了一个塑料口袋,安乐居的顾客有吃剩的包子皮,碎骨头,他都捡起来,给狗带去。

头几天,有人要给他说一个后老伴,——他原先的老伴死了有二年多了。这事他的酒友都知道,知道他已经考虑了几天了,问起他:“成了吗?”老吕说:“——不说了。”他说的时候神情很轻松,好像解决了一个什么难题。他的酒友也替他感到轻松。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不说了?——不说了好!添乱!”

老吕于是慢慢地喝酒,慢慢地抽烟。

比老吕稍晚进店的是老聂。老聂总是坐在老吕的对面。老聂有个小毛病,说话爱眨巴眼。凡是说话爱眨眼的人,脾气都比较急。他喝酒也快,不像老吕一口一口地抿。老聂每次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有人强往他酒碗里倒一点,他拿起酒碗就倒在地下。他来了,搁了一个小提包,转身骑车就去“奔”酒菜去了。他“奔”来的酒菜大都是羊肝、沙肝。这是为他的猫“奔”的,——他当然也吃点。他喂着一只小猫。“这猫可仁义!我一回去,它就在你身上蹭——蹭!”他爱吃豆制品。熏干、鸡腿、麻辣丝……小葱下来的时候,他常常用铝饭盒装来一些小葱拌豆腐。有一回他装来整整两饭盒腌香椿。“来吧!”他招呼全店酒友。“你哪来这么多香椿?——这得不少钱!”——“没花钱!乡下的亲家带来的。我们家没人爱吃。”于是酒友们一人抓了一撮。剩下的,他都给了老吕。“吃完了,给我把饭盒带来!”一口把余酒喝净,退了杯,“回见!”出门上车,吱溜——没影儿了。

老聂原是做小买卖的。他在天津三不管卖过相当长时期炒肝。现在退休在家。电话局看中他家所在的“点”,想在他家安公用电话。他嫌钱少,麻烦。挨着他家的汽水厂工会愿意每月贴给他三十块钱,把厂里职工的电话包了。他还在犹豫。酒友们给他参谋:“行了!电话局每月给钱,汽水厂三十,加上传电话、送电话,不少!坐在家里拿钱,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去!”他一想:也是!

老聂的日子比过去“滋润”了,但是他每顿还是只喝一两半酒,多一口也不喝。

画家来了。画家风度翩翩,梳着长长的背发,永远一丝不乱。衣着入时而且合体。春秋天人造革猎服,冬天羽绒服。——他从来不戴帽子。这样的一表人材,安乐居少见。他在文化馆工作,算个知识分子,但对人很客气,彬彬有礼。他这喝酒真是别具一格:二两酒,一扬脖子,一口气,下去了。这种喝法,叫做“大车酒”,过去赶大车的这么喝。西直门外还管这叫“骆驼酒”,赶骆驼的这么喝。文墨人,这样喝法的,少有。他和老王过去是街坊。喝了酒,总要走过去说几句话。“我给您添点儿?”老王摆摆手,画家直起身来,向在座的酒友又都点了点头,走了。

我问过老王和老聂:“他的画怎么样?”

“没见过。”

上海老头来了。上海老头久住北京,但是口音未变。他的话很特别,在地道的上海话里往往掺杂一些北京语汇:“没门儿!”、“敢情!”甚至用一些北京的歇后语:“那末好!武大郎盘杠子——上下够不着!”他把这些北京语汇、歇后语一律上海话化了,北京字眼,上海语音,挺绝。上海老头家里挺不错,但是他爱在外面逛,在小酒馆喝酒。

“外面吃酒,——香!”

他从提包里摸出一个小饭盒,里面有一双截短了的筷子、多半块熏鱼、几只油爆虾、两块豆腐干。要了一两酒,用手纸擦擦筷子,吸了一口酒。

“您大概又是在别处已经喝了吧?”

“啊!我们吃酒格人,好比天上飞格一只鸟(读如“屌”),格小酒馆,好比地上一棵树。鸟飞在天上,看到树,总要落一落格。”如此妙喻,我未之前闻,真是长了见识!

这只鸟喝完酒,收好筷子,盖好小饭盒,拎起提包,要飞了:

“晏歇会!——明儿见!”

他走了,老王问我:“他说什么?喝酒的都是屌?”

安乐居喝酒的都很有节制,很少有人喝过量的。也喝得很斯文,没有喝了酒胡咧咧的。只有一个人例外。这人是个瘸子,左腿短一截,走路时左脚跟着不了地,一晃一晃的。他自己说他原来是“勤行”——厨子,煎炒烹炸,南甜北咸,东辣西酸。说他能用两个鸡蛋打三碗汤,鸡蛋都得成片儿!但我没有再听到他还有什么特别的手艺,好像他的绝技只是两个鸡蛋打三碗汤。以这样的手艺自豪,至多也只能是一个“二荤铺”的“二把刀”。——“二荤铺”不卖鸡鸭鱼,什么菜都只是“肉上找”,——炒肉丝、熘肉片、扒肉条……。他现在在汽水厂当杂工,每天蹬平板三轮出去送汽水。这辆平板归他用,他就半公半私地拉一点生意。口袋里一有钱,就喝。外边喝了,回家还喝;家里喝了,外面还喝。有一回喝醉了,摔在黄土坑胡同口,脑袋碰在一块石头上,流了好些血。过两天,又来喝了。我问他:“听说你摔了?”他把后脑勺伸过来,挺大一个口子。“唔!唔!”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丢脸,好像还挺光彩。他老婆早上在马路上扫街,挺好看的。有两个金牙,白天穿得挺讲究,色儿都是时兴的,走起路来扭腰拧胯,咳,挺是样儿。安乐居的熟人都替她惋惜:“怎么嫁了这么个主儿!——她对瘸子还挺好!”有一回瘸子刚要了一两酒,他媳妇赶到安乐居来了,夺过他的酒碗,顺手就泼在了地上:“走!”拽住瘸子就往外走,回头向喝酒的熟人解释:“他在家里喝了三两了,出来又喝!”瘸子也不生气,也不发作,也不觉有什么难堪,乖乖地一摇一晃地家去了。

瘸子喝酒爱说。老是那一套,没人听他的。他一个人说。前言不搭后语,当中夹杂了很多“唔唔唔”:

“……宝三,宝善林,唔唔唔,知道吗?宝三摔跤,唔唔唔。宝三的跤场在哪儿?知道吗?唔唔唔。大金牙、小金牙,唔唔唔。侯宝林。侯宝林是云里飞的徒弟,唔唔唔。《逍遥津》,‘欺寡人’——‘七挂人’,唔唔唔。干嘛老是‘七挂人’?‘七挂人’唔唔唔。天津人讲话:‘嘛事你啦?’唔唔唔。二娃子,你可不咋着!唔唔唔……”

喝酒的对他这一套已经听惯了,他爱说让他说去吧!只有老聂有时给他两句:

“老是那一套,你贫不贫?有新鲜的没有?你对天桥熟,天桥四大名山,你知道吗?”

瘸子爱管闲事。有一回,在李村胡同里,一个市容检查员要罚一个卖花盆的款,他插进去了:“你干嘛罚他?他一个卖花盆的,又不脏,又没有气味,‘污染’,他‘污染’什么啦?罚了款,你们好多拿奖金?你想钱想疯了!卖花盆的,大老远地推一车花盆,不容易!”他对卖花盆的说:“你走,有什么话叫他朝我说!”很奇怪,他跟人辩理的时候话说得很明快,也没有那么多“唔唔唔”。

第二天,有人问起,他又把这档事从头至尾学说了一遍,有声有色。

老聂说:“瘸子,你这回算办了件人事!”

“我净办人事!”

喝了几口酒,又来了他那一套:

“宝三,宝善林,知道吗?唔唔唔……”

老吕、老聂都说:“又来了!这人,不经夸!”

“四大名山?”我问老王:

“天桥哪儿有个四大名山?”

“咳!四块石头。永定门外头过去有那么一座小桥,——后来拆了。桥头一边有两块石头,这就叫‘四大名山’。你要问老人们,这永定门一带景致多哩!这会儿都没有人知道了。”

老王养鸟,红子。他每天沿天坛根遛早,一手提一只鸟笼,有时还架着一只。他把架棍插在后脖领里。吃完早点,把鸟挂在安乐林,聊会天,大约十点三刻,到安乐居。他总是坐在把角靠墙的座位。把鸟笼放好,架棍插在老地方,打酒。除了有兔头,他一般不吃荤菜,或带一条黄瓜,或一个西红柿、一个橘子、一个苹果。老王话不多,但是有时打开话匣子,也能聊一气。

我跟他聊了几回,知道:他原先是扛包的。

“我们这一行,不在三百六十行之内。三百六十行,没这一行!”

“你们这一行没有祖师爷?”

“没有!”

“有没有传授?”

“没有!不像给人搬家的,躺箱、立柜、八仙桌、桌子上还常带着茶壶茶碗自鸣钟,扛起来就走,不带磕着碰着一点的,那叫技术!我们这一行,有力气就行!”

“都扛什么?”

“什么都扛,主要是粮食。顶不好扛的是盐包,——包硬,支支楞楞的,硌。不随体。扛起来不得劲儿。扛包,扛个几天就会了。要说窍门,也有。一包粮食,一百多斤,搁在肩膀上,先得颤两下。一颤,哎,包跟人就合了槽了,合适了!扛熟了的,也能换换样儿。跟递包的一说:‘您跟我立一个!’哎,立一个!”

“竖着扛?”

“竖着扛。您给我‘搭’一个!”

“斜搭着?”

“斜搭着。”

“你们哪会拿工资?计件?”

“不拿工资,也不是计件。有把头——”

“把头,把头不是都是坏人吗?封建把头嘛!”

“也不是!他自己也扛,扛得少点,把头接了一批活:‘哥几个!就这一堆活,多会扛完了多会算。’每天晚半晌,先生结帐,该多少多少钱。都一样。有临时有点事的,觉得身上不大合适的,半路地儿要走,您走!这一天没您的钱。”

“能混饱了?”

“能!那会吃得多!早晨起来,半斤猪头肉,一斤烙饼。中午,一样。每天每。晚半晌吃得少点。半斤饼,喝点稀的,喝一口酒。齐啦。——就怕下雨。赶上连阴天,惨啰:没活儿。怎么办呢,拿着面口袋,到一家熟粮店去:‘掌柜的!’‘来啦!几斤?’告诉他几斤几斤,‘接着!’没的说。赶天好了,拿了钱,赶紧给人家送回去。为人在世,讲信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少!……

“……三年自然灾害,可把我饿惨了。浑身都膀了。两条腿,棉花条。别说一百多斤,十来多斤,我也扛不动。我们家还有一辆自行车,凤凰牌,九成新。我妈跟我爸说:‘卖了吧,给孩子来一顿!’丰泽园!我叫了三个扒肉条,喝了半斤酒,开了十五个馒头,——馒头二两一个,三斤!我妈直害怕:‘别把杂种操的撑死了哇!’……”

“您现在每天还能吃……?”

“一斤粮食。”

“退休了?”

“早退了!——后来我们归了集体。干我们这行的,四十五就退休,没有过四十五的。现在打包的也没有了,都改了传送带。”

老王现在每天夜晚在一个幼儿园看门。

“没事儿!扫扫院子,归置归置,下水道不通了,——通通!活动活动。老呆着干嘛呀,又没病!”

老王走道低着脑袋,上身微微往前倾,两腿叉得很开,步子慢而稳,还看得出有当年扛包的痕迹。

这天,安乐居来了三个小伙子:长头发,小胡子、大花衬衫、苹果牌牛仔裤、尖头高跟大盖鞋,变色眼镜。进门一看:“嗨,有兔头!”——他们是冲着兔头来了。这三位要了十个兔头、三个猪蹄、一只鸭子、三盘包子,自己带来八瓶青岛啤酒,一边抽着“万宝乐”,一边吃喝起来。安乐林喝酒的老酒座都瞟了他们一眼。三位吃喝了一阵,把筷子一挥,走了。都骑的是亚马哈。嘟嘟嘟……桌子上一堆碎骨头、咬了一口的包子皮,还有一盘没动过的包子。

老王看着那盘包子,撇了撇嘴:

“这是什么买卖!”

这是老王的口头语。凡是他不以为然的事,就说“这是什么买卖!”

老王有两个鸟友,也是酒友。都是老街坊,原先在一个院里住。这二位现在都够万元户。

一个是佟秀轩,是裱字画的。按时下的价目,裱一个单条:1416元。他每天总可以裱个五六幅。这二年,家家都又愿意挂两条字画了。尤其是退休老干部。他们收藏“时贤”字画,自己也爱写、爱画。写了、画了,还自己掏钱裱了送人。因此,佟秀轩应接不暇。他收了两个徒弟。托纸、上板、揭画,都是徒弟的事。他就管管配绫子,装轴。他每天早上遛鸟。遛完了,如果活儿忙,就把鸟挂在安乐林,请熟人看着,回家刷两刷子。到了十一点多钟,到安乐林摘了鸟笼子,到安乐居。他来了,往往要带一点家制的酒菜:炖吊子、烩鸭血、拌肚丝儿。……佟秀轩穿得很整洁,尤其是脚下的两只鞋。他总是穿礼服呢花旗底的单鞋,圆口的、或是双脸皮梁靸鞋。这种鞋只有右安门一家高台阶的个体户能做。这个个体户原来是内联升的师傅。

另一个是白薯大爷。他姓白,卖烤白薯。卖白薯的总有些邋遢,煤呀火呀的。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个头很高大,两只圆圆的大眼睛,顾盼有神。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白薯大爷卖烤白薯只卖一上午。天一亮,把白薯车子推出来,把鸟——红子,往安乐林一挂,自有熟人看着,他去卖他的白薯。到了十二点,收摊。想要吃白薯,明儿见啦您哪!摘了鸟笼,往安乐居。他喝酒不多。吃菜!他没有一颗牙了,上下牙床子光光的,但是什么都能吃,——除了铁蚕豆,吃什么都香。“烧鸡烂不烂?”——“烂!”“来一只!”他买了一只鸡,撕巴撕巴,给老王来一块脯子,给酒友们让让:“您来块?”别人都谢了,他一人把一只烧鸡一会的工夫全开了。“不赖,烂!”把鸡架子包起来,带回去熬白菜。“回见!”

这天,老王来了,坐着,桌上搁一瓶五星牌二锅头,看样子在等人。一会儿,佟秀轩来了,提着一瓶汾酒。

“走啊!”

“走!”

我问他们:“不在这儿喝了?”

“白薯大爷请我们上他家去,来一顿!”

第二天,老王来了,我问:

“昨儿白薯大爷请你们吃什么好的了?”

“荞面条!——自己家里擀的。青椒!蒜!”

老吕、老聂一听:

“嘿!”

安乐居已经没有了。房子翻盖过了。现在那儿是一个什么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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