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过去人民受苦，现在文化受难

江弢/摄

冯骥才：过去人民受苦，现在文化受难

　　“我曾经说过，我是文化保护的失败者。我写作，很少说稿子被退回来；但是我想保护的重要的文化遗产被拆除了；这样的事情经常碰到，我会想另外的办法，不放弃。我做任何事情不去想它不成功怎么样。”冯骥才说。这是他的坚守，也是他的悲壮。

　　有人说，冯骥才是一只精卫。冯骥才说：“精卫是我的偶像，我有的就是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很难，但总要有人做，我去做了。” 或者说，他的气质中本来就有伤感的一面。比如，他喜欢伤感的音乐和文学，喜欢契诃夫，喜欢柴可夫斯基；他很容易被感动，就像《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本来想写得幽默些，但最后仿佛必须落得一个伤感的结局才尽情尽意；他又是个天性快乐的人，所以才有《哈哈镜》、《酒的魔力》；他骨子里也有坚韧的成分，所以才对《义和拳》、《神灯》和《爱之上》等充满激情；他对地方乡土有着深厚的情爱，这使他写出了《鹰拳》和《逛娘娘宫》……他说，作家脑袋里都有固定的波段和波长，收到哪个波段的信号，就能放出哪个波段的信号。现在，他的波段是文化遗产保护。

　　因此，小说家、画家冯骥才的名字，1990年代以来更多地与“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联系起来。单说两年前启动的“中国古村落代表作项目”和“口头文学的数字化工程”，单是口头文学就已有8亿8千7百万字输入数据库。按照冯骥才的估计，按每30万字出一册的话，要出3000册。虽然数字惊人，他仍然希望把这套书列入出版计划。

　　今年1月，冯骥才一下推出了8本书：《文化诘问》、《春天最初是闻到的》、《离我太远了》、《一百个人十年(修订版)》、《文化先觉：冯骥才文化思想观》、《中国木版年画代表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凌讯》记录了冯骥才1977-1979年在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式写作”的人和事。书中有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珍贵旧照，是乍暖还寒的季节不可或缺的见证。

　　“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把葡萄变成酒；保存岁月最好的方式是致力于把岁月变成永存的诗篇或画卷。”冯骥才就是这样，把他经历过的岁月，变成了充满意境的画作或隽永优美的文章。

　　精神在溃退，甚至在崩溃

　　◎读书报：您担任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据说研究院有7个博物馆，您认为数字化时代，博物馆于教育、于公众承载怎样的功能？

　　●冯骥才：我主张把学院博物馆化，研究院的建设非常现代，全是艺术品，小型但很专业。博物馆在学校的腹地，对学生开放，主要提供给学生交流，也经常搞一些展览。

　　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部就是《诗经》，所有文学创作都从民间文化里获得影响。口头文学是大量从民间从田野收集的，如果不记录下来，不存录起来，很容易丢失，非遗文化中最容易丢的是口头文化。来不及印成书，先做成数据库，再由专家分类，全民共享。我最终还有一个理想，就是把这些东西变成纸质出版，送给世界重要的图书馆，让他们知道中国文化的分量。

　　◎读书报：《凌讯》中谈到《铺花的歧路》发表，您在文章中表达：“为什么这时真正的文学支持都来自遥远的五四”？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种怀念，还带着对一代人远去的伤感。

　　●冯骥才：那个时代的作家对文学的敬畏、对社会的责任更为纯粹。现在讲市场经济，用消费拉动经济，一定要刺激人们消费的欲望，是一个物欲的社会、功利的社会。好像这个时代不需要思想或精神，更多需要获得利益的智慧，需要各种各样的谋略，精神贬值，商业文化充满了霸权。弗兰克•富里迪有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英国和法国也有这样的问题，法国二战后知识分子就很少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和五四时期不一样，那个时期整个人类为了精神，而且精神的价值无比重要，总在不断追求、探索重大问题。我认为文学最重要的还是精神，甚至我认为文学是纯精神的。现在纯粹的精神在溃退，甚至在崩溃。

　　有一次我和挪威的作家对话时谈到作家自由的问题。文革时作家的心灵是不自由的，受到文革时期思想专治的扼制；文革后思想解放了，我们获得了创作的自由，无形中又被另外巨大的东西控制住了，这就是市场。纯文学本身也被各式各样的畅销书、版税这些东西腐化了。商业文化从外面腐化你，你自己也被这些商业目标、虚假的知名度蚀掉，失去了文学本身神圣的存在价值。我们当代的文学，不止文学，整个文化正在平庸化。甚至于文学有些找不着北。

　　◎读书报：也有一些作家在坚守，努力探索、呈现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

　　●冯骥才：但是没有纯文学的环境。好的作家、在探索的作家，他们实际上甚至没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环境。我们的文化界、文艺界究竟有多少好的作家、好的艺术家？都被市场化了。我们听不到作品的名字，更多的是听到一平尺多少钱；不知道哪部作品有名，只知道哪个画家的作品的价格，这不是悲哀吗？

　　我之所以写《凌讯》，是回忆我刚刚走近文学时的感受。我特别怀念那个时期，也特别感谢五四时期的作家，像巴金、冰心、茅盾，他们在火炬还没有熄灭的时候，交到我们手中，并且把他们的精神传递下来。那批作家有纯粹的文学精神，关键是，那种纯粹的文学精神在当时的文坛是占主流的。

　　文化在受难

　　◎读书报：在《凌讯》中，您把朝内166号称为是“精神的巢”，能否概括一下人文社对自己的影响？

　　●冯骥才：我是用感恩的心情，来写我走上文学之路时帮助过我的、特别是对我有影响的人。无论是责任编辑还是当时的社长韦君宜，五四时期的老作家，不只支持我、帮助我成功，更重要的是影响了我，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我怀着一种激情，记录文学的纯粹、文学的神圣感。当年投入文学的时候，我觉得人民在受难；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在受难。之所以投入文化遗产抢救，是中国文化的那种博大深邃、灿烂辉煌感动了我，文化里包含的丰富的感情感动了我。我对文化遗产的感情和对文学的感情是一样的。我一直在探索，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有哪些东西应该坚持，哪些东西应该解决。哪里有问题，我就要修正。

　　◎读书报：《凌讯》为当代文学史提供了很多东西。接下来您还会有怎样的创作？

　　●冯骥才：我打算写四本书，《凌讯》写了1977－1979，是屠格涅夫式的写法，主要写如何走向文学；第二阶段是80年代，我是80年代文学大潮潮起潮落的亲历者，我会讲述我的亲历；第三阶段基本写90年代的经历，在那个时代我也搁浅，也有抉择。最后急转弯走上抢救文化遗产是90年代末；第四个阶段我要写近15年走过的历程。这四本书完成，就把三十多年的历程写完了。文学创作是我一种反省的方式，反省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变迁中，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是否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从第二本书开始，自我拷问将贯穿始终。我要不留情面地拷问、反省，要对自己负责，也对读者负责。

　　狂风入老柳，从容看万条

　　◎读书报：我很奇怪：您做千头万绪的事，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作品出版？北京画院曾举办“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平时您是如何驾驭这“四驾马车”的？

　　●冯骥才：我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没有超负荷的感觉。一是我喜欢平行的工作方式，写作的时候几个东西同时进行是我的习惯，我写的文体都不一样，有的是思想随笔，有的是游记，有的是散文，有的是纯理论的。我很欣赏黑格尔的工作方式，他是多种工作交叉进行，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是用大脑的不同部分。二是我有特别好的法子休息，我中午不睡午觉，早起先工作三个小时，或看书或研究或写作，也可能画画，一般吃完午饭去学院，做前一天安排好的工作，一般是做三五件事，回家后先睡觉，醒来洗把脸，有一种第二天早起的感觉，晚饭后再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到一两点。这个办法是谢晋导演教我的。

　　我曾经画过一幅画，画一个人看一个被风吹的柳树，配了一首诗：狂风入老柳，一如乱发飘。枝乱我不乱，从容看万条。我喜欢的事情很纷乱，但每件事在我脑子里是清晰的；第三个办法尽量不开会。如果要开会，又很无聊，我就写东西。《春天最初是闻到的》就是在会上写的。写作是内心的冲动，压抑得越强，爆发得越有激情。所以写作不在多和少，而是看是否从内心里淌出来的。画画也是如此。

　　◎读书报：听说您几乎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画作，筹措资金用来保护文化遗产。

　　●冯骥才：20世纪90年代初，作家们沉下来，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王蒙、刘心武在做红学研究，我回到绘画。因为在文学创作之前我有十几年的绘画历史，在从事文学之后我绘画的观念发生了变化。我办画展时去过很多地方，山东、浙江、四川……包括天津，我发现城市的个性开始消失，找不到城市的记忆。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在上海开画展，《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编辑约我到周庄。去时正是早晨，有雾，石板路湿漉漉的，走在桥上看不到周围的景象，能听得见摇船的声音，听得见空中鸟的翅膀搏击空气的声音。转了一圈回到桥上时，看到远处隐隐绰绰有幢房子，特别美。他们说是柳亚子和沈钧儒组织南社的地方，但是这房子马上要拆了。我问他们拆了木料能卖多少钱？回答说三五万元。我回去后就开始卖画，把钱交给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编辑，希望通过他们交涉有关部门，无论如何要留下那幢房子。他们去交涉的时候，房子涨到了15万；我只好再卖画，后来房子又涨了。这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不用卖画了，周庄已经知道那幢房子的重要性了。对我来讲，要抢救遗产的想法没变成现实，但是不知不觉中，保护文化遗产的想法在心里扎下了根。

　　90年代初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当时国家没有经费，我们为保护民间文化奔走呼号，大家问：钱呢？红头文件呢？都没有。我就卖画。在北京卖了100多万元现场捐掉，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为宗旨的私募性基金会，基金会组织开展了包括“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奖”评选在内的多项公益活动；又到苏州卖了300多万元现场捐掉，韩美林很受感动，也画了一匹大马卖后捐掉。很多好朋友都支持我做这些事。卖完后我在美术馆前留了一张影，当时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也在问自己：卖这些画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第二天，我在苏州市有一个讲座，讲我们文化的困境以及怎么应对，人们的激情令我非常感动。我想，卖画的本身不是拿出多少钱做这些事，最重要的是两个：一是对老百姓的影响，让他们知道冯骥才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二是鼓舞了我的团队。现在各级政府有这种文化自觉了，那个时候各地方还没有这种自觉，不理解，我们做文化遗产抢救工作有一种悲壮感。但是我挺喜欢这种有悲壮感的事情，搞艺术的人，一是理想主义，一是完美主义。我做任何事情都希望做得特别好，一定是倾尽全心。用心灵做事，是最美的享受。

　　抢救工作更重要

　　◎读书报：小说《义和拳》《神灯》等都涉及民间文学，22年后，您担任了民协主席。您觉得自己从事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是命中注定的吗？从文学创作到民协主席，自己的写作才华是否有些浪费？

　　●冯骥才：对我来说，遗憾的时候特别少。直到现在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写，不断冒出很多想法。写小说是这样，人必须在小说的情节中活着，因为笔下的人物活在你想象的空间里，必须要在你想象中另外的时间里活着，这对我不可能。每天光接到各地告急的电话非常多，有哪些地方要拆了，有哪些文化的问题需要思考，哪些传承民间文化的艺人出现了什么问题，文化发现的认定也找我，工作千头万绪。

　　中篇以上的写不了，我可以写短篇。写小说最重要的是把你的想法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搬到纸上。我喜欢巴别尔的《骑兵军》、契诃夫的《美人》，都是片断、自由的随笔，有时候写一个人，有时候写一个时间里的行为，充满文学细节。我就用这样的写法，有时候只是抒情，有时候就写一段对话，不时随手写下一些感知的文字。

　　现在我主要做三个事：民协主席，关注的项目太多太大，比如唐卡，涉及到甘肃青海，每个项目要做很多年，都是大量的浩瀚的工作；比如口头文学的抢救，史诗中如叙事诗、神话故事歌谣等已经完成了，第二期是4亿多字，这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文学数据库，比《二十四史》的字数多20多倍，这难道不比我一个长篇重要吗？二是国家非遗专家委员会的主任，非遗有1219项了，现在正审第三批，国家要反复对重要遗产进行普及确定，每年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三是对传统村落的抢救，把好的自然村挑出来进入国家的保护范围，不做的话，自然村每天要消失八十到一百个，有价值的传统自然村落每天要消失一个半，这样的事不比我几本书重要吗？

　　毫无疑问，我知道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做什么事情更重要。我从来没有把写作和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做过比较，个人和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是没法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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