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作家为谁而写？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作家为谁而写？

作家为谁而写？这问题最简单的形式，出现在写日记的人身上，答案很少是“谁也不为”，但这样讲有误导效果，因为我们能听到的答案都是出现在作家已经写好出版的书里。瑞典作家希加玛·索德堡1905年出版的惊人小说《格拉斯医师》中，有写日记习惯的同名主角这么说：

此刻我坐在打开的窗边，写着——为了谁？不为任何朋友或情妇，甚至也不为我自己。我今天不会读自己昨天写了什么，明天也不会读今天写了什么。我写，只是为了让手动，让思绪自由移动。我写，是为了排遣失眠的时光。

说得跟真的一样，而他确实说得够逼真——我们的读者很容易就相信了。但真正的事实，在这幻象背后的事实是，写这段文字的人并不是葛拉斯医师，也不是毫无对象。写作的人是希加玛·索德堡，对象则是我们小说中进行书写的虚构人物，鲜有不为任何人而写的。通常就算是写虚构日记的虚构作家，也希望预设读者的存在。接下来我要举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一段为例，该书于1949年出版后不久，当时年纪还很小的我便读到了。我们都知道《一九八四》的故事背景在一个由“老大哥”统治的、晦暗极权的未来。主角温斯顿·史密斯在破烂店橱窗里看见一样违禁品：“一本厚厚的四开大的空白记事本，封底是红色，封面是大理石纹”有着“平滑的乳白色纸张”。他渴望拥有这记事本，尽管如此会带来危险。哪一个作家不曾有过类似的渴望？又有哪个作家不曾意识到这其中的危险——简言之，亦即揭露自我的危险？因为如果你拿到—本空白的本子，尤其是有着乳白内页的本子，你就会想要在上面写字。温斯顿·史密斯就这么做了，用的是真正的笔和真正的墨水，因为这样才对得起那漂亮的纸页。但—个问题接着冒出来：

他突然开始纳闷，自己写这本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尚未出生的人……他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多么非同小可。你怎么能跟未来沟通？这种事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跟现在一样，那么它就不会聆听他；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那么他的困境届时也就没意义了。

这是作家常碰到的两难问题：谁会读你写的东西，不管是现在或以后？你希望谁来读？温斯顿·史密斯的第一个读者是自己——把自己违禁的思想写在日记里，让他觉得满足。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受温斯顿·史密斯这本记事本的描述吸引，也试着写起日记，不过不了了之。当时我之所以写不成日记，是因为无法想象读者。我不想让任何人读我的日记，只有我自己能看，但我已经知道自己可能会在日记里写些什么，那又何必把它写下来？好像只是浪费时间。但很多人并不认为如此。许多世纪以来，至少是用笔用纸的那些世纪，无数人忠实地写出无数本日记，其中大部分默默无名，有些则很出名。塞缪尔·佩皮斯是在为谁写日记或者圣西门？或者安妮·法兰克？这种真实人生留下的文件，有某种魔力。它们竟能存留下来、传到我们手中，感觉仿佛得到意外宝藏，或者死者复活。

如今我倒是会记日记，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因为我知道读者是谁：就是大约三星期之后的我自己，因为我现在已经无法记得自己在某日某时做了什么。人年纪愈大，就愈能体会贝克特的剧作《克拉普的最后一卷录音带》。这部剧作中，克拉普用录音带写日记，年复一年。他唯一的读者——或说听者——是他自己，将自己早年生活的录音带片段放出来听。随着时光流逝，他愈来愈难把现在的自己跟以前的那些自己连在一起。就好像那个关于老年痴呆症的差劲笑话“至少这样你天天都有不认识的新朋友”。但在克拉普的情况，以及我自己也愈来愈常发生的情况下，这些新朋友就是你自己。

就作家对读者的关系而言，私人日记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因为作者和读者理应是同一人。就形式而言，私人日记也是最私密的，其次我想则是私人信件：一人写，一人读，分享一份私密。“这是我写给世界的信，这世界从不曾写信给我”，艾米莉·狄更生说。当然，要是她把信寄出，应该就会得到比较多回音。但她确实设想了一个或多个读者，至少是未来的读者：她把自己的诗作仔仔细细收好，甚至缝成一本本小册子。她相信未来会有读者，读者会认真读她的作品，这点跟温斯顿·史密斯的绝望正相反。

绕完了这一圈，现在我要回到第一个问题——作家为谁而写？并提出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一个故事，关于我的第一个真人读者。

9岁时，我加入了一个秘密公社，其中特殊的握手方式、口号、仪式、座右铭一应俱全。这个社名叫“棕仙”，相当怪异，参加的小女孩假装是仙子、矮地精和精灵，领头的成人则叫“棕色猫头鹰”。不幸的是，她并没有打扮成猫头鹰，我们这些小女孩也没有仙子服装可穿，这让我颇为失望，不过没有到失望透顶的地步。

我不知道棕色猫头鹰的真名叫什么，但我认为她很有智慧又公平，而当时我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非常崇拜棕色猫头鹰。我们的活动包括完成各种任务，完成后或许可以得到徽章缝在制服上。要得到徽章有很多方式，包括缝纫、捡拾秋天的种子等等，我另外还做了几本小书，方法很平常：把书页折好，用补袜子的毛线缝好，然后加上文字和图画。我把小书交给棕色猫头鹰，她很喜欢，这一点对我来说绝对比得到徽章更重要。这就是我第一次真正的作家——读者关系。作家是我，中介是我那几本小书，对象是棕色猫头鹰，结果是：她得到乐趣，我得到满足。

许多年后，我把棕色猫头鹰写进一本书。她在我的小说《猫眼》中仍然吹着哨子监督结绳测验，她出现的原因就是许多人事物被写进书里的原因。当时是1980年代，我想真实生活中的那位棕色猫头鹰一定早就过世了。

然后几年前，一个朋友对我说：“你书里的那个棕色猫头鹰是我阿姨。”“她还在？”我说，“她不可能还活着吧！”但她确实还在，于是我们前去拜访她。棕色猫头鹰已经九十多岁了，但她和我都很高兴见到对方。喝过茶后，她说：“我想这些应该给你。”然后拿出我50年前做的那几本小书——不知为什么她还留着——交还给我。三天后，她过世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作家写作是为了棕色猫头鹰，或者为了当时生命中等同于棕色猫头鹰的人。一个个别、特定、真实的人。

接着就是我的第二个答案。在以萨·迪纳森的《带著康乃馨的年轻人中》，年轻作家查理正为作品感到绝望，听见了上帝的声音。“‘来吧，’主说。‘我和你立个约。除了写书必须的苦难之外，我不会额外给你更多苦难……但你必须写书。因为是我要那些书被写出来，不是大众，更不是书评家，而是我，我！’‘可以确定这一点吗？’查理问。‘不是时时刻刻都能。’主说。”

所以，作家就是为这个对象而写：为了读者。读者不是“他们”，而是“你”。为了“亲爱的读者”。为了存在于棕色猫头鹰和上帝之间某处的，理想中的读者。而这个理想读者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一个人——因为阅读永远跟写作一样个别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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