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班·扫马：丝绸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人

拉班·扫马：丝绸之路上走得最远的人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

1275年，景教教徒维吾尔人扫马从北京出发，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同时，他还肩负了大汗忽必烈的秘密使命，前往欧洲收集情报，了解各国动向。忽必烈想要知道，如果他的军队攻取阿拉伯人占领的耶路撒冷，是否能够得到那些欧洲君主的支持。当时蒙古贵族中很多人信奉基督教，包括忽必烈的母亲唆鲁忽帖尼、旭烈兀大王的元妃托古思可敦、阔里吉思等都是景教徒。忽必烈受此影响，对基督教也抱有好感。

与扫马一起出发的另一名景教徒名叫马可，他来自维吾尔的汪古都部。维吾尔族历史上曾先后信奉过佛教、景教和伊斯兰教。景教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隋唐时期传入中国。1225年，扫马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景教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巡察使，曾在北京景教会中任职。他自幼被认为适于从事教士职业，被授以经文，23岁时接受洗礼，成了景教徒。扫马后来被称为拉班·扫马，拉班（Rabban）是叙利亚语，即“大师”、“长老”之意。

13世纪（元朝）拉班·扫马西行主要路线示意图（地图整理/ 邢宇）

扫马是古代中国走得最远的人。他不仅横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到达了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还坐船渡海抵达意大利，最远走到了法国波尔多。他不仅见过罗马教皇，还会晤过英国国王与法国国王。他是有记载的最先深入欧洲的中国人。

但有趣的是，很长时期以来扫马和马可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在于他后来并没有回到中国。他们的经历写在了一本叙利亚语的传记中。直到1887年，一名库尔德斯坦穷困潦倒的占星家，在一个土耳其景教徒手中发现了这个手抄本。这本书很快在巴黎出版，引起了广泛关注。随后，研究文章在《亚洲杂志》、《博物馆》、《东罗马评论》、《宗教社会学》等刊物上发表。扫马的故事才浮出水面，为公众逐渐了解。

扫马能够顺利完成这次旅行，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蒙古完成征服之后，从中国中原到西亚、东欧的万里交通线都处于蒙古帝国的控制之下。丝绸之路第一次处于完全畅通无阻的局面。在保护贸易，保障旅行安全，自由通行乃至宗教自由等方面，蒙古大汗们要比当时的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君主们开明得多。另一方面，由于蒙古的强势地位，西方国家与基督教迫切希望联络蒙古，对抗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所以扫马与马可成为西方世界最欢迎的人。

扫马一行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南线，经过河西走廊后，穿越白龙堆沙漠，然后通过塔里木盆地南道西行到和田，经喀什翻越葱岭辗转来到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在那里，扫马和马可见到了窝阔台汗海都，并获得了海都颁发的通行护照，因此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他们沿着丝绸之路的古道继续西行，进入伊利汗国统治下的波斯地区（今伊朗、伊拉克），经马什哈德、马拉盖到达大不里士。一路上遍访所存不多的基督教教堂和修道院，会晤各教会人士。

由于蒙古人正在跟占据埃及和叙利亚一带的伊斯兰教马木留克王朝激战，扫马和马可没去成耶路撒冷，他们在伊利汗国滞留了好几年。

在等待中，扫马和马可的命运迎来了巨大转机。他们在大不里士城遇到景教大总管马屯哈。马屯哈听说他们会讲蒙语和突厥语，又来自元大都大汗身边，便想让他俩为传教事业服务。1280年，景教大总管马屯哈任命马可为当时中国北部两大教区“契丹城市和汪古都”的大主教，任命扫马为巡察总监，派两人回国传教。于是，扫马和马可两人便动身返乡。第二年，他俩正走在半路上，听说马屯哈死于巴格达。二人立即改变了主意，马上折回来，到巴格达为马屯哈送葬。

随后选举新的大总管时，马可被各地主教一致推选为“东方教会大总管”，称为“雅伯拉哈三世”。本想随扫马一起西行朝圣的马可，忽降殊荣，身价倍增。

马可的当选有着复杂的宗教与政治背景。景教自公元431年以弗所宗教会议后，就以波斯为中心着力向东方发展势力，并获得了很大成功。但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开始挑战景教在波斯地区的地位。9世纪随着“圣战”的进行，伊斯兰教在中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明显占有优势。波斯伊利汗蒙古统治者也不时表现出对伊斯兰教的亲近，景教地位岌岌可危。于是借助和蒙古统治者的特殊关系，马可被任命为景教大总管。就像《唐元二朝之景教》一书中所写的：“马可当选为法主的理由，完全由于当时蒙古势力强大的关系，因为当时掌握全世界的统治权及法制的人，都是蒙古出身的王族。所以必须由精通蒙古语言，明了蒙古的施政方针及熟悉蒙古民族风俗习惯的大德来继承景教法主。因此没有比马可更合适的人。”

另一方面，扫马与马可也获得了伊利汗国统治者阿鲁浑的支持。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四大汗国逐渐分裂，除了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实际上各自为政，甚至彼此混战。占据波斯的伊利汗国，因与元朝为同支的成吉思汗家族所统治，彼此有紧密的结盟关系。阿鲁浑不仅希望借助忽必烈的力量，也希望靠近欧洲基督教国家，以对抗伊斯兰教势力以及其他蒙古汗国的侵扰。

阿鲁浑甚至答应收复耶路撒冷后归还给基督教欧洲，作为合作的报酬。当时罗马教廷和欧洲各国经过数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仍未放弃占领阿拉伯领土建立耶路撒冷王国的计划，也渴望获得外援。因此，兼具基督教徒、蒙古人、忽必烈秘使三重身份的扫马与马可，便被推到了显赫的位置，成为了东西方交往的中介人物。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1284年，奉伊利汗阿鲁浑的命令，扫马率使团出访欧洲。

1287年3月，扫马带领使团从巴格达出发，沿古商路西北行至黑海，然后乘船到达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受到安德罗尼古斯二世的款待。然后又乘船航行两个月来到意大利那布勒斯港。途中看到了1287年6月安茹人同亚拉岗人的一场海战。当他们从那不勒斯登陆赶到罗马时，教皇鄂鲁诺四世已于4月去世。

当时因新教皇尚未选出，扫马继续西行。9月间他来到法国都城巴黎，向法王腓力四世呈交了阿鲁浑的信件及礼物。腓力国王给予了他们很高礼遇，并答应派军队帮助阿鲁浑夺取耶路撒冷，表示愿遣使携带他的复信去见阿鲁浑。最后还请他们访问了巴黎大学及一些名胜古迹。

在巴黎停留了一个多月后，扫马一行又向西南来到加斯科尼（今法国波尔多）拜见了英王爱德华一世。英王获悉阿鲁浑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非常高兴，厚赠了使者。然后扫马带着使团于12月间回到热那亚过冬，同时等候罗马方面的消息。

第二年春天，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继位，他很快接待了扫马一行。扫马向他递呈了阿鲁浑王及大总管雅伯拉哈三世送的礼物及书信。新教皇对阿鲁浑王优礼基督教和准备约请欧洲各国共同收复失地的举动，表示感谢。1288年4月，扫马一行在详细观看了复活节庆典后，带着一大批信件及礼物在腓力国王公使团陪同下，离开罗马经热那亚顺原路返回。

阿鲁浑王对扫马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很高兴，给予了嘉奖。1294年，扫马在巴格达去世，马可也于1317年死于大不里士。他们都没有再返回中国。

扫马的欧洲之行，改变了西方人对蒙古人的看法。他们试图和蒙古统治者结成联盟去共同对付“异教徒”。罗马教廷甚至还梦想使蒙古统治者改宗天主教，将教廷的势力扩展到东方各国。为达此政治目的，最方便的办法便是派遣僧侣充当使者兼传教士，通过扩大宗教影响来谋求政治利益。

在扫马之后，丝绸之路上迎来了传教士时代，其中就包括著名教士孟特戈维诺、鄂多立克，以及教皇特使马黎诺里等人。其中孟特戈维诺在华传教达34年之久。他们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武器等科学技术陆续传入波斯、阿拉伯及欧洲。同时，波斯、阿拉伯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被大量地介绍到了中国。他们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与见闻，不断刺激着西方人前往富饶东方的愿望。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丝绸之路古道研究》、《丝绸之路绿洲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三至六世纪丝绸之路的变迁》、《金钱之旅——从君士坦丁堡到长安》、《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西域通史》、《史记》、《蒙古山水地图》、《大唐西域记全译》、《陈诚及其西使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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