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

陈丹青：怎么看懂毕加索？

毕加索大展的主办方告诉我，大家看了毕加索的作品后还是不太懂。毕加索为什么不好懂，这牵涉到一个知识准备，一个眼界。知识准备对于绘画来说跟文本不太一样，我读不懂法文，也差不多不能直接读英文书籍，但是我不怕，我可以看视觉艺术。

国人认识毕加索的百年演变

毕加索是1881年生的，跟鲁迅同年，1973年去世的，我们有幸跟毕加索生活在同一个时代，1973年他去世的时候我在江西农村，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毕加索，但是我看不到他的画。毕加索的名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传到中国来了，那时候中国正在战乱当中，没有可能邀请欧洲的展览来中国。但已经有中国的画家知道毕加索，像徐悲鸿在法国留学，他不但不懂毕加索还讨厌毕加索，他也不喜欢印象派;刘海粟是另外一种画家，他觉得毕加索的画跟中国画文化相同。他们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北方的现实主义阵营，一个是以刘海粟为主的现代主义阵营。1949年以后，北方的现实主义阵营取得了政治上的地位。基本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就销声匿迹了。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中国恢复了正常的国家生活，包括文化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法国商量，请来了法国乡村画展。我第一次看到了19世纪的一些现实主义画家、印象派画家，像米勒。直接影响到后面画的东西。在北京、上海、重庆、东北等地都出现了很多的艺术活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就是超越古典主义、超越现实主义，超越早期现代主义，甚至超越毕加索这一代人，直接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现代主义，所以很快，1985年出现了美术新潮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中国美术界比较有主见的人，其实对毕加索已经不再感兴趣了。从民国到1949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接受西方的现代主义，以毕加索为例，出现了很多波折。他曾经被民国的留法生喜欢或者不喜欢，解放后一度在中国消失，文革后又以一种迟到的方式成为被模仿的权威和超越的对象。在小圈子里，年轻人已经不太看得起他了，大家开始关注二战后，被称之为后现代的新兴艺术，开始关心像杜尚、路易斯这些人。

1982年我第一次到纽约，进入大都会美术馆，进入现代美术馆，我发现毕加索在西方早就过时了。或者说，毕加索不是过时了，而是进入了历史的背景，变成了一个山峰，变成了一个记忆。他不再是一个问题。从时间脉络看，毕加索相当于中国的齐白石和吴昌硕的年代。

又过了将近30年，绘画界差不多要忘记毕加索了，毕加索来了，平心而论，这是我们国家引进的展览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严肃，比较完整的一个。第一，从他小时候一直到他去世时的画都包括了，虽然数量不是很多;第二，虽然他经典的画没有来，但是有1/4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他画儿子的作品，这些是毕加索重要时期的作品，还是来了。还有他晚期的涂鸦作品也来了不少。更珍贵的是他早年画一个女孩子和流浪汉，在西方的博物馆，这些画都是非常珍贵的，能够到中国来不容易。这么不容易的一个展览来了，我非常高兴公众来看，公众会不会有困扰?毕加索有什么好的，他为什么这样画?

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西方有一个错位或者说时差。这个错位和时差造成我们对西方认知上的一个困境。我们不能说这个困境一定是负面的，因为机会同时也来了。

理解毕加索的时间和空间脉络

话说回来，西方绝大部分民众对毕加索未必喜欢，在他那个时代大家也是看不懂。塞尚是1906年去世的，1907年左右毕加索推出了《亚维侬少女》。今天的《亚维侬少女》被收藏在博物馆，它使美术史有一个大转弯。但是当时画完以后，除了毕加索的几个老朋友喜欢，公众都不喜欢，这个画到十几年以后才被人所认知。《亚维侬少女》是他立体主义实验的一个先身，此后毕加索进入到严谨的立体主义时期。《亚维侬少女》跟非洲雕刻做了一个交融。像《亚维侬少女》这样的作品如果今天能够过来，把毕加索同时代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放在一起看，可能要比单独做这么一个毕加索的展览，对我们有更多的启示。也许还是不懂，但是我们要的不是懂而是启示。艺术的懂是没有穷尽的。我们认知一个艺术家，比如说像毕加索这么一个丰富的矛盾的艺术家，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并不只是我们的问题，西方人也一样。

我很想知道是哪些观众在毕加索哪些作品面前觉得不懂，他为什么要懂，如果懂了对他有什么影响，因为艺术是跟每个人的视觉，每个人的内心在沟通。这个沟通如果被所谓的不懂所阻断是什么意思?这对我们的文化是什么意思?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

在我居住美国的18年，包括这些年我每年都回去，关于毕加索的研究，毕加索的展览，毕加索的画册，毕加索的专题从来没有中断过。这些展览综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毕加索，这样的条件我们这里也会具备。

比方说在毕加索的时代，产生了很多流派。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西方现代主义的黄金(1730.90,5.60,0.32%)时代。同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巴黎之外，意大利有超现实主义。西班牙的米罗和达利这两位大师虽然都跑到巴黎去了，但是他们做的事情跟毕加索非常不一样。年轻的达利第一次到巴黎，一早就去找毕加索。他说我今天刚到巴黎，我没有到卢浮宫去，我先到你这里。毕加索说，你做得对，这个就是当时毕加索的气魄。德国有另外一个运动，所谓的新表现主义，这些人当时不是很主流，可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今天整个欧洲的美术圈越来越重视新表现主义的画家。在一部分的荷兰和大部分的比利时，还有一个流派是属于超现实主义的一个支流，里面最著名的代表画家是玛格丽特，还有南欧的吉利科遥相呼应。这些人做的事情跟毕加索都不一样，同时在俄罗斯和苏联还有一批人遥远地回应毕加索。回到巴黎，单单在巴黎就有很多流派，当时最大的一个和古典主义相对应的流派就是野兽派，以马蒂斯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后来被称之为巴黎画派，里面有很多人，跟毕加索很要好。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要知道毕加索活着的时候，他那个年代还有多少流派跟他不一样，同时又是和他呼应的。毕加索过来了，我们不懂。为什么不懂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生态没有过来，只有他一个人过来。等于只过来一幅画是没有上下文的，这句话讲得再精彩没有上下文你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刚才讲的是空间的脉络，回到时间的脉络，我们不得不讲塞尚。西方人喜欢认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资源，我们今天做这个事情，都是“其来有自”。塞尚从哪里来?表面上他从印象派来;印象派又从哪里来?印象派其实是从巴比松过来的，包括一部分英国过来的。此外刺激印象派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石油已经发现了，整个资产阶级时代和现代文明开始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古典主义已经无法满足了，画得像不像美不美已经不是画家关心的了，画家注意到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用颜料、用笔触、用光线，用温度表达不同的世界，而不是像从前一样模拟现实世界。资产阶级时代开始了，这才会有印象派。这个仍然没有说明塞尚从哪里来，塞尚的理想是我要回到图桑的时代。图桑是17世纪的人，跟塞尚相差200多年。图桑一辈子待在意大利，他的理想是什么，他的理想是文艺复兴，而且真正的理想来自希腊。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塞尚是现代主义之父，马蒂斯说我们都从这里来。从塞尚回到图桑，图桑回到希腊，这样的时间纬度对以后中国引进展览就是一个漫长的名单，可以把西方的整个文脉带进来。这不一定是奢望，这个名单应该在我们期望邀请的当中。

修补粘连认知的碎片

我们今天有钱了，尤其是欧洲和美国遇到了经济萧条，他们非常渴望到中国来，明年、后年甚至会有更好的作品到这里展览，今后有的是这样的机会。这个机会意味着什么?具体来说，就是我们会不会邀请展览。我关心的是年轻人、小孩子和所谓的普通老百姓，也就是大街上的人会不会都能进来看。但是大街上的人一旦进来又说不懂怎么办?这些责任在中国的策展人，挑选作品也要有能力，好东西人家不给，大东西给的话我们也不好运。我们可以做一些小范围的、不必花这么多钱，但是把文脉理得很清楚的展览引进来。可以借鉴欧洲人、美国人办展览的方法。比方说仅仅关于印象派，我就看过好几个不同版本的展览;关于梵高我也至少看过四个以上他的专题展览，每个展览的主题都不一样。不管你懂不懂，四个展览看下来，你对这个人，对这个人的画一定跟你只看他一个展览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回到毕加索，如果真的要懂毕加索，我相信你大约要看一下非洲艺术，看一下塞尚的艺术，看一下新古典主义也就是安格尔的艺术，当然还要看一下希腊的艺术。当你了解这些艺术以后再来看毕加索可能情况会不太一样。一个人物过来，一件作品过来缺乏上下文，缺乏它周围的对照和前后的脉络，难免会产生认知上的迷失。我们经常会看到对艺术家单一的崇拜、模仿某一个画家或是某一个流派，而缺少一个全景观。今天终于我们有机会，不让这个情况再延续下去，所以我们至少要修补、粘连支离破碎的历史记忆和常识。

懂不懂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永远的问题。我出国这么多年，从这么多的眼界当中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想懂，前提就是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文脉。你一定要认识很多的艺术家，才会好好地爱其中的一位艺术家。懂到什么程度是每个人自己的造化。当然这里面又牵出很多的问题，我非常渴望回到像小孩一样，像乡下人一样非常质朴地面对一件作品的状态。有时候看到不懂的东西，我会非常喜欢，这个不懂本身就是一种状态，一种非常质朴的、原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人在乎懂或者不懂这件事，第一你不要自卑，第二如果你真的想懂，知道有怎样的途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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