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下）

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下）

三

　　这自然就连接到我的第二点，翻译与译者。常常有人问，什么样的翻译是好翻译？答案是见仁见智，不过可以简单归纳出两派说法。​

　　第一派，我称为纳博科夫派，他认为翻译的作品读起来就该让读者觉得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不能让读者感觉好像是用他的语言写的。第二派是帕斯派，即墨西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他的主张刚好相反。近年来翻译小说出版情况如此不乐观，我看只有勇气超人的翻译才敢遵循纳博科夫的原则，刻意尽量接近原文，让译本读起来生硬像外文。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两种语言，真要逐字翻译，不但让人读不下去，而且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

　　前一阵子，有人问我，翻译莫言的最新小说时是否还是会跟以前一样那么Creative，意思是“有创造性”。我开玩笑说，既然莫言得了诺奖，我的翻译要更接近原文。事实是，翻译他的《蛙》时，我当然没有这么做，不能让莫言和他的小说受损，更不能破坏他的国际名声。我还是照我的一贯翻译哲学进行，翻出作者想说的，而不是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翻译作者说的。​

　　说到莫言，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吧。以下是他从瑞典领奖回来后在北师大演讲时所说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

　　作为一个译者，我同意莫言的想法，莫言自己是不为译者写作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他的小说后，就不需要问他那么多问题了！不过我要再加一句：假如一个作家写完一部小说以后，不仔细地用客观批判的眼光把自己的作品重新看一遍，以确保成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严格审视构思是否谨慎，结构是否严密，是否有错误，是否有不清楚的地方，前后是否一致，遣词用字是否有所变化？这样是不是有点对不起读者？我个人认为是，而应该有一个编辑来帮他们抓出这些缺失。

四

　　我曾经看过一篇采访，某个作家说他的小说出版前，不仅请朋友帮读一遍，而且自己也会设法从读者的角度审视作品，常常抓出一些错误，有时是十分严重的毛病。但身为一部小说的作者，很难完全客观看待自己的作品，因此编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世界闻名的作家都有一个了不起的编辑帮他们成为伟大的作家。即使是写作才华很一般的，我们翻开小说，也常会看到作者感谢他／她的编辑的致语。很不幸的，中国小说只有在出版后翻译成外文时才得到如此应有的待遇，但这些外文编辑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当然只能用他们熟悉的西方标准来看这些小说。​

　　我以前也提过的一个现象是，编辑和翻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报酬也微薄得很，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编辑和翻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也可能是“面子”问题，作家可能觉得他们最懂得如何写作，要借助一个不是作家的人有损尊严，甚至也可能认为自己写的当然是最好的。编辑不是作家，但可能是最好的读者，编辑挑毛病，不是作家的敌人，而是作家求之不得的好友。在中国绝对找不到　Maxwell Perkins　这样的编辑来帮助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和海明威写出不朽的大作；　作为一个客观的旁观者，像他这样的好编辑可以让作家看到作品表面上或者结构上的缺失，帮作家解决创作技巧或艺术层面的问题，因此出版的还是作家自己的小说，但是却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一个作家的写作才华和潜力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相对的，中国出版界没有这个过程。据我所知，很多出版社缺乏特殊才华的编辑，因此小说有毛病也就无法避免了。我在自我访问里也提到过：​

　　不少小说家粗枝大叶，一部作品尚未深思熟虑，构思有缺陷，却急着拿去出版。中国没有严格的编辑把关，因此小说家只好自己来改正错误，修正主题前后不连贯之类的问题，但一般都做不好。不论作家的写作经验如何丰富，也不论知名度多高，他或她都无法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作品，所以必须有另一双眼睛来帮助作家发现作品可能有的问题，又能在大方向上提供新的视角，以求作品尽善尽美。​

　　所以我说中国的出版界其实需要一个全面性的整顿，当然这恐怕是个梦想而已。一部作品从书写到出版到阅读的过程，最重要的配角还是编辑，但是与西方出版界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的编辑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或地位，顶多就是抓抓错别字罢了。我知道的特例只有两个，编辑或出版社负责人给作家提意见，修改之后才出版的作品。在美国，这是出版程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包括翻译的小说在内。很多人批评我和他人的翻译大都与编辑改动有关，他们认定是我做的，其实不是。​

　　这么说，译者都不做改动了？当然不是。但是大部分都只是一些很简单的修饰或修正作者的错误或马虎的地方。有人曾指责我连译带改，事实与指责的相差甚远。最近几年老有人说我的翻译是“creative　translation”，我不太清楚这是褒词还是贬语，有几个中国朋友跟我说，是褒奖，但是他们似乎不知道听起来多么刺耳。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书里也都说明了，译文中的改动绝大多数是美国或英国出版社的编辑所做的，但中国读者，尤其是媒体，总指认我为罪魁祸首。这些英文的编辑既然不懂中文或中国文化，编辑过程中，当然就用他们唯一可用的准则——英文读起来顺不顺，这也是他们判断一部译文优劣的标准。这可能是某些法文译者看不懂中文或看到难翻的部分常常就删掉不翻的原因之一，因为出版社老板看不懂中文，删了也可能使译文读起来顺一些。我知道的就有一个中文小说的德文翻译得了一个大奖，但事实上那个德文翻译几乎是把整本小说重新改写。对中国文学和那个作家来说，是一大胜利，但是却牺牲了“信达雅”里的信，顺便附加一句，我觉得很多人都误解了这个“信”的概念。不过这些都是特例，我所认识的翻译大部分是绝对敬业，值得信赖的专业翻译，他们都竭尽所能设法翻出忠于原著又好读甚至又有销路的译文。有人常常说，译者是一个作家最好的最认真的读者，我想大家都同意这个说法。​

　　最后还有一个要素：读者。我不打算多说，只提一个问题和一点小意见。为什么一个国家的文学需要走出去？换一个问法：为什么一个国家需要输进另一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以下是某个专家学者的回答：“翻译的作品让我们进入生活于另一个时空的人们的内心；　翻译宣扬相异性，是个地道的多文化活动，可以丰富我们自己文化的文学，语言和思想。”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瞩目的焦点所在，但绝对不可以因此就断定外国读者当然会喜欢中国文学。话又说回来，世界各国读翻译文学的读者群虽然相当小，但这一小众对翻译作品情有独钟，总是期待有优秀的而又有意义的人的文学。​

诸位读者对我说的这些可能不是特别满意，因此需要再次声明一下，我不是特意来贬损中国作家或文学作品的，忠言肯定逆耳，我就是希望能引起讨论，激发思考，大家一起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继续努力下去。　（林丽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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